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海油事件的魔鬼细节

中海油事件的魔鬼细节
“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是达到目的的捷径。

”
——利德尔·哈特《间接路线战略》
携1600亿元现金竞购优尼科，傅成玉把中国企业家大赌大赢的胆略和魄力演绎到了极致。

虽然没成，但参与豪赌的架势与果敢，则已经发生了魔力。

直接的经济效益是中海油的市值蹿升，从参与竞购伊始的220亿美元，截至9月底蹿升至300亿美元；间接的政治效应则是，中海油把一个价值取舍的尴尬抛给了美国民众和政府。

这个在全球到处推销自由市场竞争价值的国家，在中海油面前尴尬变线，祭起了“双重标准”，以政治封杀互利共赢的商业竞争。

一种莫名的受害者心态作祟，不惜否定了自己所崇尚的价值，其中必然包含着极大的痛苦。

一个中国企业的商业运作能够获得这样双重收获，实属难能可贵。

1600亿元，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数字，640亿元人民币(80亿美元)的新增市值同样让人侧目。

在数字面前，中国媒体表现出了极大的驯服性。

一个得以动员1600亿元资源的竞购事件，被演绎成壮怀激烈的豪举，总导演傅成玉更是虽败犹荣。

他不断亮相各种大型会议和中央电视台的名牌访谈节目，现身讲述英明的决策，回忆那动荡起伏的历程。

在一次次谈不上精练的演讲中，一种盲目的自大情绪不断
升腾蔓延，很有点站在高处指点江山的味道。

缺乏自省意识
从傅成玉的系列反思中，我们看到从竞购的起始到最后的完美谢幕，中海油团队显示了世界一流大企业的风貌。

所以铩羽而归，则完全在于美国搞双重标准，以政治打压经济，而我们似乎则不懂把国家政治聚焦到大企业的重大并购上来的缘故。

起初，在总结竞购优尼科的失败时，傅成玉还能指出三点教训:未与政府达成更多默契、对外宣传不够、自身准备不足。

在最近的反思中，我们更看到了这样的言论:“政府职能部门不要各管一摊，否则中国企业很难在海外收购中取得胜利。

”比如中海油刚开始竞购优尼科时，中国外交部正参与“朝核会谈”；竞购进程中，央行提高了人民币汇率；退出竞购后，商务部宣布国内企业50亿美元采购了美国波音公司飞机。

“如果有关部门能将这三件大事与中海油竞购活动统筹考虑就好了。

”一边批评美国的政治化倾向，一边则强调中国政治化运作不够，显然傅成玉还没有理清事件背后的逻辑。

傅成玉很满意他的团队，给团队在整个竞购事件中的表现打了很高的分。

人们的某种情绪，有着自我强化的趋势。

意想不到的市场效果，媒体的频繁忽悠，极大地催生了傅成玉的激情与梦想，这时候没
法看清自己也属正常。

当被问及对批评怎么看，傅成玉则以不了解真相和错误的思维模式而一概拒之:“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的媒体、有关的学者和专家对这件事本身了解不多，所以理解不深；还有一个，我们很多人的思维模式都是按西方教我们的传统模式思维，用西方教我们的标准去评判”。

傅成玉还再三强调美国媒体对中海油的肯定。

“尽管美国政治上强烈反对，但是没有一篇文章说中海油不好的，说我傅成玉不好的。

它们对这个公司，对我们的管理层是认可的。

中海油毕竟是中国国企的一个代表，在外面来看美国已经把这件事作为中国企业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 “在我们竞购期间，国际主流(主要是美国的)媒体，先后发表了13篇社论，全部是反对在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这件事上用政治干涉商业交易的。

”
一会儿指陈美国以政治干预经济，一会儿又在那里说美国主流媒体几乎全部都是正面的评论，这很有点掩耳盗铃的感觉。

在矛盾的地方，必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秘密是什么呢？我仔细研究了中海油竞购全过程，发现一些有意义的细节被傅成玉给淡忘了。

