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献综述
关于西安事变
• 对于事变之后各国的态度 • 1. 英、美声称事变为"叛变"，表示支持和平解决 的主张。英、美大使馆与宋子文、宋美龄、孔祥 熙保持密切联系，并由做过孙中山、蒋介石和张 学良顾问的端纳出面积极活动，争取和平解决事 端。 • 2. 日本则宣布张、杨已经"赤化"，声明日本不能 容忍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支持何应钦打内战， 同时支持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组织亲日政府。 • 3.苏联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希望事变 早日和平解决，同时斥责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 行动是"叛逆"行为。
• 推荐书籍：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 第一次以国民党的角度进行论述，体现“公正客观”的历史要义。
西安，古称“长安”，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既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朝代最多（十三代）的城市。因此 在古代史方面十分发达，但是西安对于近代也同样有深远影响，本文介 绍的双十二事变，就是近代史上重要的一幕。
关于西安事变
浅议西安事变问题
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西安事变的经过
•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 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 《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国人民 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 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 军厌恶内战，力主抗敌，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 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 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 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功绩问题
• 以往对于西安事变的评价都较高，但是也有一些新的观点，在此，只 做几个特例。 • 1，关于关于西安事变对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作用问题 • 传统观点是，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统一战线的促成。蒋介石的抗日 立场是被逼出来的。但是有学者认为，西安事变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对 日政策的转变所起的作用只是外部条件。即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国 民党也会走上全民抗日的道路。其中理由有三点。一，国民党统治集 团对日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侵略者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危 及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统治，使它从本质上有了抗日愿望和要求。 • 二，在西安事变之后短短十几天，就有如此重大的政策改变，没有 蒋介石的思想前期基础是不行的，一方面是形势的逼迫，但是一方面 他的民族主义情感起了很大作用。 • 三，基于国内外形势和党自身利益考虑，蒋于一九三五年开始已经开 始了对日备战，尽管其不充分且高度机密，但是这表明在事变前，蒋 有事变前已有了准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期末论文 西安事变—张杨之壮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期末论文题目：西安事变——张杨之壮举姓名学号年级专业11经济3指导教师2011年12月1日“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守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需求，是关系到每个国人切身利益的。
经历了无数压迫的国人，在急需抗日一致抗日的今天，仍然是内忧外患，得不到一只的团结。
焦急，忧虑。
持续了十年代内战该如何停止，顽固不化的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却一心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意味着什么，也许是共产党的独立作战，但这样如何能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黎民。
国民党无论从军事还是从政治上说，都有极强的作战能力，这个是共产党无法否认的。
因此国共合作是当下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
唯一的希望落在了蒋介石身上。
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人士都能认识到现在剿共只会让日本更加嚣张，而蒋介石却一味推行自己的剿共政策。
三六年十二月，他向张学良、杨虎城下大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的命令。
张学良凭借自己的良知开始和蒋介石争论，结果并没有改变蒋介石的态度。
在张学良痛苦陈词后，蒋介石甚至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不能改变！时值一二·九纪念日，西安爱国学生及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也遭到蒋介石特务警察的开枪镇压，并下令张学良对其格杀勿论。
形式严峻，张学良便带着广大学生的要求再次向蒋介石请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张学良无力回天。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广大人民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思量之后，张学良决定对蒋介石采取了兵谏。
㈠西安事变的爆发十一日晚间，张学良与杨虎城紧急磋商，决定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
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十二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十七路军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
西安事变
(2)有位国民党将领西安事变前曾说过：前些年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是 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第 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国共合作，就不可能形成全民抗战势态，没有举国一 致的同仇敌忾，蒋介石七七后也不敢对日宣布抗战。正是因为抗战，国民 党才一度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比较光彩的一页。 (3) 通过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中华民族才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使 得民族灭亡的悲剧没有发生
端纳
这边宋美龄派端纳来摸底，南京方面呢，军事讨 伐的舆论相当高，何应钦也部署了各方面的部队， 甚至派飞机侦察西安的位置，准备派飞机轰炸，形 势立马紧张起来，宋美龄自然是坚决反对，而且把 这个消息经端纳传给了蒋介石，蒋知道后也很紧张， 写了一个手令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动武。同时宋美龄 和何应钦达成协议，停止军事行动3天。形势暂时 缓和了。
