丁玲早期小说的女性主义评析论文

丁玲早期小说的女性主义评析论文关键词：丁玲早期小说性别写作女性主义摘要：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性别写作和女权叙事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

在她早期主要以充满现代意识的青春女性为主人公的诸多小说作品里，洋溢着鲜明而浓厚的性别意识和女权思想，这些作品直到今天也堪称女性主义文学的优秀文本和典范之作，并产生了持久不衰的文学、文化和社会影响。

“丁玲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而不是简单地以妇女为题材的作家。

”①这是美国学者、著名丁玲研究专家白露在其重要论文《〈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在当时极有创见的学术观点。

在这篇文章中，白露还认为丁玲发表于一九四二年的《“三八节”有感》为中国第一篇女权宣言。

其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丁玲主要以新型青春女性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里，就已经蕴含了丰富而突显的性别意识和女权思想，这些小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称得上是女性主义文学的优秀文本和典范之作。

丁玲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和深远的文学影响，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丁玲不仅是女性人格尊严的积极维护者，女性主义文本的热情写作者，更是女权思想的无畏实践者，她那些散发着无穷思想、艺术魅力的女性主义文本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探索和生命历程，对我们今天女性的文学实践、社会实践和人生追求，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影响和无限的启迪意义。

以性爱、情欲为生理基础的两性爱情是人类最鲜艳的生命之花蕊，是人类最圣洁、最美妙、最丰富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享受；对理想爱情的孜孜以求，是人类最本能、最本质的生命欲求和人生内容。

然而，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的束缚，备受男权压迫、统治的女性因重重纲常伦理的非人性的禁锢和束缚，很少有人能获得真正的爱情。

她们被男权社会规定为“第二性”；被视为“花瓶”、“玩偶”，甚至送人的“礼物”；她们最主要被当成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还要恪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贞操贞烈的所谓妇德，必须从一而终。

在这种男权社会性别压迫和性别歧视的巨大阴影之下，女性根本不知“爱情”为何物，更遑论追求和获得爱情。

以反抗封建礼教为使命的“五四”时代浪潮，荡涤了千年封建传统积弊，带来了人性和人欲的一次大解放，也带来了妇女解放的曦微曙光。

作为第二代“五四”精神之女，初登文坛的丁玲一起笔就摆出了颠覆传统，反抗男权，为女性的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摇旗呐喊的前卫、先锋姿态。

在其处女作《梦珂》以及后来更富魅力的《阿毛姑娘》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优秀作品里（本文所涉及的丁玲作品及作品中的引文，均出自张炯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丁玲文集》——笔者注），她以大胆而“越轨”的笔致，从纯女性的视角，书写女性毫不掩饰的情爱渴求、复杂而微妙的性心理以及对理想爱情虽无望但仍执着的追寻，浓烈而突显的女权意识惊世骇俗，令人耳目一新。

梦珂（《梦珂》）是一个美丽而有个性的青春少女，“长得像一枝兰花，颤蓬蓬的”。

还在家乡酉阳中学读书时，就常常一个人“躲在岩洞里看《西厢》”。

幼年丧母、早熟早慧以及“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形成了她孤傲而叛逆的性格。

为摆脱家族为她包办的与姨表兄祖武的婚姻，她以求学为由逃婚到上海。

几年没见到独女的垂垂老父再三写信催她回家，“但想到祖武那粗野样儿，以及家族亲戚中做媳妇们的规矩，又为避免当面与父亲冲突”，她克制了自己想家的念头。

对家族制度和封建婚姻的蔑视和反叛，是梦珂独立人格形成的关键一步。

而与“红鼻子”教员的冲突，则更显示了她不畏强暴的性格和反抗性别歧视、维护女性人格尊严的性别觉醒意识。

那“红鼻子”教员，“当大众还没有到的时候”悍然猥亵学校雇用的女模特儿。

面对“骇得乱喊乱叫”、“还没有穿好衣服的女模特儿”，慑于“红鼻子”的淫威，男女同学大都“只无声的做出那苦闷的表情”，畏缩不前，不知所措；是梦珂挺身而出，怒斥了“红鼻子”。