同许多其他收购一样，关键不是战略，而在于如何实施战略。

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显而易见处的错失，使这次竞购流产。

谁在频繁泄密？
时间可以回溯到2004年12月26号(美国东部时间12月25日)。

只身赴美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傅成玉，在洛杉矶某饭店一个暖意融融的餐厅里，跟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董事长威廉姆斯进行着一次秘密会晤。

谈话围绕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的内容展开。

两人相见恨晚，交谈甚欢。

当晚，兴奋不已的傅成玉便返回北京，召集他的核心团队紧密磋商。

没想到，本来是绝密的东西，2005年1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就将其抢先曝光。

报道说，中海油对整体购买优尼科显示了强烈的兴趣，已聘请投资银行研究购并细节，并与优尼科开始初步谈判。

报道甚至提到，中海油计划出价130亿美元现金，购买优尼科后出售其在美国的资产。

此举若成功，将成为“中国公司有史以来金额最大、最重要的一次海外购并”。

投资者对这个爆炸性消息作出了快速反应，紧跟着优尼科股价就高幅上涨50%，而中海油的股价则有所下跌。

借机打压买方股价、拉抬卖方股价，抬高交易价格和成本，是在海外股市中兴风作浪的国际资本大鳄惯用的手法。

由此大大增加了中海油的收购难度，以至于报价从内部确定的底线价格130亿美元，上升到后来的185亿美元。

一个处于筹划阶段的并购事件，所准备的出价水平、拟聘请的顾问以及并购后整合战略等，在10天之内就被曝光，这很让人怀疑并购的严肃性。

任何并购在没有正式公开报价之前，都属于最高级别的商业机密。

联想收购IBM PC，时间跨度一年多，参加人数几百人，可是直到2004年12月8号，才正式在媒体上曝光。

中海油当时能够接触这一核心机密的人应该是很有限的。

如果能够彻查泄密事件，对此后的运作还会有所保障。

可是，这个“世界一流”的运作团队，却没有对搅乱竞购格局的泄密给予关注。

更为蹊跷的是，泄密频频发生，每到中海油竞价的关键时刻，相关消息总会被一些西方媒体报道，甚至连机密的董事会会议内容也不断被公之于众。

泄密引起了四名国际独立董事的反弹。

既然在正式通知他们之前，媒体的报道就铺天盖地，他们自然要多一份矜持与冷静，以免损害自己的国际形象。

于是，当要求他们短时间内表态时，自然遭受拒绝。

有的独立董事后来还自己雇用第三方咨询公司就收购事件进行独立
评估，这都是被逼无奈之举。

而独立董事负责任的公开表演，按着傅成玉的说法，也使得中海油错失了先机。

其实，真正丧失先机的是泄密。

否则，雪佛龙也不会紧锣密鼓抢在前边先行报价。

将泄密事件跟傅成玉给自己团队很高的评价联系起来，平添许多滑稽感。

让我们暂时相信中海油所聘请的顾问公司都是国际一流的职
业操守，他们不会随便泄露客户重要秘密。

那么这个泄密者一次次的出现，到底是谁呢？泄密这样的大事，在中海油相关高层一次次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却没有被提起，好像被当做一个正常的过程。

个中味道就变了。

难道是中海油的领导一高兴把天大的秘密泄露给国际友人？或者是某个高层对家人、对朋友、对海外媒体作了不经意的透露？既然在后续的运作中泄密成为常态而不见追查，说明泄密不是出于敌意的偷猎，很可能是一种自大的宣泄，是一种内在态度使然。

叫得一手好牌，可是却在出牌环节忽视细小信号的感应，难免铸成大错。

对于一个守不住自己真正商业秘密的公司，其公司治理的“高水平”，就很值得怀疑。

有一个细节也很值得提起。

从傅成玉参加的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我们还获悉，在中海油竞价拍板的关键时刻，傅成玉在投资顾问的陪同下一起去请教一个民间智者或称世外高人。

