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建筑师在中国遇“潜规则” 可能是假竞标

外国建筑师在中国遇“潜规则” 可能是假竞标最让外国建筑师困惑的中国建筑业的游戏规则有哪些？在“Un中国制造”展览中，被提及最多次的是飞快的设计速度、暧昧的竞赛组织和明显的文化差异，这些让一些建筑师烦恼，也让一些建筑师获得发挥的机会。

而吐槽本身，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中国建筑面临的复杂现实。

“快速设计并不可怕”东方早报：在展览中，其实我也发现了一些关键词。

第一个是速度。

有一个建筑师说，概念设计的完成只有三个星期的时间，还有一个说不到一个月。

你的感觉是怎样的？另外我也很想知道在所谓的发达国家里，设计项目的时间安排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杜墨：我认为中国的设计速度并不可怕，真正的问题在律师，我之前也说了，在西方，所有建筑设计的每一个细节都要符合律师的要求。

所以，要真正签约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而在拿到了合约以后，我们又需要一步步地去根据条约完善作品。

如果你看到一个美国的医院建造的设计文本，那将有厚厚的三大本资料。

他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多图来做一个好的医院？并不，他们之所以需要这么多资料，是为了如果以后发生问题，他们可以起诉你。

所以整个的设计过程都是被法律系统给绑架的。

东方早报：是不是因为客户的要求非常细节化，所以律师才会有那么多要求？杜墨：不是，一方面是因为客户，但主要是取决于美国的法律体系。

因为它是一个案例法系国家，一个接一个的案例堆积起来就使得每一个医院的设计都必须遵循很多前者的经验，你面对的是一个漫长的建造历史中的各种问题。

比如说，十年前，有一个案例，其实也不是什么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一个邮差他走上台阶却滑倒了，建设者因为没有设计扶手遭到起诉。

所以，在此之后，所有的设计就要包含扶手，否则你就会因同样的原因被起诉。

这是为什么在美国、在欧洲建筑设计的速度很慢的原因，因为90%的设计需要满足司法体系的要求。

所以当外国人来到中国的时候，看到所有的事情都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他们会感到紧张。

他们不会问，为什么我们那儿那么慢，他们思考的是为什么在中国会这么快。

我的观点和他们正相反。

比如说在瑞士，所有的建筑都是精准的，建筑设计师所能做的就是在大体的基础上修改一点点。

我曾经在山东造一个超过100000平方米的工厂，我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设计师，只用了三个星期时间就完成了设计。

我们是在国庆节左右开始画设计图的，到11月3日，这个工地已经开工打地基了，而这是个很好的工厂。

因为工厂本身也有工程师，他们也非常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只需要和客户紧密合作就可以了。

而在美国，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应付法律上的细节，完全不可能这么做。

东方早报：像你说的，这样的过程有它的优点，但这似乎也导致了一些外来的建筑师利用建筑标准的缺失在中国造一些实验性的建筑。

杜墨：我知道你的意思。

在北京奥运会开始之前，我带一些朋友参观北京，去看鸟巢，当时还没有完工。

在那些建筑师朋友对这个建筑进行拍摄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北京人，他就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建筑。

我就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他的回答只有一个词，“外星人”。

还有一个例子，张永和，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学院院长，他组织了一个探讨中国建筑的论坛，在波士顿召开。

当时他就说，如今很多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建造的项目是“巨大、快速、调皮”（vast、fast、naughty）。

就像鸟巢，它的设计者是我在哈佛的教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他们刚刚起步的时候，他们所做的都是那些非常小的、但是很敏感美丽的建筑。

而且这些建筑也和当地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对照关系。

但即便是这样的建筑师来到中国，也设计了一个巨大尺度的体育中心。

事实上，设计一个体育场馆是容易的，但确保它在奥运会后能够被很好地利用，才是困难的部分。

但现在它可以被重新划分成小的区域，用作篮球场等设施。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中来。

首先，缺乏标准是一个问题，但它和速度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你想改变这种标准，你可以加入一些非常棒的建筑学术团体、和政府层面进行接触、和社会上的一些团体商量，这和具体的某个项目没有关系。

速度取决于你不用担心律师的存在、你有一个很好的客户，你明确地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同时，你也全力以赴。

建筑师必须承担起责任来。

在美国，很大程度上，建筑师是不用承担责任的。

东方早报：为什么？杜墨：因为很多人会替你想到，比如律师、比如业主。

比如我们在加拿大做体育场馆，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这同时也是一个需要被后续利用的地方，是一笔遗产。

你不考虑到这些，就不可能赢得项目。

但是在中国，谁来管这些事情？建筑师必须管，他必须向业主提出，你知道你对这些不感兴趣，但你必须好好看一下这些方面。

再比如绿色环保设计，在美国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想买这样的房子，所以这种设计是有市场的。

但在中国，这个市场还没形成，政府和开发商都不会硬要求做这样的设计，但你必须要求，这是建筑师的责任。

“相关人一问三不知可能是假竞标”东方早报：另外的一个展览的关键词是“组织的方式”，似乎很多外来的建筑师都对这里的竞标方式和结果有一些不解。

在西方是什么样的？杜墨：首先，在西方，不是所有的大型项目都要进行招标。

但在中国，大部分的大型项目需要招标，其中有一些是真招标有一些是假的。

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

东方早报：怎么判断呢？杜墨：比如说相关的人一问三不知，那就有可能是一个假竞标，因为这完全不能取信于人。

有些时候是一个非常诚实公平的竞赛，有些时候却是有内定人选的，业主只是为了走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也不能完全判断，可能当你和业主的关系更好的时候你就更容易知道一些内幕。