为表达自己的义愤，梦珂毅然退学，以示对学校侮辱女性的强烈抗议。

梦珂坠入情网而又奋力拔出进而独闯社会，是其独立人格意识的进一步发展。

她曾与表哥晓淞一见钟情，并一度被他的甜言蜜语和温情体贴所迷惑。

但当她发现晓淞与章太太幽会偷情的卑鄙勾当以后，痛苦万分，“从枕头底下把前天收到的那封甜情蜜意的信抽出来扯得粉碎”。

继之，她又偶然偷听到虽都有情人却还在为追逐占有她而争风吃醋的晓淞与澹明的下流无耻的对话，更为自己被欺骗、被当成玩物、纯洁的爱情蒙受玷污而感到羞辱难当。

梦珂曾对“两性相悦”的“新式恋爱”赞赏有加，并曾对备受丈夫冷落的表嫂“嫁人也等于卖淫，只不过是贱价而又整个的”、“一个妓女也比我好！也值得我去羡慕！”的牢骚感到“大骇”和大惑。

现在，从爱情迷梦中惊醒的梦珂开始意识到了男人社会爱情骗局的可怕和可恶，更对爱情的港湾——婚姻和家庭产生了动摇和幻灭。

于是，她别无选择地，更加勇往直前地走向陌生而险象环生的社会大舞台。

在“圆月剧社”，虽然她经受过初试镜头时晕倒的尴尬，虽然她感到那被打扮出来的自己“简直没有什么不同于那些站在四马路的野鸡”，但她终于以自己挑战社会直面人生的坚忍和勇气，“在这纯肉感的社会里”，“慢慢地可以不怕，可以从容，使她的隐忍力更加强烈，更加伟大”。

反抗环境压迫，追寻理想爱情，是梦珂性格的核心，也是其人生求索的巨大动力。

她从反抗包办婚姻，反抗学校暴行，再到反抗爱情的致命诱惑，终于在不无冷酷的社会上站成一个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能自食其力的现代女性，表现出新一代觉醒的女性彻底摒弃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奴性人格，大力张扬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女性主体意识，最终掌握自己命运的性别抗争精神。

《阿毛姑娘》是丁玲继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后的又一篇具有丰富思想蕴含和巨大审美价值的重要作品。

小说主人公阿毛在丁玲所成功塑造的系列女性形象中占有特殊地位，她绝不是如一般批评家所误读误解的是一个追求虚荣而不得的自杀者，而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进取精神，反抗意识最强烈的自由人生和理想爱情的殉难者。

她的轻率赴死固然令人扼腕，但她真正实践了冯沅君笔下的女主人公镌华曾经喊出的“不得自由我宁死”的决绝誓言，向扼杀人性自由的封建礼教提出了最强烈的控诉和抗议。

阿毛以十六岁妙龄，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穷僻山沟嫁给西湖边上的青年农民陆小二。

环境的改变，眼界的开阔，城乡的强烈对比以及由于她的“常常好用心思”，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急遽变化——“早就不是从前的阿毛了”，“现在的阿毛不信命了。

现在她把女人的一生，好和歹一概认为系之于丈夫”。

然而，“当她一懂得都是为了钱时，她倒又非常辛勤地做事，只想替她丈夫多帮点忙才好”。

可见，阿毛虽然有“夫贵妻荣”的传统观念，但绝不是好吃懒做的寄生虫，而是任劳任怨地希冀与丈夫共创家业，过上体面的日子。

但陆小二非但不鼓励支持，反而“骂她癫”，从而使阿毛深感泄气、失望。

阿毛不但物质愿望难以得到满足，爱情生活也备受冷落——“一到夜晚，小二倒头就睡熟了”。

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了，推了几下他都不醒，她就去拨那眼皮。

小二醒了，但立即在她光赤身上打了一下，并骂着说：‘不要脸的东西，你这小淫妇！’”蒙受羞辱的阿毛渐渐地“对于一切，都彻底的灰心了”。

而且稍有懈怠便遭到婆婆的嘲讽和丈夫的辱骂：“妈啦个B，不做事，就替我滚回去！”小二的庸俗粗暴和常有的非打即骂，使阿毛对他不再抱有幻想，她只想逃离这令她窒息的家和毫无感情的丈夫，“她希望有那么一个可爱的男人，忽然在山上相遇，而那男人爱了她，把她从丈夫那里，公婆那里抢走，于是她就重新做人。

