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与《骆驼祥子》中“原罪-救赎”文化的比较
文学名著中的文化冲突与观念碰撞
文学名著中的文化冲突与观念碰撞引言在文学作品中，文化冲突和观念碰撞是常见的主题。
作家通过描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物、事件和价值观念的对比，展示了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以及思想观念的碰撞。
这种描写不仅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也可以拓宽我们对世界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
本篇文章将通过分析几部经典文学名著中的案例，探讨其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冲突与观念碰撞。
一、《骆驼祥子》中的社会阶级冲突《骆驼祥子》是中国作家老舍创作于1936年的小说，该小说以北京城下贫民窟为背景，描绘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激烈矛盾和冲突。
主人公祥子作为一个贫穷而渴望改变命运的奋斗者，在经历了贫困、艰辛和欺骗以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摆脱自身社会地位所带来的限制。
这部小说通过对不同阶级之间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地位的对比，展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严重阶级分化和冲突。
祥子与上层社会的人发生了多次激烈冲突，并最终失去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整个故事呈现出了社会制度下贫富差距造成的冲突与种种矛盾。
二、《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个人担当与社会规范冲突《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作家J.D.塞林格于1951年创作的小说。
该小说以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尔德为视角，描写了他在美国社会中感到孤立和困惑，并试图抵制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对自己个性及思想的束缚。
霍尔顿在小说中反抗传统道德规范并质疑社会制度下个体是否真正能实现自由和幸福。
而他的这种反抗与质疑，在当时美国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小说中，霍尔顿试图保护儿童纯真与自由，但却在这个充满社会规范束缚的世界里失去了自己。
三、《百年孤独》中的家族观念碰撞《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
该小说以布恩迪亚家族为中心，描绘了一个充满奇幻和传奇色彩的家族历史，并通过对家庭成员之间复杂关系的描述，展现了不同观念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与碰撞。
在这个小说中，布恩迪亚家族遭受着诸多困难和历史变革带来的挑战。
骆驼祥子的悲情命运与文化冲突
骆驼祥子的悲情命运与文化冲突引言《骆驼祥子》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描绘了一个贫困农民的悲惨命运。
同时，小说中还涉及到了文化冲突的问题。
本文将探讨骆驼祥子的悲情命运与文化冲突之间的关系。
骆驼祥子的悲情命运骆驼祥子是一个贫困农民，在小说中他经历了各种艰辛和挫折。
他一直梦想着通过勤奋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一个富有和成功的人。
然而，在社会环境的限制下，骆驼祥子很难实现自己的梦想。
贫困和社会地位成为他追求幸福的阻碍。
他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桎梏，最终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小说中对骆驼祥子的描写充满了悲情色彩，他的命运被社会不公和个人努力的无力所左右。
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注定要过着贫困和艰辛的生活。
文化冲突的存在除了悲情命运，小说中还涉及到了文化冲突的问题。
这是因为骆驼祥子所处的社会，正值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想的交融阶段。
在传统文化中，人的命运往往受到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限制，一个人的成就和幸福取决于他所出生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而现代思想强调个人的努力和机遇的重要性，人们相信通过奋斗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骆驼祥子恰恰处于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
他通过努力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却无法摆脱社会等级的限制。
他渴望获得成功和幸福，却最终被贫困和社会环境所束缚。
这种文化冲突使得骆驼祥子的命运更加悲惨。
他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对社会的不公和个人的无力感到深深地失望和绝望。
反思与启示从骆驼祥子的悲情命运和文化冲突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反思和启示。
首先，小说中对于社会阶级和贫困现象的描写，让我们认识到社会公平和机会平等的重要性。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追求幸福和成功，而不是被出生时的社会地位所束缚。
其次，文化冲突的存在也提醒我们要尊重和包容不同的文化。
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都有其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理解彼此的不同，并在交流中寻求共识和平衡。
最后，小说中骆驼祥子的悲情命运也给我们以警示。
即使面临困境和挫折，我们也不能放弃对幸福的追求。
《雷雨》: 爱与罪恶：品味现代社会中的人性与道德
《雷雨》: 爱与罪恶：品味现代社会中的人性与道德1. 引言1.1 概述在现代社会中，爱与罪恶是人性和道德两个极端的表现。
而在曹禺的经典话剧《雷雨》中，这一主题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本文将探讨《雷雨》中爱与罪恶的呈现，并从中品味现代社会中的人性与道德。
1.2 文章结构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引言、爱与罪恶的主题、人性的复杂性与欲望的困扰、现代社会背景下的伦理困境以及结论。
引言部分旨在对文章内容进行概括和总览。
1.3 目的通过研究《雷雨》，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其中描绘的爱情关系并探讨人性与道德之间存在的冲突。
同时，文章还将展示角色内心世界与欲望之间的矛盾，并探究欲望如何诱发道德沦丧和罪恶行径。