南 京 国 民 政 府
然后我们再看看苏联的态度，苏联和共产国际呢是主张和平 解决的，因为苏联也面临着法西斯侵略的威胁，西方是希特 勒，东方是日本，所以他们也很担心这个事情发生后，对苏 联安全不利。他们的主张是对的，但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性质 做了一个不合实际的判断，他们认为张杨是受日本人的影响， 推动才发动西安事变的。
局势推向高潮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叫端纳的人，他是英 国国籍的澳大利亚记者，从1903年开始来到中国， 他和蒋介石 宋美龄，他和张学良都有密切联系， 他曾经担任过张学良的老师和顾问，后来也担任过 蒋介石的顾问，这个人蒋介石信任他，张学良也能 接受。端纳一到西安马上和张学良商谈，也会见了 杨虎城，张杨反复和端纳说，我们是的目的就是要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没有危害领袖的想法。 端纳也很上道，马上把张扬的态度汇报给南京，在 世界的主流媒体都讲。成功把舆论稳定下来。端纳 也见了蒋介石，反复交谈。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冯源摘要：西安事变确实促进了国家统一战线的建立，团结了国内的力量，并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但它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致使蒋介石被迫提前进行全面抗日，由于准备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使得之后的战争损失惨重。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国共第二次合作引言：西安事变是陕西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是在西安事变过后，国共两党正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而西安事变的发生，并不是一朝一夕实现的，而是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共同催化下才发生的。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在西安事变这段时期前，国际上发生了这样两件事，对西安事变的发生产生了影响。
一是在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二是在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共产国际渴望统一一切可以统一的力量来对抗法西斯势力，因此作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个政党之一，国民党自然属于共产国际所要团结的目标，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方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再看看国内，自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来，中国的领土一步步沦陷，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已经逐渐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主要矛盾，不但是共产党，民众联合抗日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在1935年的秋天，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长征，成功度过了自己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因此失去了一举歼灭共产党的最佳时机，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跌至低谷，在这种情况下，联合抗日是当时最好的出路，两党继续争斗只会让日本渔翁得利。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与宏愿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与宏愿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与宏愿 2000字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期间，这件事情震惊了整个国家，不仅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留下了深远的历史烙印。
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正在开展抗日战争，获得了世界各国的支持。
但是，在内部，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导致政局不稳，社会动荡。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主张坚持抗日战争，同时也想铲除共产党的势力，维护政治稳定。
但他的做法却引起广泛的不满，在一部分国民党内部，特别是青年军内部，对国家前途感到担忧，不满意蒋介石的政策，并开始在暗中密谋起义。
西安事变的爆发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四川西城镇北面约40公里的白公馆内。
当时，张学良把共同发起了这场事变，他与杨虎城、李宗仁等人，被认为是国民党内部力量的代表。
他们在白公馆内将蒋介石扣押，并逼迫蒋介石接受自己的主张。
在此期间，张学良等人曾经多次与蒋介石协商，试图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的反对蒋介石的内部政策的不满情绪。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全国各地的震动，国民党内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集团和张学良集团，同时也有在民间的反蒋介石声音，卷入进来的人很多，所以也被视为复杂的政治事件。
虽然事变勉强结束了，但事件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的深远性毋庸置疑。
西安事变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动荡，使得当时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西安事变的发生无疑是一次失败的政治经验。
虽然他最终经过长期谈判达成了和解，但已经无法维持他在全国的威信和提高国民政府的利益;从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意图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内的僵局，留下一条希望国家独立、和平和稳定的出路，试图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
西安事变并非如传统解读所说，是蒋介石的滥权、独裁、内斗的结果。
西安事变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作业论文题目：西安事变学生姓名：王钊学号： 201119281493 所在院系：管理系班级：财管11-10 指导教师：杨越君完成日期：2012年 6月 4 日内容摘要：1936年，随着日军侵华规模的逐步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各阶级人民抗日情绪高涨。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东北军张学良联合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
蒋介石被迫答应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的结果，也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及中共领导人对其大力争取和积极联合的结果。