这位高人以明代诗僧苍雪的一首诗作为点拨傅成玉的由头，可谓意味深远。

诗云，“松下无人一局残，空出松子落棋盘，神仙更有神仙著，千古输赢下不完。

”或许受智僧的启迪，傅成玉才决定不纠缠于这个后来已无意义的竞购？
并购政治化
中海油竞购优尼科，起初还只是美国媒体上的一个商业事件。

消息传出，美国投资者看好，于是导致优尼科股价上升。

3月10日，
优尼科董事会接受了中海油的非约束性报价，允许中海油进行“确认性”尽职调查。

时间为2周半。

3月13日，包括董事长威廉姆斯在内的优尼科十三名高管组成的特别小组杀到北京。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就中海油关心的优尼科核心油气资产和储量等问题做现场陈述，以游说中海油早下决心并购。

可是，随着泄密事件的不断发生，中海油的一些内部讲话，也成为媒体炒作的内容。

所谓中海油以贯彻能源的国家战略为己任，中海油作为大型国企担负着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重任等等统统被公之于众。

中海油把商业行为上升到一个国家战略高度的习惯性冲动，显露无遗。

终于，中海油触动了美国政客和愤青们的敏感神经。

而在互联网时代，美国愤青和政客的互动，终于把一个商业事件演绎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6月27日亦在《纽约时报》的专栏发表文章，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比当年的日本可怕，来自中国的挑战远比当年来自日本的要严重得多。

他甚至认为，面对来势汹汹的中国，美国却有些无所适从:一方面依赖着中国的人民币，另一方面还依赖着中国在六方会谈等事宜上的政治斡旋的力量。

克鲁格曼的结论是，美国应防止中海油成功收购优尼科。

在美国国会激烈反对中海油竞购的重量级议员当属众议院能源和
商务委员会主席乔·巴顿。

这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议员明确表示美国不应该向“心怀敌意的外国人”出售石油公司。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州的共和党议员邓肯·亨特则指出中国正在扩充军力，迟早会成为军事强国。

因此中海油收购交易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新闻台在7月8日至1 1日所做的联合民意调查显示，反对和支持中海油收购交易的美国民众分别占73%和16%，另有11%的受访者表示拿不定主意。

而美国《新闻周刊》在网上组织的民意调查也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果，截止到8月26日，共有5838人参加投票，其中74%反对，22%支持，4%表示不确定。

这或许代表了美国文化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在取得势力，一切来自他们假想敌中国的事情，都要戴上有色眼镜去放大、去变形，而全然看不到中美两个大经济体之间的有机联系断则两伤的现实。

这里没有什么是非曲直，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现实。

在中海油确定并购战略的时候，正是国际上把石油资源炒得最热的时候，也是美国“中国威胁论”较为兴盛的时候。

一连串事件的发展，早就把竞购优尼科推倒了政治博弈的陷阱之中。

战略架构中的内在态度取向
“中国威胁论”当道，无疑给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平添障碍。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任何一个后发国家的崛起，都会遭遇到相同的困扰。

为了不被别人看成威胁索性不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又不想被别人敌视更不可能。

然而，我们却可以在全球化舞台上知雄守雌，通过不强出头和不刺激强权的方式，追求我们的根本利益，关键是取一种什么样的内在态度和外部形象立足于世界。

小平同志1989年9月4日的谈话，为中国崛起定下了韬光养晦的方针，具体内容包括，“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

现在的问题是，作为一种基本的内在态度，韬光养晦并没有过时。

任何不合时宜的冲动和充当领头人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

中国企业需要练就守拙的功夫。

反思起来，中海油缺乏的正是小平同志强调的守拙功夫。

傅成玉痛恨平庸，这是成大事者的必备心态。

有了冲击美国一流石油集团的经历，更加激发起傅成玉的抗衡心态，也验证了傅成玉“不要以为我们不敢和西方石油巨头们较量”的豪言。

他更对西方社会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作出了傅式解读: “自大＋自卑＋恐惧＝中国威胁论”。

