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农民形象的流变与审思

新时期农民形象的流变与审思

尹斯星

[摘要]本文分析研究比较探索中国新时期农民形象的流变与审思。从“五四”新文学启蒙运动开始,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最早描绘了中国农民的形象,从民族文化历史时代的高度对“农民意识”进行无情的揭露鞭挞。1942 年后,由于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等原因,农民形象日渐衰退,丧失其生命力。进入新时期,大批中青年作家竞相涌出,用现代意识、现代哲理审观农民群体,塑造了一批较有内涵的农民形象,给人们以无尽的思索。

[关键词]新时期;农民形象;流变;审思

我们的国家,一个拥有众多农民的国度,几千年封建的自然经济,古老落后的小生产,深重的封建压迫,形成了中国农民特有的复杂稳固的性格心理、思维方式、风俗民情(或称“农民意识”) 。“农民大国”的特点便决定了农民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因此,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便不可避免地把农民作为主要的反映对象。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由于历史原因及诸多其他因素,农民形象众多,特色迥异。原因何在呢?让我们来探索一下中国新时期农民形象的流变以及对它的审思。

一

农民形象研究是众多文学研究者契入作家作品乃至思想研究的一种视角或方法.新时期以来研究界关注的中心是现当代文学具体作家作品中农民形象.可以分为:一是专门的人物论,如阿Q论《甚至构成一种阿Q接受史的叙述》，丙崽论，白嘉轩论等待形成争鸣的形象解释；二是某个作家笔下农民形象得到综合分析，如论述鲁迅，茅盾小说中农民形象的文章较多；三是不同作家作品中农民形象的比较研究，如季红正的《同一历史主题的两个时代乐章》《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涉及对赵树理与高晓声笔下农民形象的比较等等。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多属于细部微观分析，而关于农民形象局部宏观研究的有:1，某类型农民形象研究，如《个性-自我-创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中对青年农民形象研究在六十年新文学史的演变作乐一个简洁的考察；还有乡村干部，乡村企业家形象研究等等。2，关于农民形象嬗变研究，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流变轨迹》《肖月华，《江西社会科学》，2000.06》，崔致远的《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新时期乡土小说论》,《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章节都做了论述，前者在具体整合过程中存在着粗流化的倾向，类型划分缺乏足够的文本分析做支撑；后者可能由于写作时间的限制对90年代文学农民形象关注不够，未能很好的探讨农民形象的文化内涵及其审美特征。

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第一个真正写农民的作家。鲁迅用他哲人的敏锐的洞察力感觉到中华民族的痼疾———“国民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在农民身上得以最显著最顽强地体现。诸如麻木冷漠、迷信保守、目光短浅、因循守旧、固执狭隘、欺弱怕强、盲目自大等等,成为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这一意识渗入民族灵魂,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心理基础结构的一部分,似沉重的梦魇压在国人身上,阻碍着人民的觉醒,影响着历史

的进程。《故乡》、《风波》、《离婚》、《祝福》、《药》、《阿Q 正传》等描绘了各种各样、特色迥异而在灵魂深处又同是“老中国底儿女”———农民的形象。

这个时期,紧随鲁迅以启蒙者姿态及冷峻、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写农民的作家还有蹇先艾、许钦文、许杰、彭家煌及稍后的柔石、叶紫、萧红、萧军等一批“乡土小说家”。他们把笔伸向幅员广阔的乡村,刻画了各具特色的农民形象,描绘出具有不同地方色彩的乡村动乱、萧条、后、愚昧的真切生活图景。至于沈从文等作家(包括后来的孙犁、刘绍棠等人) 则尽力从另一角度描绘农民,企盼从乡野农民那里寻求“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③,来对抗当时畸形病态的都市文明。他们的作品大多塑造了一系列乡村纯洁女子的形象。如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 三三》中的三三等,都是那么温柔、美丽、晶莹剔透,闪烁出一种自然的纯美。这也是当时一些作家所追求的,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

新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过渡的剧烈转型期。传统的乡村世界自身亦经历着这种时代文化变革的阵痛。当现代性全面介入乡村社会，并最终以主流意识形态的面目获得合法合理的强势地位时，传统的文化视野中德农民文化心理及其行为选择上产生出了种种复杂焦虑的变革迹象。传统乡村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经济方式，农民身上主要是呈现出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商品经济意识则一直处于压制的隐匿状态80年代商品经济意识渗透进入了以血缘为主要关系纽带的乡村结构内部，逐步改变或引导着农民文化心理意识的走向。

中国现代文学农民形象激烈嬗变,一大批簇新的农民形象走上并逐渐占领文坛,即所谓的“农村新人”。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些“农村新人”?“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较早。一系列作品塑造了不少的“农村新人”,得到当时党中央及许多文艺界领导人、评论家的赞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作家受到影响,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成就不一地塑造了“农村新人”的形象。如李准《不能走那条路》中的东山,浩然《艳阳天》中的肖长春及至60 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和上海写作组集体创作的《虹南作战史》中的洪雷生等众多“农村新人”和“英雄人物”,不一而足。

有一个时期,不少的论者认为以上作家及其作品取得了甚至超过了鲁迅等“五四”作家在表现农民生活,塑造农民形象方面的成就。这种观点,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市场。他们认为鲁迅及其追随者或同时代的作家固然塑造了不少的农民形象,但这些形象都是些落后的受压迫不觉悟的农民。追本溯源,关键在于这些作家未解决好与农民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因而不可能塑造出真实丰满的农民形象。”有些人走得更远,甚至否认“五四”的启蒙文学,宣称“阿Q 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不像阿Q 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出来⋯⋯,

现在的农民的趣味已经从个人的走上政治革命的一条路了!”④只有那些作家笔下的翻身农民的形象“农村新人”“英雄人物”才真实地表现了农民的本质,才是农民真正的典型,这样的形象才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作家在各自创作中都包含着自身的矛盾。一方面,他们上大多不同程度地受着当时某些虚幻理性的影响,在创作中难免“急功近利”,而缺乏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和时代感。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救亡与内战,我国政治、思想、文化重心急剧地向着工农兵方向倾斜。空前激烈的阶级、民族斗争,必然触动文艺这根最敏感的神经,文艺的功利主义此时得到最大的强化。而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便理所当然当作“革命先锋”、“英雄人物”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备受赞誉,大歌大颂。也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弱点,被严重忽视了,对“农民意识”改造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甚或把农民身上的许多弱点当作美好品质而大加颂誉。特别是建国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极“左”思潮,更把农民拔高到当时诸阶层难以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