关键词：西安事变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国民党中共目录一西安事变的经过1 西安事变的序幕—中共领导人争取张学良杨虎城联合抗日，西北统一战线局面初步形成2 西安事变发生—张杨与蒋矛盾激化，由哭谏走向兵谏3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二西安事变的原因及影响1 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2西安事变的影响一西安事变的经过1 西安事变的序幕—中共领导人争取张学良杨虎城联合抗日，西北统一战线局面初步形成。
1935年年末，罗镇战役结束不久，中共中央为实现停止内战，共同对日作战，在《为告进攻陕甘苏区与红军的各部白军长官及士兵兄弟宣言》中表示红军愿意同白军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意向。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更加强了对国民党及其各种军队的统战工作，申明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准备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意向，并同西北其他派别的社会团体﹑武装队伍接洽协商谈判。
张学良受蒋之命，积极剿共。
但东北军受红军打击损失惨重，张学良开始同中共协商。
杨虎城作为陕西地方实力派人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共产党有过合作，私人联系密切。
杨虎城不是蒋介石嫡系，受蒋排挤打压，双方矛盾激化。
中共与张杨二人协商洽谈，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后经双方进一步接触，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终于实现了联合。
关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原因研究综述
【摘要】文章对学术界关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原因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综述：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张学良本人的思想变化；关于中共与张学良的关系；其他因素的影响等一系列因素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并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原因；研究综述一、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有学者提出，张学良之所以选择发动西安事变，在于蒋介石激进的反共政策，对民族危机置之不顾。
李义彬、周天度在《与西安事变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蒋介石本人的不合作态度导致的。
张学良一直对蒋氏政权表示支持，但经过九一八事变和蒋介石的一系列不抵抗政策使张很失望。
从《蒋介石日记》也可以看出，蒋介石本人也对张学良早已心生芥蒂，对于张提出的联共抗日主张，蒋认为是对自己领袖权威的挑战，也是张学良的想法不成熟的表现，因此坚决反对他的主张。
可见在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也在筹划，更好地利用东北军，防备张学良。
薛峰也在《浅析张学良与蒋介石之恩怨》中指出，首先在北伐时期，张学良选择东北易帜，促成了蒋介石完成中国统一。
其次中原大战中，由于东北军的参与才挽救了蒋介石政府的危机。
但是热河失守后，蒋介石却主张让张学良下野来平息民怨，属于以怨报德。
由于对蒋介石的失望，使得张学良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最终发动了西安事变。
关于东北军抚恤金的问题也是蒋张矛盾的一个方面，东北军在陕北战场损失惨重，蒋介石非但没有给予补助，反而取消两个师的番号，让张学良和东北军寒心，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二、张学良的思想变化张学良本人的个性，爱国思想以及现代民主意识思想也是他发动事变的主要原因。
朱正业在《张学良的个性特征与西安事变》中提出：张学良个性中的果断勇敢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促使其毫不犹豫的发动了西安事变。
宋易风、习琳在《试述张学良发动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的方针及其思想基础》中指出，张学良本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加重，各方爱国呼声四起，张学良深受其影响，加上早年对于日本的痛恨，使之一直迫切希望前往前线进行抵御日寇的活动，但遭到蒋的拒绝，陕北战场的失利以及与中共的接触使张学良更加反对内战，蒋介石的坚决剿共政策让他对国家和民族危亡充满忧虑。
西安事变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1. 引言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西安举行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
该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本论文旨在对西安事变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影响以及历史意义。
2. 西安事变的背景2.1 国共内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的关键时期。
国共两党在逐渐失去对日军的抵抗战中，意识到必须达成共同合作的需要，于是于1937年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然而，由于双方的矛盾与差异，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2.2 张学良的困境张学良是东北被占领时期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逐渐激化，张学良面临着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压力，无法独立行动。
这使得张学良不得不依赖其他势力，例如共产党。
3. 西安事变的经过3.1 符合亲共要求的书信共产党利用张学良的困境，通过与其进行书信往来来表达共产党的诉求，并向其施加压力。
这些书信中，共产党明确要求张学良脱离国民党，与红军进行合作。
3.2 张学良被软禁由于张学良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支持态度，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强烈反对。
国民党将张学良软禁在西安，并试图通过施压和威胁来迫使他放弃与共产党的合作。
3.3 刘少奇的到访与国共合作刘少奇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西安与张学良会面，并进一步沟通了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合作意向。
在刘少奇的劝说下，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3.4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应对面对西安事变的发展，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抗议声。
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同意释放张学良，并与共产党达成了停战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4. 西安事变的影响和历史意义4.1 停止内战，抗日合作加强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中国的历史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
国共两党的合作加强，内战得以停止，共同抵抗日军的力量得到增强。
4.2 社会各界的反应和支持西安事变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红星照耀中国西安事变的起因经过
红星照耀中国西安事变的起因经过《红星照耀中国西安事变的起因经过》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