此外，本文还将分析角色面临的伦理抉择及其后果，并进一步讨论现代社会如何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最后，文章将总结爱与罪恶在《雷雨》中的表现，并提出对个人和社会的启示与反思。
通过这篇长文，读者能够深入了解《雷雨》这部作品，同时也能思考现代社会中人性和道德面临的挑战。
2. 爱与罪恶的主题2.1 描述《雷雨》中的爱情关系在戏剧《雷雨》中，剧作家曹禺以婚姻为背景，刻画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爱情关系。
其中，四位主要角色——少爷、丽娟、五儿和宋佳达——展现出不同形式和层次的爱与罪恶。
首先，少爷与丽娟之间的爱情揭示了充满欲望和功利心理的一面。
少爷在病态地追求着与丽娟禁忌的感情关系，而丽娟则试图通过勾结宋佳达来摆脱贫困。
他们之间的互相利用以及对物质诱惑的压倒性需求暴露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金钱和地位所抱持的贪欲和道德沦丧。
其次，五儿和宋佳达之间展现了一种纯真而受压抑的爱情。
五儿深爱着宋佳达，并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然而，由于阶级差异和社会规范，他们无法公开表达这份情感。
这种压抑和束缚使得宋佳达在爱与罪恶之间摇摆不定，他的内心矛盾成为了现代社会对人性和道德的一种写照。
2.2 探讨人性与道德的冲突通过描绘角色之间的爱情关系，剧作家曹禺深刻探讨了人性与道德之间的冲突。
略论20世纪中国文学“原罪—救赎”母题的嬗变——试以《雷雨》、《骆驼祥子》、《施洗的河》为例
作者： 陈佳冀
作者机构：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辽宁沈阳110034
出版物刊名：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133-134页
主题词： 中国文学;“原罪-救赎”文化母题;拒斥;延宕;嬗变
摘要：根源于基督教堕落神话的原罪与救赎观念在西方文学中形成了一种完备的母题形式，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前30年里“原罪-救赎”母题是以与本土文化环境、社会思潮相拒斥的状态呈现的，对《雷雨》、《骆驼祥子》这样较具代表性的文本加以分析，可以窥见这种呈现所孕育的艰辛与不易。
经历50-70年代的延宕期以后，该母题重新复苏并有了很好的发
展，90年代以《施洗的河》为代表，标志着它的逐步完善与渐趋成型。
本文对这一母题嬗变过程的阐释与论证，也是对中国文学蓬勃的发展前号所寄予的某种昭示。
从文化角度透析《骆驼祥子》
从文化角度透析《骆驼祥子》从文化角度透析《骆驼祥子》《骆驼祥子》是人民艺术家——老舍所著的长篇小说，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
祥子是旧社会劳苦大众的代表人物。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从文化角度透析《骆驼祥子》供大家参考。
一、引言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它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转换过程。
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怎样实现从源语到的语的过渡，必须注意文化的差异性。
在文学作品中，称谓是把握人际关系的一把钥匙，关于文学作品称谓的翻译已经有过许多争论，但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永远都是比较公认的判断标准。
译文从内容到形式要做到忠于原文，必须注意到东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差异，做到正确地理解与准确地表达。
二、文化与称谓的翻译王佐良认为：“翻译是通过一种语言转达另一种语言的文化信息，翻译是两种文化的比较。
翻译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
”包惠南与包昂认为：“在中国社会交往中，社会成员之间的称谓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中的都很讲究。
称谓数量众多，文化蕴涵丰富，与英语称谓数量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文学作品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不同的称谓反映了交际双方的年龄、性别、亲疏关系、角色身份、社会地位、情感好恶乃至说话场合等情况。
”在《骆驼祥子》原文中，作者主要采用了描述性称谓语、社会称谓语和亲属称谓语等。
下面主要讨论三种不同的称谓的翻译使用。
1.描述性称谓语在《骆驼祥子》中的使用与翻译。
汉语文学作品中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抒发说话者或描述者的情感或增强语言艺术感染力而使用描述性称谓语。
我们在进行汉译英时应该把其亲昵，善恶，讽刺或辱骂等的情感意义给译出来。
《骆驼祥子》中的称谓具有浓厚的汉语文化色彩，汉译英时必须慎重考虑中英文化因素，既要保留该称谓在源语中的文化内涵，又要符合译入语的传统习惯。
例如：把铺盖放下，手扒在墙头低声叫：“老程!老程!”老程是王家的车夫。
(老舍《骆驼祥子》)“Old Cheng!”he called softly，“Old Cheng!” Old Cheng was the Wangs’rickshaw man (施晓箐译)此句中采用了尊称。
人性的生存悲剧──谈《雷雨》
人性的生存悲剧──谈《雷雨》【摘要】《雷雨》是一部超越“命运”与“性格”悲剧的新的悲剧的形式：生存的悲剧。
《雷雨》历来为人们归为命运悲剧一类，但其实作品中所指的命运只是一种托词，是对于悲剧命运无法解释而又无法摆脱而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呼喊。
《雷雨》并非宿命，是人性在苦苦挣扎中迫于生存而走向了毁灭，这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即人性深处的冲突在周朴园与侍萍等人中得以演绎。
【关键词】人性的挣扎生存悲剧〈一〉悲剧，这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本是戏剧的一种大的类型和剧种。
古希腊的悲剧始终带有宗教色彩，根源于被认为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地主宰着人的不可知的“命运”。
“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虽相信人的力量，但更坚信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不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形成了矛盾的家教观和命运观。
普罗米修斯为帮助人类生存与进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遭受的巨大痛苦，这是埃斯库罗斯不能解释清楚的。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深刻地表现了人们主客观之间的冲突。
《俄狄浦斯王》是俄狄浦斯个人的命运问题。
悲剧的英雄在艰难的命运之中，也不会失去坚强的性格，顽强地与困难斗争，但命运捉弄他，一时把他捧得很高，一时又摔得很惨，他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其命运注定的生活道路。
于是，亚里士多德便称《俄狄浦斯王》为命运悲剧的典范。
古希腊命运悲剧紧紧依托着神话传说，它来自对人生痛苦与邪恶的一种敏锐的认识。