但这次展览中的一些建筑师，他们不了解这些，而这就是这个展览最有趣的部分。

东方早报：在发达国家一般是怎么样的组织方式呢？杜墨：假如是一个公开的竞标，那所有的规则都将非常清晰。

而且律师也会介入。

所以，虽然项目也可能最终被取消，但获胜者就是获胜者。

东方早报：这种现象多吗？杜墨：还有收费问题，有个建筑师在展览的视频采访中说，建筑师也有会被欠薪，中国的收费结构混乱，自己再也不参加没预付费的竞标了。

我觉得在公开的竞赛中，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因为在邀请信中，都会写明如果你落选，会有多少钱，我们从没有被拖欠这方面的钱。

但如果是私人客户就很容易遇到催款很难的情况。

实际上，很多中国的建筑师都已经对拿不到部分的设计款习以为常了，比如说最后的5%，如果你拿到是幸运的，取决于你和业主的关系。

这是外国人非常难以理解的一点，因为在美国，合约是有法律效力的，必须遵守。

因为对客户来说，不付钱的代价会更高。

但在中国，假如一个私人客户他不付你钱，你怎么办呢？东方早报：你也可以告他们啊？杜墨：理论上，你可以起诉他们，你完全可以。

事实上，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

但是另一方面，非常奇怪，在中国，如果你起诉了一个客户，会有一些非常不好的影响。

而这个时候，你有另一个标准，那就是人情、人际关系。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前期多要一些钱，不至于太被动。

“年轻人在中国能做的更多”东方早报：你来中国很久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管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组织形式、速度或者收费，整个建筑设计的环境有些什么变化？杜墨：有很大的变大，一切都越来越正规。

我有一个关于广州的有趣故事。

我们当时在广州做了两个竞赛，一个是电视塔，一个是图书馆。

其中的一个项目的最后中标结果，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想不通为什么。

所以我和当地一些人见面，非常正式地请教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选择，过程是怎么样的。

当地的领导说，这块地方将是一个国际化的地区，建筑必须国际化。

而参与评标的团队，都是来自广州的中国建筑师，他们看了所有的竞标作品，然后选出了最不能理解的那一个，因为“这肯定就是最国际化的那一个了”。

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一个笑话，但放在当时，我可能会信，但现在，我绝对不会相信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经过建造这些“巨大、快速、调皮”的建筑之后，中国人从市民到官员都已经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疯狂的建筑在中国发生，是因为当时中国想向世界展示一个全新的形象，但现在，人们不会还这么做，人们正变得更加自信，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东方早报：我很好奇作为外国建筑师来到中国是怎么克服文化差异的。

很多参展人在采访中也谈到，加上一些对具体的、传统形象的阐述，会对项目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这对建筑师来说是一种包装推销的手段还是真正地做过一些研究的结果？现在的中国的开发商和政府领导真的很看重这一点么？杜墨：有一些建筑师是非常表面的，有外国建筑师也有中国建筑师，他们用一个隐喻或者形象只是为了让客户可以接受这个设计。

不仅是建筑师，我们曾和一个市长合作，他要求我们做一幢有象征意义的大楼，要像一群奔马。

我们向他汇报了三次，第一次他看着我们的设计图，会说我喜欢你们的设计，但看上去不像马；第二次，他说还是不够像；最后，他说他认为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他要求的样子了。

但事实上，他也向我们解释了他为什么想要这样一个具体的形象，因为在很多新造的楼房中间，有各层次的人，有顶层的人士也有普通市民，他需要一个非常快速的方式向每一个人解释这到底是座什么样的楼。

所以，即便政府中的领导也在用这种表面化的比喻，这确实很常见。

所以，当你被要求的时候，比如市长说我需要一个形象，你怎么办？这是一个设计上的挑战。

东方早报：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来或者不来中国对他们的职业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影响？杜墨：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在中国工作1年相当于在美国工作7年。

前两天，我和一个长期在中国工作的朋友一起吃饭，他才42岁，但他说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个60岁的人了。

好的地方是，特别是在近10年，一个年轻人在中国所能做的要比他在美国所能做的东西多很多。

但这不会是一个永远维持的状态，50年后，情况将大为不同。

以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我31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中国公司的主管，这比通常的发展早了可能有20年。

30岁的时候，我在中国开了公司的第一个办公室。

你知道在30岁的时候成为一个大公司的主管并且负责一整个分公司，在美国绝对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的两个女儿在威海路幼儿园上学，而我1974年出生在纽约的水牛城，一个小城市里。

在1992年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我哥哥到中国，他如果要打电话回家必须去邮局打，因为这是当时唯一提供国际电话的地方。

你能想象么，仅仅20年前，1992、1993年，在纽约我们家小小的房子里，每月一次我们等着我哥哥定时打来的电话，他有时候还会晚点，因为前面的人打得时间久了。

但20年后，我的女儿已经在上海读书。

她们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