此次事件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旨在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本文将详细剖析西安事变的起因和经过。
西安事变的起因民族矛盾激化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步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九一八事变不仅是日本侵华的开端，也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起点。
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东北三省的资源被掠夺，人民生活困苦，民族危机感愈发强烈。
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学生、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张学良与杨虎城的立场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的立场逐渐发生了变化。
他们意识到，继续内战只会削弱中国的整体实力，无法有效抵御日本的侵略。
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领导者，亲眼目睹了东北的沦陷和人民的苦难，这使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杨虎城则在西北地区目睹了红军的抗日决心和行动，深受感动。
他们都认为，只有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才能形成抗日的强大力量。
因此，他们逐渐形成了联共抗日的坚定立场，并决定通过实际行动来促使国民政府改变政策。
红军的感召与停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与红军实现了停战。
这一停战不仅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提供了与红军建立深厚同志感情的机会，也为他们发动西安事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在陕北的抗日宣传和实际行动，深深打动了张学良和杨虎城。
他们意识到，红军不仅是抗日的中坚力量，也是实现全国团结的重要力量。
通过与红军的接触，张学良和杨虎城逐渐形成了联共抗日的坚定信念。
西安事变的经过蒋介石的西安之行蒋介石在1936年12月初前往西安，意图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继续执行“剿共”政策。
西安事变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篇一：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献综述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综述陈苗历史系历史学“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对开启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颇多，呈现出从多角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
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和拓展了当代史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
而且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利用，其研究的方向逐渐从社会学、政治学拓展到新闻学、心理学方面，而其研究的内容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二）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三）关于事变解决的国际国内力量；（四）关于主要人物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五）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原因和后果问题；（六）关于事变是否推动蒋介石走向抗日道路问题。
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黄道炫的《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中认为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坚持片面抗战，而张学良和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是不同抗日观念的冲突。
而胡欣红则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西安事变，在《运用心理学解析西安事变》中通过对当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心理世界的剖析，张与蒋存在的动机、性格，情感、人生经历等方面的冲突来阐述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张同新在《从国家观的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中认为是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地位与传奇式经历使他国家观的产生表现出曲折、反复和多变的特点，最终才形成了其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的关键，发动了西安事变。
蔡克文在《救国会与西安事变》中认为，救国会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转变与合作，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作了积极的准备，“七君子”事件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诱因之一。
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刘圣陶、罗雄在《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面对西安事变引起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近代史故事2000字
西安近代史故事2000字西安近代史是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双十二事变”。
其他时间西安在我国近代史上默默无闻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
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中国国民党方面：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介石，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
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摘要：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近代史上的一个焦点问题。
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西安事变在历史上所起作用两个方面，论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矛盾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分析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一）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先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剿共”无出路，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消灭杂牌，使张学良逐渐觉醒。
