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城管现状与发展趋势

1.1. 数字城管现状及发展趋势1.1.1. 数字城管概念在建设部颁发的《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建设规（CJJ/T106-2005）》中，数字城管称为“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也常常称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

指基于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环境，集成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单元网格数据、管理部件数据、地理编码数据等多种数据资源，通过多部门信息共享、协同工作，实现对城市市政工程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市容环境与环境秩序监督管理的一种计算机应用系统。

数字城管概念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综合应用计算机技术、无线网络技术、信息化技术等数字技术，建立一个城市管理的监督指挥平台，实行科学快速、有效的城市管理；二是采用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事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城市管理空间细化和管理对象的准确定位，实现城市管理工作的精细化；三是创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为两个中心的管理新体制，将监督职能与指挥职能分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监督与制约互动，再造城市管理新流程；四是建立外评价与评价相结合的比较科学完善的监督评价体系，对城市管理各方面进行综合考核评价，从而实现城市管理工作的责任到位。

1.1.2. 数字城管运行模式从已建成数字城管的城市的经验看，数字城管的运行模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六个主要方面：一、划分单元网格作为城市管理的基本单位运用网格地图的技术思想，针对城市自然地理布局和行政区域划分现状，在大比例尺地图上，根据属地管理、地理布局、现状管理、方便管理、管理对象整体性、无缝并接等原则进行网格划分。

由城市管理信息采集员对所分管的单元网格实施全时段监控。

单元网格的划分，为城市的管理对象(城市部件)定位到单元网格中提供了载体，实现了信息采集员和城市管理问题的准确定位。

由于管理围的相对缩小和固定，大大减少了管理的流动性和盲目性，从根本上改变了游击式、运动式管理，实现了由粗放管理到精确管理的转变。

同时，为城市管理、规划、建设和应急响应等多领域的拓展应用提供了可延伸的地理空间。

二、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对城市部件进行编码和定位在对所有城市部件进行拉网式调查的基础上，由专业测绘单位进行勘测普查、定位标图，按照不同功能，把部件分为7大类85种(建设部标准)，运用地理编码技术，将每个部件都赋予一个8位代码，将城市部件按照地理坐标定位到单元网格地图上，通过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对其进行分类管理。

这个编码相当于城市部件的“”。

只要输入任意一个代码，都可以通过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在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找到它的名称、现状、归属部门和准确位置等信息。

通过地理编码技术，将城市管理容具体化、数字化，使城市部件有序、精确定位。

对管理对象的归属、种类、数量、位置做到了从未有过的清晰，从而实现了由粗放管理到精细管理的转变。

单元网格与城市部件的对接，形成了一个多层空间信息架构。

通过明晰城市部件分类，可以对某类部件进行快速、准确的专项普查，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三、采用“城管通”作为手持信息采集终端城管通基于无线通信网络，以手机为原型，通过对手机进行应用系统的研发，扩充出多种智能化、多媒体化的功能，并输入网格化地图，使其具备接打、短信群呼、信息提示、图片采集、表单填写、位置定位、录音上报、地图浏览、单键拨号、数据同步等10项主要功能。

城管巡查人员（数字城管模式下被称为“信息采集员”）使用城管通与数字城管监督中心进行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实时交互。

城管通的使用，可以使城管巡查人员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将城市管理问题的各类信息，通过无线网络实时发送到监督中心，为实现精细化、信息化和高水平的城市管理提供快速采集问题和实时交互信息的保证。

同时，也可以对信息采集员在规定区域的工作状况进行有效监督，实现对信息采集员的科学管理。

四、创建监督和指挥分离的“两个轴心”的管理体制重整政府的城市管理职能，一是成立城市管理监督中心，负责城市管理监督与评价工作的专门机构；二是成立城市管理指挥中心，负责对部件事件处理任务的派遣和协调。

如图所示：这是城市管理体制的一大创新，表现在：一、将监督职能和指挥职能分离开来，使城市管理由一个“轴心”变成两个“轴心”，“城市管理有没有问题，监督中心说了算；问题怎么协调处理，指挥中心说了算”，这两个轴心各司其职、互相协作而又相互制约，使城市管理系统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分工责任更加明确：二、可以整合管理资源，发挥专业部门间的协同效应，提高整体效能，更加敏捷、有效地指挥调度，实现了从多头管理到统一管理、从单兵出击到协同作战的转变。

五、实现城市管理流程的合理再造数字城管新模式的城市管理工作流程包括七个环节，即信息收集、案卷建立、任务派遣、任务处理、处理反馈、核实结案和综合评价。

新的管理流程可以克服原有流程没有监督和回流、监督和指挥分工不明、案件过程难以掌控、信息交互缓慢等弊端：➢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信息的实时传递，由滞后变为实时；➢通过两个轴心的体制，将问题发现和处理的主体一分为二，起到监督激励、互动促进的作用，使流程科学合理，责任明确，相互制约；➢通过建立处理城市管理问题的整体案卷，使政府做到对辖区城市管理的问题心中有数、统一调度、科学管理；➢使城市管理问题在发现后可以快速派遣给专业单位处理，减少了中间环节和管理层级，实现了管理组织的扁平化。

