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境、情感与边民社会网络：中越跨国婚姻研究实践与反思

生境、情感与边民社会网络：中越跨国婚姻研究实践与反思

【摘要】跨国婚姻作为历史上一种边境地区人群的常态化通婚形式，因民族国家边界管理方式的存在而演变成为边境地区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国大陆学者在跨国婚姻的动因、身份困境与管理机制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但仍未能形成一种具有社会文化整体观观照的研究范式。其核心原因是未能将边地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国外学术界关于跨国婚姻的研究及边地社会整体性的社会网絡纳入到综合讨论之中，因此显示出了个案研究丰富，而研究深度、广度稍显不足的状况。所以，我们需要结合实证研究，综合三种研究视角推进跨国婚姻研究。【关键词】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社会网络;上嫁

【作者】覃延佳，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云南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2-0081-009

引言

近10余年来，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现象之所以为部分学人所热衷讨论，其最大的学术吸引力有二：其一，身处国界两侧的人群在社会文化上存在诸多差异，婚姻的缔结使得身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个体结合在一起，吸引研究者以此为对象来讨论边地社会网络、跨国社会文化互动等方面的问题;其二，由于跨国婚姻的主体身居国家边缘地带，其身份属性潜含着国家意识等多方面信息，故而在身份认同等方面为研究者带来更多话语空间。自2005年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对于中越跨国婚姻的讨论不仅涉及了法律、社会管理与身份认同等问题，部分学者还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跨国婚姻对于形塑国家形象与中越关系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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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研究策略与研究取向略有不同，中国台湾的部分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在研究跨国婚姻时，更多的讨论跨国婚姻市场、外籍新娘在家庭融入、社会适应与两性关系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难题及其纾解路径。[7][8][9][10][11]由此可见，因地缘关系与学术传统不同，海峡两岸学者对于跨国婚姻的讨论路向差别甚大。大陆学者多是从国家利益的大局来审视跨国婚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所可能显现的影响;而台湾学者则多从社会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阐释越籍新娘在台生活的适应性及其相关问题。

从研究区域看，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跨国婚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西南边疆地区，同时也渐有学者关注浙江、福建等内地省份跨国婚姻移民、跨国婚姻家庭夫妻权力、社会适应等方面的问题。[12][13][14][15]整体而论，大陆学术界对于跨国婚姻的社会基础、族群认同、社会问题与司法问题等都有了一定的探讨。但从研究深度而言，目前中国大陆的跨国婚姻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对调查材料进行分析加工的阶段，在研究理论等方面甚少回应境外学术界关于跨国婚姻的研究。

近20年来，国外学术界围绕跨国婚姻问题做了不少探索，其中包括跨文化交流与融入、女性婚姻移民问题和婚姻上嫁等多个主题。[16][17][18][19]跨国婚姻移民作为跨国人口流动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其基于不同文化传统与社会基础形成的新的跨国家庭及其存在的两性关系、社会责任等问题受到关注。[20]11-14国外学者虽亦关注基于国境两侧人群的通婚情况，但着力更多的是跨越较大国家地理空间而形成的跨国婚姻形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在中国大陆学界的众多研究中，由于研究者基于社会治理与边境管理等视角来切入跨国婚姻这一主题，不可避免地带着一种围绕认同、身份实践与出入境管理等主题为核心的国家主义立场。作为中国学者，这样的研究立场无可厚非，但从学术研究角度观之，我们仍需在此基础上增加更多观察角度，才能对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跨国婚姻有更为客观深入的理解。前述国内外几种学术取向虽难分孰优孰劣，但就目下研究状况而言，我们除了在原有主题上深耕

之外，还应适当走出国家主义的立场，尽可能从边民自身所处的地方历史脉络与现实社会情境中理解作为一种人群组合方式的跨国婚姻及其对我们理解边民生活提供观察视角。以此为参照，本文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为田野考察中心，讨论这一代中越跨国婚姻存在的基本状况与存在的问题，希图综合以上不同研究取向展开探索。

