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科研历程

艰苦的科研历程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润清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在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6期，题目为“外语中的实证研究”。我写“漫长的学习道路”后，感到余言未尽；学习写了，科研还没写，于是又写了“艰苦的科研历程”，成为“漫长的学习道路”的姊妹篇。但是，我不好意思都让《外国语》给我发表，于是就投到《外语与外语教学》那里去了。发表时题目改为“谈外语的实证研究”，这次收录时又改为“艰苦的科研历程”。这里记载的，与其说是我自己的体会，不如说是许国璋、王佐良等前辈的关于科研的教导，也是北外多年来形成的重视科研的伟大传统。]

一所大学的学术地位和教学质量取决于其教师的科研水平。一位优秀的大学教师能够把教学和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者从事教学活动是有益的，因为教学给他以灵感，让他发现课题，验证理论或开展实验。而科研活动又能保证教学的科学性、前沿性及时代感。一定量的科研活动能使教师保持对教学的高度兴趣，这样，他就不会有“教书匠”的感觉。科研使教师在学术上永葆青春。

然而，教师在业余时间搞科研有不少困难。例如，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足够的资料，没有机会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最主要的是，有没有懂行的老师指导你，你自己又没有兴趣，决心和适当的科研方法。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主观因素：你有没有兴趣和吃苦的精神。有了这两样，其他条件都可以争取或创造。

从1980年写第一篇文章起，我的科研历史已经有23年了。这段科研历程的每一步都是艰辛的、坎坷的，但同时也是给人教益的，令人欣慰的。

我最深切的感受是：名师指点至关重要。1980年，通过许国璋先生，我结识了赵世开先生。赵先生当时在《动态语言学》（《当代语言学》的前身）编辑部工作。他知道我当时在读许老的语言学研究生，就把他刚刚得到的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美国著名的法位学理论的创始人）的《语法分析》（Grammatical Analysis）一书转给我，让我写篇评介。我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拿来就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写出一篇像样的评介文章发表了。当时自己很得意，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首先是老师选题选得好。赵世开先生知道，那时，法位学理论在中国还不曾有人介绍过，但在美国已经出了不少书和文章。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就与派克先生取得了联系，很快，他就来信表示希望来中国讲学。我把邀请派克先生的报告打上去，王佐良先生立刻就批准了。就这样，派克先生就来北外讲学了。派克先生的讲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调查生疏语言有一套高超的技术，这是传教士语言学家所接受的训练使然。一是他有办法准确地记录下生疏语言的发音。如，他让我们用中文说“我有一个苹果”，几遍之后，他就可以准确地重复出来。二是他有一套调查语法系统的方法。如，他让我们说“我打他”、“他打我”、“我有两个苹果”、“我有三个苹果”等，他就知道了中文宾语不变化，多数不变化的规律。派克先生知道我国的语言学家王力，并提出与他见面的想法。我陪他去见王力时，这两个大学者交流起来，我只能听懂只言片语。他们二人关于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谈话，也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与派克先生在一起的日子让我懂得，在语言学的探索中，我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此后，我又写出好几篇关于法位学理论的文章。赵世开先生的指点不仅让我发表了多篇文章，而且引导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也碰巧成了第一个把法位学语法理论介绍到中国的人。

另一个例子是，许国璋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你去把图书馆里有关language testing的书都借出来读一遍。”当时，我对language testing一无所知，更没有想到它后来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我很听话，就到图书馆把能查到的有关语言测试的书（约有10本）统统借了出来。把这些书抱回去一看，我才吃惊地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而且前人早就有了很多研究。在这些书中，有几本让我爱不释手。我通宵达旦地读着这些书。很快，就写出了一篇有关语言测试的文章。1980年在广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这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后来在广外的《现代外语》上发表。当时，研究测试的还有桂诗春和杨惠中两位先生。同上一次一样，这次又是一发而不可收。随着对语言测试研究的深入，各种各样的命题任务也随之而来。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语言测试的重要性。回忆起来，我在语言测试方面的研究，又是得益于许老的指点。有时候，高水平导师的一句话就能为你打开一个新天地。

此后，我又对心理语言学发生了兴趣。把图书馆有关这方面的书全部搬回家。读过之后，立刻产生了写作的欲望。因为自己并没有搞这方面的研究，而只是读了别人的书，所以只能写些综述性的文章。但是，在80年代初的中国，有关心理语言学的文章还非常少见，任何新鲜的信息都是很受欢迎的。我在两年的时间里，写了两篇心理语言学的文章，均发表在《国外语言学》（《当代语言学》的前身）上。其中，一篇介绍的是心理语言学的三大流派，另一篇讲的是心理语言学的实验该如何做。这时，我发表的文章总共有七八篇了，都是介绍别人的理论与实践的文章，而自己既无理论又无实践，心理开始感到有些不是滋味。有一次，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王佐良先生。王先生却说：“综述性文章是很有价值的，不能小看。你读10本—20本书，写出5,000-6,000字的文章，把一个学科的概貌讲清楚，就是给读者提供了有用的服务。那些没有时间读这些书的人，或者看不到这些书的人，或者根本不懂英文的人，就靠你提供的这类信息来了解一个学术领域的动态。所以，我们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一直鼓励书评性质的文章，国外杂志刊登的book review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文章。书评信息来得快，能跟上时代，涉及的面又广”（大意）。我又问王先生如何看待综述和书评的学术价值。他说：“不要低估书评的学术价值。你读了20本书，写了篇5,000字的综述。想想看，你读的字与你写的字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综述中的取舍详略，本身就包含着你的判断和立场。这些都能反映作者的学术水平。况且，有些综述包含着作者的评论，那就更有学术价值了。能写出几句评论很不容易。比如你介绍一本新书，如果你是第一次介绍这个领域的书，你能做出评论吗？很难。因为你还不太了解这个领域，而且也无法将这本书与本领域的其他著作进行比较。相反，如果你已经读了10本有关某个领域的著作，这已经是第11本了，你评论起来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将这本书与前10本一比较，就会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大意）。王佐良先生的话恰好为我的书评和综述阶段的科研活动做了个小结。他的话既坚定了我的信心，又给我指明了方向。我也经常用类似的话与我自己的博士生交流：“读懂别人有时并不容易，评论别人就更不容易了。站得比作者低，对其作品只能仰视，评论无从谈起。只有站得比作者高，才能‘指点江南’，高屋建瓴。”

说起写书评，我又想起王佐良先生的另一个番教导。他当时谈的是文学评论，大意是：要评论一位作家的作品，除了要了解其同辈作家的作品外，还要了解其前辈作家的情况，才能看出他的写作受了谁的影响；同时也要了解其后辈作家的情况，才能看出他又影响了哪些作家。这几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何其之难啊！要读多少作品和评论呀！虽然王先生谈的是文学评论，然而此理同样适用于对语言学著作的评论。假如要评论乔姆斯基的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1965)，一方面要谈到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对美国语言学的影响，要谈到1957年出版的乔氏的Syntactic Structures的基本内容，然后才能说清其1965年著作的大的背景，以及他的唯理主义心理学主张的来源。该部著作曾被说成“一举完成了语言学上的革命”。而现在时隔40年再回过头来看这部著作，不仅乔氏的理论有所发展，其历史地位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另一方面还要论及1965年以后生成语法的各个阶段及最近的最简方案。换句话说，要想对历史上的一本书或一个学科进行比较恰当的评述，不详细了解该书或该学科的前前后后是不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