古希腊神话中负责正视、死亡、罪行、恐惧和绝望的复仇女神，她曾掌管预言的，后来虽被光明之神所代替，但她还是占有一席之地。
阿波罗的预言代表着理性的选择，但却不能完全掌握，因为复仇女神保留她对命运的预言及因果报应权──她的预言实现就是一种惩罚，这样，命运就变得难以理解和很难掌握。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主张的“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强调和颂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力量，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人开始自己主宰自己，因而，悲剧的根源也就是转向了人本身，也就出现了“性格悲剧”。
《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探微
《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探微摘要：曹禺的《雷雨》时时显现出神秘的命运色彩。
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腊悲剧对《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影响最大；西方戏剧思潮对其影响更多地体现在表现手法上，但是某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往往与附着在其上的思想内容是共生的，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思想内涵而独立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对《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也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雷雨；神秘命运色彩；基督教；古希腊悲剧曹禺虽然把他的悲剧《雷雨》建筑在人与社会冲突的审美视角上，但在表现人与社会冲突时，时时显露出神秘的命运色彩。
曹禺在《雷雨·序》中说他的创作是情感酿成“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
一、《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与基督教文化曹禺在《雷雨》中对悲剧命运的思考，渗透着基督教文化。
序幕和尾声中重复出现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极力渲染一种庄严、神秘的气氛，充溢着浓郁的基督教氛围。
从周朴园的命运，我们也可以看出基督教色彩。
根据基督教教义，“为夫者，以高压手段胁迫其妻处于不平等地位，使其生活于一种与神圣婚姻相违反之境地，即犯罪；婚姻既为天定，又属神圣，人世不得无故拆散之、离弃之，若谓必须分散之，以耶稣之意见论，即奸淫矣”，周朴园离弃侍萍于前，又胁迫繁漪于后，“犯罪”、“奸淫”都占。
剧中周朴园的赎罪意识是忏悔心理的一种外化表现，他试图借此来补偿愧疚与失落的灵魂。
但周朴园的赎罪方式远离了宗教赎罪的要求，反而加重了自我的罪恶，作品也因此让周朴园的灵魂完全陷入孤独。
《雷雨》的结局是悲惨的，作者让那些大大小小的悲剧性人物统统毁灭，而唯独留下周朴园这个制造悲剧的元凶活在人世。
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从基督教的教义里找到根据。
《圣经》中说，对于那些作恶多端的罪人，“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
周朴园疯妻丧子的下场，正是应验了上帝的诅咒。
《雷雨》把“惩恶”与“劝善”有机地统一起来。
曹禺为周朴园的性格设计了一个由“恶”向“善”转化的归途，让他在深刻的感悟中进行良心的忏悔。
论《雷雨》悲剧主题的多重性
（提纲）导语《雷雨》通过一个两代人陷落其中的爱情悲剧故事，对于亲情、爱情、人生、阶级、命运及其背后的力量，做了一次深刻的探索。
它的爱情命运，既折射出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存在的问题，也反映了文学学科曾经的曲折历程。
把人间最惨烈的悲剧展现给世人看，它的悲剧是发生在每一个最普通的人身上，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一、爱情的悲剧曹禺善于用爱、苦难与死亡来表现人生存在的悲剧状况。
所谓爱情婚姻之悲，确切地说是女子被抛弃之悲，周朴园的抛弃奠定了侍萍人生悲剧的开始，是她人生苦难的根本之所在。
作品不是从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层面来展示一个警世故事，而是将粉饰在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上的温情面纱撕毁，从而审视人类复杂深邃的灵魂。
二、性格的悲剧所有的悲剧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悲剧，而人的悲剧根本还是性格的悲剧。
《雷雨》中悲剧是人的悲剧，并不在于他是穷人还是富人，是好人还是恶人，更是男人还是女人，大家全都处在悲剧之中，全都无可逃脱地承担着悲剧的命运，上演着悲剧的角色。
三、道德的悲剧《雷雨》这部剧作，具有思想内涵的浑厚性。
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揭示和批判了带有封建性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的虚伪性，所以，它可以被看作是一部“道德的悲剧”。
四、生存的悲剧主人公们不仅以自己与悲苦人生、与生存悲剧的抗争显现出生命的活力，更以罪的意识、忏悔意识以及救赎意识表现出人性追求崇高与价值理想的光辉，在受苦、疯狂、死亡的结局里培养人类精神神圣的火花。
故事人物的悲剧结局，都是由于“命运”的特意安排。
结尾《雷雨》这一悲剧的性质和其在戏剧史上的意义，作者曹禺在创作之初是有所感悟的，但也是相当模糊的。
但我们可以从他自己的多次解释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作家把人间最惨烈的悲剧展现给世人看，它的悲剧是发生在每一个最普通的人身上，它更没有让我们到世界之外去寻求什么悲剧的根源，因为悲剧就在生存之中。
【摘要】曹禺的《雷雨》是我国话剧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不同时代的作家对《雷雨》的阐述有着不同的角度和方法。
试析《雷雨》中新旧两种文化的冲突
试析《雷雨》中新旧两种文化的冲突【摘要】《雷雨》是曹禺先生1933年创作的优秀话剧剧本，也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悲剧。
它以本世纪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为背景，通过一个反动的封建资本家周朴园家庭内部的种种纠葛和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揭露了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资本家腐朽、伪善、凶残的阶级本性，鞭挞了黑暗的社会现实。
本文试图从《雷雨》创作的时代背景、取题的象征意义、人物性格及矛盾冲突等方面，简要分析新旧两种文化的冲突，从而进一步认识《雷雨》的文学地位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雷雨曹禺新文化旧文化矛盾冲突曹禺(1910—1996)是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家，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