一、“国门”边上的金厂村

本文集中考察的金厂镇位于云南省东南部马关县东南边境，东南面与越南两省（河江省、老街省）两县（新马街县、箐门县）相接壤，东北面与都龙镇相连，西北面与夹寒箐镇、小坝子镇隔河相望。金厂镇政府驻地距县城53千米，距国境线1.5千米，下设金厂村、老寨、中寨3个村委会。金厂镇与邻近的都龙镇一带地方，在清代以前为中国版图之一部分。明末清初之时，越南人趁明清交替及吴三桂之乱，逐渐将这一片地区侵吞。尽管雍正朝时期，前后两任云贵总督高其倬与鄂尔泰都曾上奏朝廷，争取将都龙、金厂一带地方收归清廷。但雍正帝认为安南国王在边务问题上显得很“恭顺”，遂未同意两位封疆大吏的奏议，而是下旨将马白关以下的大片地区“赐给”了越南。时隔一个多世纪之后，随着1897年中法越南勘界的完成，都龙、金厂一带地方才正式重新被划入我国版图，中法双方共同设立对汛制度这一地区进行管理。①

从1897年至1949年，都龙、金厂一带地方先后设置了茅坪、玉皇阁两个对汛，隶属于麻栗坡对汛督办公署。在对汛督办及各对汛点设置早期，其承担的最大功能包括跨境人口流动、边界维护、中法边务交涉等外交管理事宜。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对河口、麻栗坡两个对汛督办的职能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在边务管理基础上，增加了司法、行政职能，赋予对汛督办更加广泛的社会管理权力。[21]

尽管中法两国在边务管理规章及围绕对汛制度而开展的制度设计方面，都力图在现代民族国家界务管理的框架下进行，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兵力有限，加之中越边境地区多为崇山峻岭，便道纵横交错，对汛并未能对本就处在同一社会网络中的中越两国边民之流动与相互往来产生实质性的约束。因此，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虽然中越两国间的边界已经清晰化，但处在边境地区生活的苗族、壮族、汉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依旧可以通过通婚、礼节互访和“砍火星”（苗族）、赶花山（苗族为主）等方式来维持较为紧密的血亲、姻亲关系。迄今为止，在马关县邻近的河口地区，不少嫁到中国的越南籍女性通过“拜后家”在实现自身社会关系的扩大;[22]而在马关县的金厂、都龙、夹寒箐等一带地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不少中越两国的男性边民通过“打老庚”的方式来构建属于自身的“跨国”社会网络。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之后，随着中越关系正常化及中越边民互市点的增加，边民之间的小额经贸往来频繁，逐渐建立起了跨越国境的地方市场网络。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中，无论是苗族还是其他民族，都基于边境这一特殊的地理空间，织构属于自身的社会网络。从这一带地方的社会历史与近几十年的发展情况看，本文所讨论的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并非近10余年才兴起的，只是因中越两国间的关系变化而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因此，我们认为，要深刻理解跨国婚姻的发展历程及其当下情况，亦需将这种社会现象放置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方能形成更为全面的认知。

本文考察的核心田野点以金厂村为主，该村位于金厂镇东北部，东邻越南河江省，南邻中寨村委会，西邻夹寒箐镇，北邻都龙镇。辖上田房、下田房龙山、草果湾、罗家坪、金厂街、上金厂、下金厂、马石、波哈10个村民小组。全村现有737户，共计2987人，其民族成份以苗族为主，还包括汉、壮两个民族，少数民族2603人，占總人口的87.14%。有耕地4187亩（田857亩，地3330亩）、人均耕地1.40亩，平均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8℃。粮食主要种植稻谷、玉米、蔬菜等，经济作物主要种植杉木、草果、冬瓜树等，畜牧业主要是养猪、养牛、养羊等。

金厂村委会处于半山腰，马石、波哈等几个壮族村住在下方，有水源，可以种植水稻。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