在这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下促使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二)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发展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
”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张学良和蒋介石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
张学良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介石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
史纲论文_西安事变
历史在这里拐弯一、西安事变发生前：1．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基础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他早期执行着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以致于在全国人民面前承担了“不抵抗将军”这个名号。
作为“剿匪”副总司令，是什么让其思想发生巨大转变的呢？1928年皇姑屯事件造成其父亲张作霖遇害，1931年九·一八事变引起国难，家丑国耻集于一身，张学良思想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另外，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均溃败的事实，也让其不得不思量一下东北军“剿共”的前景。
而且在国民党内部得不到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支持，自身地位也骤降。
因此，他重新思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在苦闷中寻求出路。
与此同时，西安事变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杨虎城抗日态度一直很坚决。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他有抗日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
1933年日本侵略热河时，杨虎城就曾经向蒋介石请求，愿率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并曾将所部四十二师开到华北抗日。
而无论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二人的共同特点除了爱国情怀以外，同非蒋介石嫡系的身份使得他们自己的军队不断遭到削弱。
蒋介石对于地方军队，向来是采取分化瓦解、借机消灭的政策。
蒋介石将东北军调往陕北“剿共“，实际上是利用陕北地形逐渐消耗和最终消灭东北军。
凡此种种，都为张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2．国民党内部反蒋日益激烈日本大举进犯，使得蒋介石也坐立不安，考虑着自己既定多年的国策——“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政策公开提出是在《告全国一致安内攘外》中。
蒋介石认为：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而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而不得。
这就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制定政策，考虑的不是民族存亡与国家兴衰，而是怎样保住自己的权力，延续统治地位。
其实蒋介石也不是不想赶走日寇，他只是不愿意伤了自己的实力。
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本身就处于各派斗争中，政权基础不稳。
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就不断会有反派冒出来。
历史论文 西安事变为什么能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为什么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事件经过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
西安事变爆发。
1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与杨虎城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十二月十二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中正的好友。
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
近代史-西安事变
英雄史诗——西安事变历史的风穿过古老的西安城，把时光倒转到1936年的冬天。
12月11日晚，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与17路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在止园紧急磋商，决定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部下孙铭九，带兵冲进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蒋已逃走。
他就带着队伍搜山，于一石头后找到蒋，孙派人架着蒋，送至西安城里，被张、杨扣押了起来。
当即张、杨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
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
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决策，大义之举我们先来看一下背景。
自1931年，日本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广大的华北地区岌岌可危。
此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放下与国民党的政治分歧与斗争，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此时参与“剿共”的国民党官兵也已意兴阑珊，立志于维护国内的和平。
相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却力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主张。
当时的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在与西北八路军周旋的过程中看到共产党思想的先进性，同时严峻的社会现状令他们意识到国共合作、全面抗日势在必行。
于是他们抛下了个人得失，积极暗中联系共产党中央，达成一致抗日的共同意识，并且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
同时张学良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都被拒绝。
后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并于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要挟张、杨“剿共”。
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
两位爱国将领决定冒险实行兵谏。
这是在个人利益与民族存亡和千万百姓安危之间的选择，张、杨两位将领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集体利益之上，实属大义之举。
西安事变：中国军事实力和战略思维的加强
西安事变：中国军事实力和战略思维的加强西安事变，又称“二十一年事变”，指的是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发生的中国国共两党和军阀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一次政治事件。
该事件与中国军事实力和战略思维的加强密切相关。
在1930年代初期，由于前些年的北伐战争使得国民党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并成功地将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纳入其统治之下。
