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社会结构

古希腊社会结构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城邦制度开始形成。在氏族社会组织逐渐解体的基础上，希腊各地相继形成了200多个城邦。古代希腊城邦一般是以一座城市为中心、连带周边乡村地区而形成的独立国家，以小国寡民为基本特征。它们的国土面积一般只有百余平方公里、人口数万，最大的城邦8000多平方公里国土、数十万人口。古代希腊城邦在形成之初，政权一般都由原来的氏族贵族把持。原由氏族贵族成员组成的长老议事会转化为城邦的贵族会议，掌握着决定城邦事务的大权。部落军事首领演变为城邦的执政官，负责处理城邦的行政事务。部落民众大会则转变为城邦的公民大会，在形式上保留了对贵族会议的提议进行表决的权力。这样的城邦政权组成形式被称为贵族政治。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各自力量对比的差异，后来各个城邦的政权形式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有的城邦从贵族政治演化为民主政治，有的城邦则长期维持着贵族政治。古代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当时希腊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城邦制度与希腊当时的社会发展相辅相成。

摩尔根认为,古希腊人在步入文明之际,便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民主原则为习俗的氏族制度中。不过,在公元前8-6世纪,由于“改善社会的要求不可抗拒”,他们逐步摆脱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转入“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在雅典人中甚至还建立起了“一种纯粹的民主政治”。古希腊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就是城邦。

亚历山大东征历时10年，行程逾万里，灭亡了波斯帝国。在西起巴尔干半岛、尼罗河，东至印度河这一广袤地域，建成幅员空前的亚历山大帝国。在东征过程中，沿途建了许多新城，有好几座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最著名的是埃及北部沿海的亚历山大城，今天已经发展为埃及最大的海港。亚历山大建都巴比伦，部署入侵阿拉伯的规划。但是在公元前323年，他发烧死去，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也随之瓦解。帝国被他的四位将领瓜分，其中多利买将军在南面统治了埃及，巴勒斯坦，西流基将军在东面统治了叙利亚，地中海一带。卡幸达将军在西统治了马其顿和希腊一带，吕西马吉将军在北统治了小亚细亚，土耳其一带。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就如此败落。亚历山大远征，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在苏萨一次盛大奢华的“结婚典礼”上，亚历山大亲自带头同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女儿斯塔提拉结了婚，许多马其顿的将领都娶了波斯显贵的女儿，同日参加婚礼的有1万对之多。在结婚典礼上，亚历山大郑重宣布，马其顿人与亚洲女子结婚，可以享受免税权利。他还亲自馈赠给新娘新郎许多礼物，以示鼓励。他下令让3万名波斯男童，学习希腊语文和马其顿的兵法。亚历山大以后，希腊文化依然在亚洲得到不断传播。历史学家称此现象为希腊化文化，将从亚历山大起到埃及被罗马征服为止这一段时间（前323－前3年），称之为希腊化时代。

摩尔根所说的不可抗拒的“改善社会的要求”,主要来自古希腊以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私有财产迅速积聚、大批人员由于迁徙流动无法按照氏族部落分地而居等重大的社会变革。为了保证工商业活动中生产、交换、消费诸环节的畅通,扩大流通领域和贸易市场,维护私有财产的继承,并在人们混杂居住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理,就需要消解血缘关系在氏族、部落之间设置的种种界限,以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城邦国家取代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氏族社会。同时,人与人之间通过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形成的平等契

约关系,也要求在打破氏族血缘关系和贵族等级特权的基础上,一步建立起从氏族民主习俗演变而来的城邦公民法制。因此,恰恰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伊奥尼亚地区和雅典城邦首先发展出城邦公民法制的社会结构,并非出于偶然。

古希腊城邦公民法制对于氏族血缘纽带的否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以地缘性经济政治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国家,逐步取代了以血缘性亲属团体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氏族和部落失去了以往在社会生活中拥有的独立地位。城邦国家不是按照氏族部落划分,而是按照地域划分。各个城邦之间不是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是按照经济政治的利益需要,结成友或是相互敌对。殖民城邦虽然常常效法母邦的制度习俗,但在经济政治生活中依然享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并不一定接受母邦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