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心汉

“负心汉”形象十分显著，他们普遍呈现着软弱性、功利性和虚伪性。

既传袭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传统的“富贵易妻”的模式，又有着新时期的特色。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类人物形象。

他们大部分是贫寒书生，初时落魄潦倒颇不得志，可一旦机运巧合得以金榜题名状元及第，立刻背情负义攀附权门，抛弃原有的发妻或情人。

这种人物即为被斥为“薄悻无情”的“负心汉”。

纵览古代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以此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不为少数，情节内容大同小异套路十分相似。

俗言俚语中的“痴心女子负心汉”反映了男权社会中女子不自由的生命状态和悲凄可悯的情感体验。

然而，就“负心汉”这一文学形象而言，其具备深远的历史印迹可遁。

向前追溯到《诗经》和《古诗》的时代，我们就可以从其中的一些诗歌篇章中看到“负心汉”的影子。

从《诗经.氓》中那个貌似憨厚实则“二三其德”的男子以及《古诗。

上山采蘼芜》里的“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的旧日夫妻相遇情形中就可窥其一斑。

纵向发展，在元稹笔下的唐传奇《莺莺传》里，张生正是一个“始乱终弃”却被诩为改过从善浪子回头的所谓正面典型。

关汉卿的元杂剧中也有很有名的一出《调风月》，其中
也塑造了一个负心薄情捐弃初恋情人燕燕的小千户。

然而，更为有名的要数改编于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琵琶记》，尽管男主人公蔡伯喈在作者高则诚笔下是以一个忠孝两全的人物而出现的，他的抛弃家庭、另娶贵妻也补处理为被人胁迫身不由己的作为，但无论是有意抛弃，还是身不由己，蔡伯喈终究也是作为一个“负心汉”的形象出现的。

可见，古代文学作品中男子负心现象无独有偶，存在于各类作品之中。

在这些作品中，以“负心汉”形象出现的男子大多是以读书举业为道的儒生，他们普遍呈现着软弱性、功利性和虚伪性。

软弱性在“负心汉”的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阅读明清时，读者可能会发现，作品中的男子普遍呈现着一种容貌女化、性情弱化的趋势。

所谓男性弱化，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外貌纤弱白晳，甚至是“面如敷粉，唇若施朱”的堪比女子般的唇红齿白，更接近世人对女子的审美观。

其次，性情软弱，优柔寡断，缺乏反抗精神和自主性。

这也是导致“负心汉”形象出现的的重要原因。

“温柔敦厚”是儒家传统审美理想的最高境界，实际上也是儒家认为最完美的伦理道德规范和道德人格。

以“仁”为核心的同时要求约束自我的情感，以“中庸”为准则和“和谐”为观念是中华民族审美的主导方面。

受其影响，中国古代男子特别是身为士子的读书人往往受其影响，不自觉地在内在和外在修饰自己，以期达到伦理规范和社会意识的认可，这也就此产生了大量外在温文尔雅行止循规蹈矩的谦谦君子，他们在心理上怯懦无比，缺乏反抗的勇气，同时在生理上也是一派弱不禁风的婉约姿态，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

除去软弱性，功利性也是“负心汉”薄情背义抛弃发妻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合成书的社会背景来看，当时正处于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市场繁荣，礼俗风习较之传统也有了较大的变化。

歧视商人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商人势力的兴起也导致了社会风气、婚恋习俗的变化，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也给市民带来了日趋膨胀的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也带来了贫富差异的日趋明显和扩大，这些无疑会强烈刺激人们对金钱的强烈渴求，原来“平静”的社会一下子变得燥动不安了，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士人的道德底线在金钱的引诱下
显得不堪一击，无论是经商还是科举，归根到底的目的是为了“趋利”，利益是最大的吸引力。

除了金钱，身份地位的改变也是促使“负心汉”出现的重要原因。

一开始俱是微贱布衣的寒酸读书人，通过“学而优则仕”，一朝金榜题名作官为宦了，身份地位都不同往昔，开始考虑攀附权门以求官运亨通，这时候，微贱时期的发妻显然就不能胜任于此了。

再次，每个“负心汉”都是虚伪的代名词。

就以《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莫稽而言，就是一个心术不正、虚伪狠毒之徒。

封建时代读书人受孔孟之道约束，他们的言行一定要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

然而，人本身的欲求与存天理灭人欲的条框相冲突，难免会造就一些口惠而实不至、言行不一的士人。

这也是负心汉虚伪性的根源。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不管是现实生活格局，还是道德人伦观念，都是维护男子利益而服务的。

强调女子对男子无条件的顺从依附，无止无休地牺牲和毫无保留的付出，与此相对的是，处于有利地位男子却可以朝秦暮楚、停妻再娶、始乱终弃、用情不专，有些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攀登权势的高峰而使自己身旁的女性受到伤害。

纵观三言二拍中的篇章，这样的故事不为少数。

妇女在社会重的地位低下，男权社会对女性进行严酷的压制，所以，负心婚变剧一次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