但随着中国国内政治的混乱和外部的压力增加，中国政治局势逐渐恶化。
此时，日本的侵略行为引起了全国上下的注意，因此，有些如张学良、杨虎城等军阀、地方要员转而关注日本的威胁，想要与国共两党进行合作以保卫中国一片土地。
于是，在1936年12月12日，代表张学良的副手杨虎城派遣军事将领冯玉祥和其他将领在南京杀入蒋介石的官邸，强迫他前往西安与他们进行会谈。
经过了长时间的商议与妥协，蒋介石最终同意放弃当时推行的肃清“红军”的政策，并与张学良、杨虎城等人讲和，承认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答应共同抵御日本军队的进攻。
西安事变的发生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强烈反响，这场事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军事实力和战略思维加强的标志。
一方面，西安事变表明了中国的军阀集团、政治派系开始正式将日本列入敌人之列，并推出了能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统一的战略策略。
另一方面，西安事变对中国共产党和其领袖毛泽东的伟大意义，更将共产党人视为能够与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抵制日本侵略的有力力量。
西安事变虽然表面上是中共和国民党达成共同抵御日军的妥协协议，实际上更体现了中共已经具备了同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抗日战线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西安事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地区性的作用，而是影响到了国共两党的纵深战略思维。
总之，西安事变的发生，表明中国军事实力和战略思维已经加强，华夏儿女已经领悟到了保护自身民族利益的重要之处。
它同时对中国和外部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为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
这一事件揭示了国共两党内部矛盾加深的现实情况，也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问题的重要考验。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和影响。
一、时代背景与事件概况西安事变发生在当时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中国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此时，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使得中华民族团结面临重大危机。
此时，张学良等旧军阀势力试图借抗日之机恢复旧势，实现自己的野心。
而蒋介石则采取强硬的手段，试图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军事政变，软禁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和改变基本国策。
经过长时间谈判，双方达成了和平解决的协议，蒋介石获释，西安事变以和平解决告终。
二、西安事变对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的考验1. 政治稳定的考验西安事变暴露出国共两党之间矛盾的深层次问题。
国共合作抗日，但是两党实力对比不平衡，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发展方向，不同的治国思想等等问题逐步暴露出来。
西安事变，因为牵涉到国家的根本政治问题，使得国共两党之间矛盾不可避免加剧，这对于国家的政治稳定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2. 民族团结的考验中国历史上，民族团结一直是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团结更是关系到中国抗战的胜利或失败。
然而，在西安事变后，由于国共矛盾加深，人民群众团结也遭到严重影响，这给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挑战。
当时的社会舆论也非常重要，一些政治势力利用西安事变煽动民族情绪，试图对抗日统一战线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西安事变对国家民族团结构成了重大考验。
三、西安事变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1. 挑战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至关重要，这是社会进步的前提。
西安事变，由于国共矛盾加深，使得国家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挑战。
高中作文素材：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的简介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的一件大事。
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
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
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
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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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发动西安事变篇一：浅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龙源期刊网 .cn浅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作者：刘春来源：《文理导航·教育研究与实践》201X年第04期【摘要】作为国名党最高领袖蒋介石的亲密战友张学良，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对蒋实行“兵谏”，将其扣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然而，这一事变的爆发是偶然亦或必然？是什么迫使张学良实行兵谏的呢？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西安事变；爱国思想；张学良；蒋介石张学良在国民党内部身居要职，拥有30万大军，而且与蒋介石关系甚好，达到称兄道弟的地步，同时也可以说对于蒋介石的政策向来是言听计从，正如1931年张奉行蒋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其间一直到1934年以来，都奉行蒋的政策。
但是，在接下来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张学良的思想到行动都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甚至于1936年公然违背蒋的政策，还发动了西安事变。
其原因何在，是什么促使张学良从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进而转变为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实现其“剿共”到“联共抗日”的转变呢？首先，张学良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认识的变化由于“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在社会各方面强烈的舆论谴责下，蒋介石被迫将其政策转变为“攘外必先安内”，但其实质仍然是对日妥协退让，集中力量围剿红军，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统治。
而张学良的主要目的是对日作战，收复东北失地，因此他首先希望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支持下对日作战，方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为此他选择支持拥护蒋介石，实现国家的统一，再促蒋抗日。