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青少年时代就目睹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曹禺经过几年的酝酿、构思，1933年在清华大学四年级时，完成了他的处女作——四幕话剧《雷雨》，次年在《文学季刊》上发表。
《雷雨》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悲剧，它以20世纪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为背景，通过一个封建资本家周朴园家庭内部的种种纠葛和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揭露了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资本家腐朽、伪善、凶残的阶级本性，鞭挞了黑暗的社会现实。
《雷雨》暴露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揭示了旧制度必将灭亡的历史趋势，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几十年来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话剧之一。
一、《雷雨》创作的时代背景《雷雨》创作于1933年。
两年前，刚刚爆发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的热潮。
曹禺也积极投身抗日宣传。
《雷雨》中的鲁大海，就有曹禺在保定结识的一位有思想、有智慧的年轻工人的影子。
当时，挪威著名作家易卜生许多揭露社会黑暗、追求人性解放、妇女解放的优秀话剧，已传入中国。
易卜生的思想，对曹禺影响很大。
他在清华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用英文写的《论易卜生》。
《骆驼祥子》与西方文学的对比
《骆驼祥子》与西方文学的对比引言《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以描写一位贫苦青年如何通过拼搏和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闻名。
与此同时，西方文学也有着丰富的作品和独特的创作风格。
本文将通过对比《骆驼祥子》与西方文学的不同之处，探讨两者在表现主题和人物形象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背后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一、主题对比1.1 《骆驼祥子》的主题《骆驼祥子》的主题主要集中在骆驼祥子对贫困的反抗和追求幸福的奋斗上。
小说通过描写祥子的生活经历，展现了贫苦青年在旧社会的艰辛和不公平，以及祥子通过勤劳和坚持为自己争取幸福的过程。
1.2 西方文学的主题西方文学中的主题更为广泛，涉及爱情、友情、自由、背叛等多个方面。
例如，《傲慢与偏见》揭示了社会等级制度下的爱情困境，《老人与海》探讨了坚持和胜利的意义，《骑士雷德与伊凡尼尔》则探索了道德与自由意志的问题。
二、人物形象对比2.1 《骆驼祥子》的人物形象《骆驼祥子》以骆驼祥子为主角，通过他的角度展示了一个普通的贫苦青年如何逐渐成长为坚强的人并实现人生价值。
祥子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形象，他的奋斗精神和对幸福的追求深深打动了读者。
2.2 西方文学的人物形象西方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更加多样化，不同作品中的人物角色也呈现出各种特点。
例如，浪漫主义小说中的英雄常被描绘成崇高而超凡的人物，而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则更贴近真实生活，展现出各种善恶和人性弱点。
三、文化差异的反映3.1 价值观的差异《骆驼祥子》中强调了人的独立和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及对贫困的憎恨和追求幸福的渴望。
而在西方文学中，更多地关注个人情感和自由的追求，追求幸福的途径也更加多样。
3.2 社会背景的差异《骆驼祥子》描写的是中国旧社会的贫困与不公，而西方文学的作品则常常反映出对社会制度的批判，更注重对权力和社会结构的探讨。
3.3 文学风格的差异中国文学强调含蓄和隐喻的风格，而西方文学更加注重对情感和思想的直接表达。
这种差异导致了两者在叙事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
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腊悲剧对_雷雨_的神秘命运色彩影响探微
名作 欣赏
现代文学
筅
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腊悲剧 对《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影响探微
□陈国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雷雨 命运色彩 基督教 古希腊悲剧 摘 要：《雷雨》时时显现出神秘的命运色彩。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腊悲剧对《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影响最大。《雷雨》中 的对悲剧命运的思考，贯注了基督教文化。同时，曹禺把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内化进《雷雨》的创作中。
名作 欣赏
现代文学
结。基督教的教义将血缘乱伦视为人生一种最大的 罪恶，《旧约·利未记》 中说“: 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 羞辱了你父亲。……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 父亲的下体。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 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她们的 下体。……这本是大恶。”⑦圣经中还说“: 与继母行淫 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人 若娶他的姐妹，无论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 彼此见了下体，这是可耻的事，他们必须在本民的眼 前被剪除。他露了姐妹的下体，应担当自己的罪孽。” 周萍与繁漪的乱伦、与四凤的乱伦使他陷入罪恶的 旋涡，得到报应。
女性爱情的救赎与反叛——比较《苔丝》与《雷雨》
女性爱情的救赎与反叛——比较《苔丝》与《雷雨》
郭秀平
【期刊名称】《内蒙古电大学刊》
【年(卷),期】2010(000)003
【摘要】作为中西爱情悲剧代表作品的<苔丝>和<雷雨>有着共同的特质:文中女性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男性的摧残,成为世俗偏见的受害者,并经过种种努力,通过爱情反叛寻求自我救赎之路.就<苔丝>、<雷雨>中女性爱情救赎与反叛之路坎坷的原因从多角度进行训析,就其自我救赎与反叛之举的文化因素进行揭示,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女性救赎之路的文化实质进行比较,揭示其对爱情悲剧的审美意义.【总页数】3页(P50-52)
【作者】郭秀平