六、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监督评价体系新的监督评价体系呈现出动态性、实时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对城市管理工作中的各种数据进行计算和汇总，自动生成对各单元网格、各归属部门、各专业部门的考核评价结果，予以公布，使其一目了然，作为考核业绩的重要容之一。

通过建立基于计算机信息化的综合评价体系，一、可以对涉及城市管理工作的各部门科学评价其绩效，使数字城管新模式更具有科学性；二、对未结案问题采取用不同颜色标识出来，既可显示在软件系统上，也可显示在大屏幕上，从而起到提示和督促作用；三、有利于群众的参与和监督。

从而大大提高城市管理的质量和快速反应能力，实现计算机信息化与城市管理的有机结合。

1.1.3. 数字城管概念的由来图数字化城市管理（数字城市）发展轨迹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断言：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最深刻的两件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激烈的城市化进程在托起中国经济腾飞的辉煌成果时，也酿成了难以下咽的苦果：人口激增、房价飞涨、环境恶化……中国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

中国的城市信息化就诞生在这样的紧要关口，并被赋予了这样的责任: 在中国城市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迎接城市变革的挑战，信息化与城市化齐头并举。

就在中国面临双重挑战时，涵盖城市信息化所有容的“数字城市”开始在全球兴起。

1998年1月31日，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加里福尼亚科学中心所做的“数字地球——认识21世纪我们这颗星球”的演讲中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新概念。

以地理空间信息为主要支撑的“数字地球”勾画出人类数字生活的美好愿景，并由此引发了世界关于“数字城市”的探讨，接着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开始建设“数字城市”。

十年过去了，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起步期，进入到以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社区信息化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期。

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社区信息化成为数字城市的三大“引擎”，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信息化。

再来回顾我们国情况，在20末世界掀起“数字城市”热浪之后，“数字城市”也在此之后成为中国政府的时髦名词，被列入各省市的“十五”规划美好蓝图，“数字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只过去短短5年，“数字城市”就从众多省市的“十一五”规划中急速隐退。

“数字城市”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大起大落？“数字城市”是真的消失了，还是早就已经悄悄地走进百姓身边？“数字城市更像是一个口号，而不是科学名词。

”有学者这样形容。

产学研诸多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城市信息化承载着城市机制和管理方式变革的重任，而西方国家基于“后城市化”时代背景提出的“数字城市”则像空中楼阁一样遥不可及、无法落实到实际行动上。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的“数字城市”面临着中国式难题，即中国目前的国情：首先，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决定了城市信息化不宜从顶层设计入手。

日本曾经提出过数字城市的模式和框架，并以其在日本的成功应用而闻名于世，然而，日本在此之前曾经经历了80多年的城市化蜕变，并在其蜕变中诞生出新的城市管理方式和手段。

在完整的城市化后提出数字城市框架，是信息化对城市化的升华。

中国仅仅经历30年的城市化，而且正处于矛盾迭出的多事之秋，信息化不是锦上添花的技术手段，而是城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变革的催化剂。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进程决定了信息化必须自下而上，必须从底层出发，从信息化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入手。

其次，大一统的“数字城市”的框架体制不适合中国现阶段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

比如很多地方做数字城管项目时，需要完整的数字地图做基础图层，但当地的测绘部门一开口就要价几十万、上百万，往往需要政府一把手出面费好大劲协调才给，有时候还是得多少给些钱才能拿到基础地图。

还有类似的情况，比如需要整合一些政府部门的现有信息系统，或因为整合需要适当的改变其工作流程或管理模式，这时候往往受到这些部门的抵制或阻碍。

这样的情况还存在于很多地方的城市信息化建设中，在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下，各部门大都抱着“小而全”的思想，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而数字城市的整体框架是从大一统入手，强调在统一的基础平台上实现各部门的应用，条条林立的行政体制下始终是“大一统”设计难以逾越的深沟。

中国的城市化决定了数字城市的框架只能是美好的理想，无法在现实落地。

那么，如何破解这个困局？城市管理是城市化进程中矛盾最为激化的敏感地带。

按照中国2050年实现70%城市化率的目标，每年将有1200万人从农村涌向城市。

在城市化人口呈现爆发式激增的时候，城市管理就变成了城市最为脆弱环节。

“十五”期间，我国在数字城市和城市信息化建设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120多个城市建设了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400多个城市建设了房产管理信息系统，100多个城市建设了综合或专业管网管理系统，100多个城市正在建设空间基础信息系统等等。

针对城市管理这个难题，在2005年7月，建设部召开全国数字化城市管理现场会，探讨数字化城市建设，提出推广“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在原有“单轴化”的管理体制基础上，创建指挥与监督既分离又统一协调的“双轴化”管理体制，实现对城市管理流程的再造。

在建设部的推动下，“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迅速向全国3批51个试点城市（区）推广，掀起了数字城管的建设高潮。

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从城市化需求最迫切的地方入手，将城市管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应用的集成创新与体制改革的结合必然带来政府的管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