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献综述

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综述

陈苗历史系历史学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对开启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颇多，呈现出从多角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和拓展了当代史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而且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利用，其研究的方向逐渐从社会学、政治学拓展到新闻学、心理学方面，而其研究的内容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二）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三）关于事变解决的国际国内力量；（四）关于主要人物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五）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原因和后果问题；（六）关于事变是否推动蒋介石走向抗日道路问题。

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黄道炫的《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中认为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坚持片面抗战，而张学良和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是不同抗日观念的冲突。而胡欣红则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西安事变，在《运用心理学解析西安事变》中通过对当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心理世界的剖析，张与蒋存在的动机、性格，情感、人生经历等方面的冲突来阐述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张同新在《从国家观的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中认为是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地位与传奇式经历使他国家观的产生表现出曲折、反复和多变的特点，最终才形成了其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的关键，发动了西安事变。蔡克文在《救国会与西安事变》中认为，救国会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转变与合作，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作了积极的准备，“七君子”事件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诱因之一。

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刘圣陶、罗雄在《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面对西安事变引起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雪山的《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张学良执意送蒋返宁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赵书刚、赵阳的《论西安事变中的苏联因素》，从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苏联都起着巨大作用，它的直接影响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可能。此外，还有人专门介绍了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人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重要作用，如陈答

才的《宋子文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陈莉莉、梁星亮的《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等等。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把研究方向对准“西安事变”后的社会舆论方面，从而尝试从新闻学的角度去审视这段历史。刘喜发、王彦堂的《论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中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各种舆论普遍要求南京与西安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事态扩大化，另一方面，各种舆论吁请张、杨尽速释蒋回宁；王鹏的《<大公报>与西安事变》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和记者范长江对事变所做的宣传和对事变和平解决产生的影响来论述社会舆论带给事变当事人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强大精神压力促其反省，转变态度；何扬鸣的《论西安事变中新闻舆论的作用和影响》认为西安事变与其完成的历史转折，很大程度上恰恰是靠国内外的新闻舆论，在人类新闻史上可以算得上经典了；

张可在其《框架理论视野下西安事变的媒体呈现----以<大公报>、<解放日报>（西安版）、<中央日报>为样本》以框架理论的知识对各大报纸进行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来勾勒出三类媒体自身潜在的新闻报道框架和其对公众传达出不同信息，潜移默化地对西安事变的解决造成不同方向的推动和影响。

但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多是以新闻媒体为支撑，如《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解放日报》、《朝日新闻》等国内外各大报刊，却很少进一步挖掘其他代表人们意志的史料，如当时参与人员的日记、书信、电报、访谈、回忆录等等。另外，这些研究成果多注目于社会舆论的走向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却很少去窥探当时中国的国情，实为其研究存在的缺陷之一。

对于近十年来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研究角度的狭隘性与局限性，以扎实的史实考证和个案研究为前提的、采用多种科学手段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著作十分少见，研究者应进一步更新观念，有所创新。其次，要注重研究视野的前瞻性与实效性，做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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