把“中国威胁论”概括为“自大、自卑、恐惧”，融进了不少傅式创意，与“敢与西方石油巨头较量”一起，代表了一种内在态度的微妙变化。

他坦言，驾驭市值300亿美元的公司，任何一个决策都可能“让我成为英
雄或者烈士”。

随着手中所支配资源的膨胀，一种不断充盈的抗衡心态已经升腾起来，恨不得马上与西方石油巨头较量。

这种内在态度很值得反思。

毕竟，这样庞大的资源，并不是靠着傅成玉们个人的智慧和艰苦奋斗积累起来的，而只不过是受托于大股东承担庞大资源的代理责任。

中国发展和局的最大破坏者，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我们的自欺欺人和狂妄自大。

不懂格物致知，不善于守拙，就不可能有所作为。

“间接路线战略”
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方针，是建立在对国际时局图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

无独有偶，一本军事著作《间接路线战略》，揭示了跟小平同志一样的主题。

《间接路线战略》是被誉为“20世纪最富有创造性和有影响的战略家之一”，德国人利德尔·哈特的代表作。

利德尔·哈特通过对2500年的战争史进行研究分析，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从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量战役中，采取直接路线获胜的例证是如此之少，采取间接路线获胜的例证又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能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间接路线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战略形式；可是在整个历史的漫长岁月中，直接路线似乎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对于在不利条件下凭借间接路线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常常没有给
予足够重视。

统帅们常常不懂其中的奥妙。

利德尔·哈特得出结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是达到目的的捷径。

一部大国起伏的商业发展史，无不印证着战略家关于间接路线战略的现实性和有效性。

中国企业家中最善于守拙的人当属任正非。

他领导的华为已经成为通讯设备供应的一支全球力量，而他依然保持着根深蒂固的低调。

在屡败屡战的全球化进程中，走过了土狼时代的冲动和无忌，一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间接路线战略日渐清晰:我发展，要让别人因此也发展；我得利，要让别人因此也得利；我发达，让别人因此也发达。

任正非常说，“我是拉宾的学生”。

对拉宾“以土地换和平”的战略他心有灵犀。

国际大公司西门子、诺基亚、阿尔卡特、摩托罗拉、爱立信、3COM等通讯巨头都被视作“友商”，华为与其进行程度不同的合作。

任正非的道理很简单: “如果巨头都认为我们是敌人的话，我们的处境是很困难的。

”
任正非这个明晰的思路也是从挫折中梳理出来的。

2002年，华为在积蓄了多年的力量后，大举进军美国通讯市场。

这个占全球通讯3 0%的市场，无疑是通讯市场的高端。

可是华为的崛起，早就成为思科的眼中钉，一场知识产权诉讼在2003年1月正式启动。

华为沉着应战，选择3COM为合作伙伴，形成了新的统一战线，最后诉讼以和局告终。

任正非迅速变线，在美国市场上暂时不打华为品牌，而是把华为产品贴上3COM的品牌推广。

华为主力则集中开拓中东、亚洲、欧洲、拉美市场，并在所有市场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任正非的市场版图，喜欢跟着国家领导人的出访路线走。

生意从来就离不开政治，政治从来也脱离不开生意。

当初在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使华为成功地从跨国公司巨头那里获得了市场份额，而今在全球一种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终将使华为在美国市场上取得优势。

在一个政治经济分不开的时代，不能盲目打出市场的旗号，直捣黄龙。

而是应该研究全球化的时局图，看清政治力量的走向。

这是市场环境的重要构成因素。

既然美国有“中国威胁论”在涌动，有愤青们在行动，有政客们在利用一些情势捞取政治资本，有一股潜在的实力在运作政治，我们可以选择一条更为稳健的间接路线战略: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建立广泛的“友商网络”，以推动全球化的进程。

美国人最重实用主义。

当他们看到我们的石油公司在中东、中亚、东亚、欧洲、拉美不断取得优势时，他们会改变态度认识到大国利益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