【作者单位】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人文与旅游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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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雷雨》和《原野》的差距
论述曹禺的创作风格和男权主义思想的演变——从剧情和结局上分析比较《原野》和《雷雨》的差别曹禺，原名万家宝，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创作大师，其代表的戏剧创作是《雷雨》和《原野》这2部优秀的作品，在艺术特色和创作风格以及男权主义思想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其中的微妙，需要我们细心的去解读，去研究，去分析，去辩解，进而领悟曹禺创作中的优点和缺点，不断的为我国的戏剧创作吸取更多的精华，让我国的戏剧创作达到一种艺术的巅峰！早在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1937年，曹禺出版了他的重要作品《原野》。
在这两部作品中存在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以及男权主义思想的异曲同工之处。
其中《原野》主要讲述了：是一个因家族而复仇的命运悲剧故事，其中故事情节错综复杂，人物性格多变，剧中主人公仇虎，一直把渴望报仇的心理作为人生的奋斗动力，然而这种早已在内心萌发甚至是已经长大的复仇种子最终造就了悲剧性的故事结局和看似平静实则汹起暗涌的内心纠葛和痛不欲生的思想负担。
《雷雨》主要讲述了：一个家族的乱伦的复杂故事情节，剧中的周冲，周萍以及四凤和鲁大海等等都是整个故事情节的牺牲品，30年前，周家少爷周朴园同侍女侍萍私下相爱了，他们生下了两个儿子，但是周家反对他们的结合，为了给周朴园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小姐，硬是把侍萍逼走了。
侍萍怀着满腔的悲愤，抛下大儿子周萍，抱着小儿子投河自尽。
被搭救之后，她嫁给了鲁贵，并生了一个女儿四凤。
最终以悲剧结束整个矛盾的家族故事！一.从2部剧中的剧情上论述曹禺的创作风格的演变从宏观上讲：在剧本《雷雨》之中，剧情主要讲述时一个家族的复杂情感的悲剧过程，在《雷雨》的剧本中，讲述的是父子，母子，兄妹等等之间的恩怨情仇，但是在《原野》中，剧本中讲述的表面上主要故事梗概则由一个简单的家族矛盾，上升为二个家族的矛盾，。
其中深沉的含义是由父子之间的悲剧情怀转变为干妈和干儿子的矛盾，这无疑是表现了曹禺在创作风格中的演变，由一个家族矛盾的复杂化，转向了干妈和干儿子的一系列的冲突。
以《雷雨》为例看中西文化冲突下的中国悲剧
以《雷雨》为例看中西文化冲突下的中国悲剧作者：柴琳王斌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7期摘要：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并且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作家和作品兼容中西方文化的特质。
在悲剧这个属于西方美学的范畴里，中国剧作家用自身的体验来理解和学习人生、人性以及人类的普遍生存状况，并且在不断地为这个给人以力量和崇拜的领域里注入属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
关键词：《雷雨》中西文化冲突悲剧悲剧的概念属于美学的范畴，这个美学范畴产生于古希腊的美学，是对古希腊文学和戏剧作品进行理性思考后建立起来的，并随着西方文学及美学理论的发展不断丰富。
20世纪以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促进中，这个美学范畴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现当代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曹禺通过对西方悲剧的理解以及自己的生活实感，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悲剧，真正把中国的悲剧艺术推向新的高峰。
一、人性的表现与传统女性的继承中国传统戏剧中对人性的探讨一般是在隐形的状态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大多数作品是不把对人性的表现作为戏剧主要的表现对象。
因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文学反映现实社会和道德说教的功能尤其突出，而对人性的表现则是超现实的，是一种恒久不变的对人自身的探讨和严酷拷问，这与儒家思想有着根本的差别，所以我们很难在古代戏剧中找到对人性探讨为主的作品。
但是，曹禺的《雷雨》，恰恰就是我们上下求索的典型。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其作品表现的卓著的现实主义以及对封建社会的强烈反抗。
然而，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尤其是对人物变态心理的描绘的确又超出了中国传统戏剧的范畴，似乎从中我们能够依稀地看到古希腊悲剧的影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欧里庇德斯的《美狄亚》。
美狄亚是一个疯狂的女性，她在帮丈夫伊阿宋夺取金羊毛之后，又被父亲和兄弟阿普叙托斯追赶，她为了摆脱他们，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亲生兄弟砍成碎块，抛到海里，而她父亲忙着收尸，他们才得以逃脱；之后她又用妖术帮她的丈夫杀死了国王，也就是伊阿宋父亲的兄弟珀利阿斯，于是他们夫妇被赶出城邦；之后伊阿宋因贪恋钱财，又要与科林斯国王克瑞翁的女儿成亲，这惹恼了美狄亚，她觉得自己是被侮辱和抛弃的，于是在她的内心深处涌出了可怕而强大的恨意，她开始了一系列的复仇计划：不仅杀死了克瑞翁和他的女儿，甚至连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也杀死。
《雷雨》悲剧的分析
《雷雨》悲剧的分析引言《雷雨》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由曹禺创作于1933年。
作品以大家族的悲剧命运和社会阶级矛盾为背景，展现了当时社会中男女不平等、杨绛阶级丫鬟文化和家族命运的沉重主题。
本文将对《雷雨》这部戏剧进行分析，探讨其中的悲剧因素和创作手法。
一、家族悲剧的主题《雷雨》的主要故事情节围绕着徐家的命运展开。
徐家在故事开始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戏剧家庭：家中有统治家庭的父亲、强势的母亲，还有三个性格迥异的子女。
然而，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徐家逐渐走向了悲剧。
第一个悲剧因素是贫富之间的矛盾。
徐家作为一个富裕家庭，在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同时，也享受着好处。
然而，在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的时代背景下，贫富差距使得徐家的命运逐渐走向没落。
另一个悲剧因素是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
徐家的三个子女中，大儿子建设是个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却因为家庭的壮举而无法顺利发展。
二闺女爱新是个既聪明又独立的女性，但却因为家庭的桎梏而无法顺利追求自己的梦想。