”国立艺术院那位黑高个儿教授的出现，几乎使阿毛美梦成真——他要招阿毛去学校当模特儿，月薪五十几元。

对阿毛来说，这无异于喜从天降，绝处逢生，然而却遭到婆婆的粗暴阻拦。

面对婆婆的淫威，“阿毛忍不住叫了起来：‘我要去的！我要去的！为什么不准我去？’”但“阿婆一掌就把她打在地下了”。

这一掌与阿毛的最后自杀有着必然联系，因为它实际上击碎了阿毛仅存的一线希望。

当次日清晨阿毛在大雾中满山遍野寻找那黑高个儿教授而不见时，她才真的绝望了，因为她以为“那男子，就是她所想象的那个……她只想随那人跑去就好”。

这里难免幼稚、幻想的成分，但面临绝境的阿毛义无反顾地追求理想人生和幸福爱情的决心和行动令人感佩，表明阿毛绝非任人摆布的弱女子，她不愿坐以待毙，她要主动出击，谋求新路和自由人生。

作家对阿毛漫山奔跑找寻黑高个儿教授的情景，作了大篇幅的既写实又极富象征意味的描写，其景其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阿毛在大雾的山中边跑边喊上下寻找的不仅仅是黑高个儿教授，更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生和幸福爱情。

但她扑了空，沮丧而归，又遭到丈夫的辱骂和殴打。

此后阿毛越发心灰意冷看破红尘，终于悒郁成疾，绝望中吞火柴自尽。

阿毛的死，看似性格悲剧抑或是爱情悲剧，但从根本上看，实属社会悲剧、性别悲剧，是禁锢女性人身自由的“三从四德”等宗法礼教，扼杀了她年轻的生命。

阿毛虽死，但她无所畏惧的抗争精神和人格独立意识永存，阿毛形象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无疑，作家丁玲通过阿毛姑娘及其悲剧命运的描写所要着力展示的，正在于贯穿作家创作始终的社会批判和性别批判意识。

作为“写作的娜拉”，丁玲本身就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心理习俗作深刻的精神背叛的叛逆女性”②。

因此，这一精神个性和思想倾向必然体现在她的女性主义文本里面。

在她诸多的充满性别批判的文学作品中，反抗包办婚姻，谋求婚姻自主的文学主题理所当然地构成了其女性主义小说的一个基本内容，也是她关照女性不幸命运的一个侧重点。

在丁玲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婚姻的圆满和爱情的甜蜜，映入眼帘的只是一幅幅充满悲情的黯淡凄惨的婚姻逃难图——梦珂（《梦珂》）为反抗包办婚姻，逃婚到上海后几年不敢回家，忍受着怀乡之苦和思亲之痛；阿毛（《阿毛姑娘》）为挣脱包办婚姻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痛苦和不幸，而白白葬送了十七岁的花季青春；“自立女学”的一群女教员们（《暑假中》）为逃避“被嫁”、“被送”、“被弃”的悲剧命运，只好痛饮“同性恋”的苦酒聊以自慰；而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更为悲惨的命运遭际，则给我们展示了另一幅苦难爱情大逃亡的凝重画卷，而“挣扎”和“反抗”，正构成了这幅画卷伤感而沉郁的主色调。

十七岁的花季少女贞贞本来有着甜蜜美好的爱情梦想，她与小学同学、后来是磨房小伙计的憨直青年夏大宝两情相悦，“要好得很”。

但父亲为贪图钱财，强迫她嫁给自己不爱的、年近三十的米铺小老板作填房。

为反抗包办婚姻，她毅然跑到教堂当“姑姑”，显示了她维护人格尊严和爱情理想的坚贞品格。

更为令人感佩的，是她不幸被日军掳去充当军妓后，主动放弃逃离魔窟的机会，服从组织派遣重返魔窟，冒死为抗日武装传递情报。

有一次为送紧急情报，她强忍性病恶化的剧痛，“晚上摸黑一个人来回走了三十里，走一步，痛一步……后来整整睡了一个星期，才又拖着起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