张学良虽也跟着蒋介石喊过“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但其实质根本不同。
蒋介石所谓的“安内”，不仅要消灭红军，也要消灭非嫡系的杂牌军。
关于西安事变的两份珍贵文献
关于西安事变的两份珍贵文献
缪平均
【期刊名称】《山西档案》
【年(卷),期】2010(000)001
【摘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良知，有良知的地方就有民族大义的张扬；有民族大义的张扬就有毁家纾难，舍生取义的慷慨悲歌；有毁家纾难，舍生取义的慷慨悲歌，就有中华民族仰之弥高的千古功臣。
【总页数】3页(P52-54)
【作者】缪平均
【作者单位】陕西省档案馆,陕西,西安,710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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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综述
陈苗历史系历史学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对开启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颇多，呈现出从多角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
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和拓展了当代史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
而且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利用，其研究的方向逐渐从社会学、政治学拓展到新闻学、心理学方面，而其研究的内容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二）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三）关于事变解决的国际国内力量；（四）关于主要人物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五）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原因和后果问题；（六）关于事变是否推动蒋介石走向抗日道路问题。
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黄道炫的《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中认为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坚持片面抗战，而张学良和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是不同抗日观念的冲突。
而胡欣红则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西安事变，在《运用心理学解析西安事变》中通过对当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心理世界的剖析，张与蒋存在的动机、性格，情感、人生经历等方面的冲突来阐述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张同新在《从国家观的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中认为是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地位与传奇式经历使他国家观的产生表现出曲折、反复和多变的特点，最终才形成了其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的关键，发动了西安事变。
蔡克文在《救国会与西安事变》中认为，救国会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转变与合作，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作了积极的准备，“七君子”事件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诱因之一。
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刘圣陶、罗雄在《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面对西安事变引起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张雪山的《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张学良执意送蒋返宁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
赵书刚、赵阳的《论西安事变中的苏联因素》，从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苏联都起着巨大作用，它的直接影响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可能。
此外，还有人专门介绍了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人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重要作用，如陈答
才的《宋子文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陈莉莉、梁星亮的《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等等。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把研究方向对准“西安事变”后的社会舆论方面，从而尝试从新闻学的角度去审视这段历史。
刘喜发、王彦堂的《论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中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各种舆论普遍要求南京与西安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事态扩大化，另一方面，各种舆论吁请张、杨尽速释蒋回宁；王鹏的《<大公报>与西安事变》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和记者范长江对事变所做的宣传和对事变和平解决产生的影响来论述社会舆论带给事变当事人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强大精神压力促其反省，转变态度；何扬鸣的《论西安事变中新闻舆论的作用和影响》认为西安事变与其完成的历史转折，很大程度上恰恰是靠国内外的新闻舆论，在人类新闻史上可以算得上经典了；
张可在其《框架理论视野下西安事变的媒体呈现----以<大公报>、<解放日报>（西安版）、<中央日报>为样本》以框架理论的知识对各大报纸进行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来勾勒出三类媒体自身潜在的新闻报道框架和其对公众传达出不同信息，潜移默化地对西安事变的解决造成不同方向的推动和影响。
但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多是以新闻媒体为支撑，如《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解放日报》、《朝日新闻》等国内外各大报刊，却很少进一步挖掘其他代表人们意志的史料，如当时参与人员的日记、书信、电报、访谈、回忆录等等。
另外，这些研究成果多注目于社会舆论的走向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却很少去窥探当时中国的国情，实为其研究存在的缺陷之一。
对于近十年来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是研究角度的狭隘性与局限性，以扎实的史实考证和个案研究为前提的、采用多种科学手段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著作十分少见，研究者应进一步更新观念，有所创新。
其次，要注重研究视野的前瞻性与实效性，做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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