最小的儿子经学压力逐渐变得自卑，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二、创作手法的运用《雷雨》在创作手法上也有一些独特之处，这些手法为该剧增加了悲剧色彩。
其中，对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戏剧中，对话是展现人物性格、思想观念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
在《雷雨》中，曹禺通过精彩的对话，深入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际关系，增加了故事的戏剧张力。
此外，曹禺还采用了夸张的手法来强调冲突和矛盾。
剧中的人物性格和行为表现都有些戏剧化和夸张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凸显出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突出故事的悲剧色彩。
三、社会背景的影响《雷雨》作为一部以家族命运和社会问题为背景的戏剧，自然受到了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的时代。
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
曹禺通过《雷雨》这部戏剧，将社会的阶级冲突和女性地位的低下展现出来。
他希望通过这些描写，唤醒观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促使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和平等。
论《雷雨》的悲剧特点及根源
论《雷雨》的悲剧特点及根源四幕悲剧《雷雨》，作为我国戏剧大师曹禺的代表作，一部中国式的悲剧巨作典范。
李健吾称之为“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是一部真正意义的悲剧。
《雷雨》写于20世纪前半叶，就题材来讲是家庭悲剧，并且触及了普遍意义上的悲剧主题，如个人的孤独，分裂的自我，神秘命运观，遗传与环境决定悲剧命运，以及人生的徒劳感。
然而，由于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和个人经历的差别，又独具特点。
《雷雨》中体现出的因果报应观念，并且带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
一、故事结构和情节设置曹禺吸取英国戏剧创作流行的“三一律”的原则，组织了《雷雨》的情节。
剧本在一天的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两个场景(周家客厅和鲁家住房)内，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的矛盾纠葛剧中的戏剧冲突非常集中，人物都以自己为纽结点，与他人构成多向的网状矛盾关系，而且其中任何一组矛盾冲突的出现与展开，都与其他矛盾纠葛、关联。
周朴园力求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家庭秩序;繁漪要留住周萍，让他永远陪伴自己;周萍则要避开繁漪逃出周公馆;周冲在追着四凤;四凤又想跟周萍结合一起走;而侍萍却要把四凤带出周公馆使她脱离险地;鲁贵想能够永远保住在周公馆的饭碗;而鲁大海则要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同周朴园进行坚决的斗争。
极端复杂、极端紧张的矛盾冲突，就这样一下子交代并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一切纠葛又在一瞬间爆发，读者还来不及细细琢磨它究竟酝酿着什么，剧中的八个人全失败了，这个家庭向观众刚交代和呈现出故事，就一瞬间坍塌，死的死，疯的疯，活着的人也陷入永世不能拔出的痛苦泥沼中。
曹禺在此设置了一种悖论结构:每一个人物都在推动着悲剧的发展，他们制造了这个悲剧，可是又都是悲剧结果的承受者。
在面临生与死的二元抉择中，他们只能选择其一，死去的人和生存的人。
《雷雨》打破了中国传统戏剧的二元结构，用一种崭新的视角深入解读了戏剧的模式，使戏剧的结构形式走向了多样化。
二、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雷雨》中一共只有八个人物，每个人物都有其丰富的性格，从而构成了整部作品的冲突。
《雷雨》读书笔记--命运的重复和青春的救赎
《雷雨》读书笔记——命运的重复和青春的救赎《雷雨》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名作，经历刚出版时短暂的寂寞后，在留日学生的演出使得这部剧获得极大轰动，直到今日仍有诸多学者对他进行研究。
无论是阶级性的解释，还是冠以古希腊悲剧的血统，在这些林林总总面目不同的研究成果中，《雷雨》是中国悲剧史难以逾越的高峰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它身上透着股朦胧而深刻的悲剧性，吸引着人们开掘他的潜力，在这里我也将就其悲剧性效果何以产生简述我的理解。
一、无辜的人被击垮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1］然而，反观《雷雨》，确切而言是无辜的人的毁灭带来其悲剧性。
说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也是不错的。
《雷雨》最后的结局是青年一代的毁灭和衰老一代的孤独，爱情和亲情都被命运击垮。
但归根结底，在《雷雨》中，所有人性中美好的东西，都是承载在无辜的人身上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悲剧型才更强烈。
如果一个人物的毁灭是合情合理的，那么这只能算作惩罚，而惩罚是无法触动人心的。
因为无辜，所以更衬托出被捉弄后连反抗的理由都没有的痛苦。
这里所谓无辜不仅仅是从人物关系上说，其实《雷雨》中的人，个个都是无辜的。
首先是周冲，在整个剧本中周冲是一抹最明亮的色彩，故事里每个人都怀揣着“诡计”，每个人心里都有算盘，唯独他没有, 他是人间四月天。
作为文学人物，他的性格或许单一，没有繁漪的矛盾，也没有周萍的犹豫，他身上是没有冲突的，但如果少了他，这个大家庭就变得晦暗，毫无生气。
应当说，没有周冲的死的《雷雨》，并不能说是一部完整的悲剧，其他人或死或疯，多少有咎由自取的意味，只有他是最无辜的。
哪怕是“虚伪"的周朴园，他也是无辜的。
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从头至尾，他的出现，他所作的每件事，他的专制，都是没有敌意的，他对繁漪的精神侮辱，只是想维护自己的权威。
面对鲁大海，他似乎也是在用一种长者的，过来人的姿态忠告他。
他曾经去德国留学，曾经和侍萍相爱，可见三十年前他就和如今的周冲是一样的。
《雷雨》与《骆驼祥子》中“原罪-救赎”文化的比较
《雷雨》与《骆驼祥子》中“原罪－救赎”文化的比较【摘要】通过对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雷雨》和《骆驼祥子》的分析，寄希望于中国文学能够尽早摆脱社会化、世俗化等诸多不利因素的桎槁与束缚，真正深入到对灵魂救赎、对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上，拿出俾睨一切的精神气质，洞穿人生虚无的浩瀚灵魂和承担虚无之重压的伟大精神力量，产生出属于中国自己的伟大作家以及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作品。
【关键词】《雷雨》《骆驼祥子》“原罪-就赎”在西方文学中，这种涵盖原罪与救赎观念的基督教精神的影响渗透十分明显，其叙述模式形成了一个最为基本的框架：从堕落到救赎。
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复活》，即可窥见。
无论是冉阿让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还是聂赫留朵夫引诱一个少女却不肯负其责任，两者的被动堕落与主动堕落，最终在基督精神的教化下都坚定地走向了自我救赎之路。
相比于西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除了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原罪—救赎”文化母题更是与本土的文化环境和当时的社会思潮显得格格不入，完全以一种相互拒斥的状态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的两极悖逆性则在曹禺与老舍的创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特别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雷雨》与《骆驼祥子》。
两部作品都暗含了强烈的原罪意识，原本可以上升到更高的高度，实现对人性更为深入的揭示并指出救赎的真正出路，但都中途夭折了。
其中所流露出的艺术氛围与主题意蕴，乃至有意的整改删削，都很好地体现出了这种误读、拒斥与悖逆。
但其中可以窥见的是，二者的这种拒斥性的呈现显然是相异的，与曹禺的被动与出于无奈放弃“原罪—救赎”文化观念相比，老舍则更多的是主动地用其去迎合社会主流话语。
由此可见，“原罪—救赎”文化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渗透与表达是在及其不易的艰难抉择中进行的。
《雷雨》是曹禺戏剧创作的一座里程碑，更是中国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
曹禺在作品中有意地渗透了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原罪”思想，并使其成为剧本中的核心观念，《雷雨》的整个剧情都渗透着一个罪恶的的内核，剧中所涉及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处在这个内核之中，经受罪恶的洗礼，谁也逃脱不了干系。
骆驼祥子的救赎与人性的希望
骆驼祥子的救赎与人性的希望一、引言《骆驼祥子》是中国作家老舍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追溯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底层人民艰苦生活的真实画面。
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骆驼祥子的人生轨迹，展现出对救赎和人性的深刻思考和探索。
二、骆驼祥子的经历骆驼祥子来自农村，为了生活选择了到城市打工。
他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努力工作，通过卖力气维持生计。
然而，他始终身处社会底层，受苦受累。
在小说的一些描写中，骆驼祥子被描绘为一个无助的角色，不堪压力和苦难的折磨，看似境遇悲惨，但在他心中却存在着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和救赎的渴望。
三、社会对骆驼祥子的歧视骆驼祥子所处的时代，社会对底层劳动者存在着歧视，因此他在城市生活中常常受到无情的对待。
在小说中，骆驼祥子面对的中介、上司和他的上门女婿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他都带着一种轻蔑和歧视的态度。
这种社会对底层人民的歧视，给予了骆驼祥子极大的挫折和打击。
他不得不为了生计而忍受这样的待遇，但他仍然坚持着，并且寄希望于将来能够摆脱贫困和压迫。
四、骆驼祥子对人性的希望尽管骆驼祥子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公是显而易见的，但小说中也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希望。
他始终相信，人性中存在着善良、同情与希望。
在小说的情节中，骆驼祥子与其他底层劳动者形成了一种友谊和团结。
他们相互帮助，互相激励，形成了一种共同抵抗社会不公的力量。
这些描写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使在困境中，人性中的善良和希望永远存在。
五、骆驼祥子的救赎之路骆驼祥子的救赎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解脱，而更是对人性的救赎。
他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磨难后，逐渐认识到了人性的真谛。
在小说的结尾，骆驼祥子选择了回到农村，追求简单而真实的生活。
他意识到，经济的成功并不能完全带来内心的满足和快乐，只有拥抱真正的善良和人性，才能找到真正的救赎。
六、结论《骆驼祥子》通过描写主人公骆驼祥子的故事，深入探讨了人性的希望和救赎。
尽管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残酷不公，但他坚信人性中存在着善良和希望。
骆驼祥子在寻找经济解脱的同时，也在追求着内心的救赎。
雷雨和复活比较讨论
● 在《雷雨》中两个对立的家庭关系反映了阶级对立，在《复活》中地位优越的审判者在 道德上并不优于被审判者。
三、堕落与顺从：不同的罪恶
● 模式：纯真一罪孽一复活。每个人既受到原初的纯净的灵魂的支配，同时 也受到世俗之恶的诱惑，而这两种力量的博弈就是人复活的表征。托尔斯 泰的成长观是：人在童年时代一方面是纯真的，一方面靠着某些本能生活， 所以，他需要把这些生物性本能清除掉，才能真正成为只靠灵魂生活的人； 然而，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被世界污染的过程，所以，当人步人成年的时 候应该努力回归童真。
《雷雨》《复活》
一、受难与忏悔：不同的救赎之路
● 《复活》是一对堕落的男女精神上的复活，两位主人公是绝对的主角。聂 赫留朵夫为了拯救灵魂主动受难，是一部有史诗品格的关于自我救赎的小 说，聂赫留朵夫的思考和行动推动了主干情节发展。
● 《雷雨》没有绝对的中心人物，整个戏剧的发展是多点矛盾逐渐集中到一 点，周朴园的忏悔是被动的，是人伦悲剧的直接后果。
● 周朴园和鲁侍萍的爱情实际上也反映出某种原罪，因为爱情，背叛了自己 的家庭。而且表现了这种原罪盲目的破坏力量。周朴园和鲁侍萍的关系由 于家庭因素更多的呈现一种周对鲁的“叛离”，背后是周家对侍萍的驱逐。
四、复活与子代：不同的未来
● 《雷雨》在酝酿和铺垫中不断走向最后的结局——死亡。周朴园在巨大的 悲痛中深深忏悔。
● 或许我们可以说，雷雨之后，可能是周朴园的“复活”。托尔斯泰《复活》 的结局正相反，男女主人公都走向了复活。但是复活的两个人都不可能再 回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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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与《骆驼祥子》中“原罪－救赎”文化的比较
【摘要】通过对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雷雨》和《骆驼祥子》的分析，寄希望于中国文学能够尽早摆脱社会化、世俗化等诸多不利因素的桎槁与束缚，真正深入到对灵魂救赎、对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上，拿出俾睨一切的精神气质，洞穿人生虚无的浩瀚灵魂和承担虚无之重压的伟大精神力量，产生出属于中国自己的伟大作家以及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作品。
【关键词】《雷雨》《骆驼祥子》“原罪-就赎”
在西方文学中，这种涵盖原罪与救赎观念的基督教精神的影响渗透十分明显，其叙述模式形成了一个最为基本的框架：从堕落到救赎。
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复活》，即可窥见。
无论是冉阿让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还是聂赫留朵夫引诱一个少女却不肯负其责任，两者的被动堕落与主动堕落，最终在基督精神的教化下都坚定地走向了自我救赎之路。
相比于西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除了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原罪—救赎”文化母题更是与本土的文化环境和当时的社会思潮显得格格不入，完全以一种相互拒斥的状态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的两极悖逆性则在曹禺与老舍的创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特别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雷雨》与《骆驼祥子》。
两部作品都暗含了强烈的原罪意识，原本可以上升到更高的高度，实现对人性更为深入的揭示并指出救赎的真正出路，但都中途夭折了。
其中所流露出的艺术氛围与主题意蕴，乃至有意的整改删削，都很好地体现出了这种误读、拒斥与悖逆。
但其中可以窥见的是，二者的这种拒斥性的呈现显然是相异的，与曹禺的被动与出于无奈放弃“原罪—救赎”文化观念相比，老舍则更多的是主动地用其去迎合社会主流话语。
由此可见，“原罪—救赎”文化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渗透与表达是在及其不易的艰难抉择中进行的。
《雷雨》是曹禺戏剧创作的一座里程碑，更是中国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
曹禺在作品中有意地渗透了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原罪”思想，并使其成为剧本中的核心观念，《雷雨》的整个剧情都渗透着一个罪恶的的内核，剧中所涉及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处在这个内核之中，经受罪恶的洗礼，谁也逃脱不了干系。
但他们又没有人能够为这罪恶负责，每个人都有推脱的理由。
首先，拿周朴园说，他一直被看作是这个家庭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但可知30年前那场悲剧他同样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毕竟与侍萍真心相爱过，他们一起曾有过的两个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诸多可供回忆的往事；而周萍与四凤的兄妹乱伦，也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上辈人作下的孽，因为他们并不知情；剧中似乎唯有繁漪与周萍的乱伦罪不可赦，但细琢开来，在周公馆这样一个感情禁闭的压抑环境中，也应该说是情有可缘……显然，人人都有罪孽但却都可以为自己开脱，这种罪孽恰恰就是原罪，它恰似我们常说的命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
”曹禺的自述充分显示了他内心深处的对“原罪”意识
的深刻领会。
然而，在痛苦地观察、审视他的人物（甚至于他自己）以后，曹禺发现了生命的挣扎，每个人渴望从罪孽中得到解脱，却缺乏自我解救的力量，为此，在最初的构思中，曹禺精心设计了“序幕”与“尾声”，就是为了表达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
这两个场景设置在一个教会医院，而其前身恰恰就是充斥着人类罪性的周公馆，在经历了妻疯子死的沉痛打击后，周朴园把自己的财产无偿捐给教会，最后在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的音乐声中，这个不幸的老人静静地聆听着修女念诵《圣经》，显然，曹禺是企望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的生物。
”实则正是在上帝之声的召唤中迈向救赎的返乡之途，体现出了对情感的净化、升华与生命的超脱的终极关怀。
但显然，这只是作者的初衷，而在文本具体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原罪—救赎”的宗教观念与既成的社会意识、艺术规范相悖逆与冲突，在三十年代这一特地定的社会、时代背景的制约下，当时普泛的“接受者”包括读者、观众、导演、演员、评论者……他们以极端情绪化的方式来规约与“宰制”《雷雨》，完全把其纳入了传统的阐释系统并赋予了特定意义，主流文化批评更是把“暴露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大家庭的罪恶”钦定为《雷雨》的主题，而体现作者强烈救赎主题的“序幕”与“尾声”却也无情地被一刀砍去，实则是对《雷雨》的肢解。
毫无疑问，一出本来是探讨原罪与救赎这一终极主题的人性悲剧就被简约化为一部暴露阶级压迫的社会现实剧了。
比较而言，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不仅是老舍创作生涯的里程碑，更曾被主流文化誉为现代中国小说中“正统”写实主义的一座高峰。
作者以“下层人民”代言人的身份有意地迎合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主题要求，使这部原本最有可能揭示出堕落与救赎主题的小说，也因作者的主动放弃与取舍而中道崩殂了。
《骆驼祥子》中，主人公祥子的堕落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承受原罪的过程，显然，原本强壮健康的祥子的堕落与他所处的环境紧密相关。
在大环境上，有兵乱、政治斗争、不合理的制度与社会生活；小环境上，虎妞的陷阱、夏太太的勾引等，在大小环境所交织成的浓密的蛛网中，祥子无以挣扎和逃脱，其堕落也成为了必然，而这堕落的路线也是清晰可寻的，最初的人和车厂—婚后与虎妞居住的大杂院—白房子妓院，祥子人生所经历的三站，先后明显呈递降趋势，就是在这罪恶环境的层层紧逼下，祥子无情地被人世所抛弃，堕落为都市中的一块“行尸走肉”。
写到这里，看似已经成功，但就对人性的深度揭示上显然它只成功了一半，越是在环境的压迫下不得不堕落，就越应该生发出自我救赎的道德觉醒，使人性焕发出无尚的尊严与博大的情怀。
这种没有救赎的毁灭是没有深度的毁灭，祥子的悲剧也仅仅是一个平凡的悲剧。
但从当时的主流文化批评的标准与导向来看，这种悲剧是值得称道的。
显然，与《雷雨》的删改版一样，它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暗含了对社会制度不公的强烈控诉，像祥子这样一个朴素健全的劳动者怎样也摆脱不了环境的枷琐，这对否定个人奋斗的集体主义观念提供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证。
像老舍这样深受基督教观念影响的作家都有意的在其代表性的作品中尽量规避甚至远离原罪与救赎意识，在这样看似悖论化的抉择中，更加突显了“原罪—救赎”这一文化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表症的艰辛与不易。
其实，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
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中国作家在才能和灵性上都是很优秀的，但由于长期受思想束缚，基本上都没有触及到过真正文学的根髓—表达人的内心，还因为缺乏那种对人的生存状况进行持续追问的勇气，使得中国文学一直不像西方那样显得博大而精深，也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