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赏析

《文心雕龙》赏析《文心雕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文艺理论巨著。

至今中外文艺理论界还没有哪一部著作可以与之媲美。

它全面总结和阐释了文学原理、文体、创作、批评等问题，“体大而虑周”，论述精辟，是中国文艺批评最权威的典范论著。

目前，专事研究其理论体系的“龙学”正日益兴盛。

南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的一天，梁武帝的开国元勋、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坐车从大街上经过。

一个身背包袱、货郎打扮的中年人冲开护卫，挡住车驾，献上一部书稿。

沈约带回阅读后，为之赞不绝口，把它“常陈诸几案”。

在沈约的推荐下，这部书很快流传开来。

它，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学原理性的经典巨著《文心雕龙》。

拦车人就是它的作者，文艺理论大师刘勰。

刘勰(约公元465一约公元532)，字彦和。

祖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

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齐王刘肥的后裔。

他的父亲刘尚，做过南齐的越骑校尉。

但刘尚早逝，家道中落。

到刘勰20岁时，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去世了，他的境遇也就日渐艰难。

但他“笃志好学”，遍览群书。

在《文心雕龙·程器》中，他谈到自己的理想：“君子藏器，待时而动。

……用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

”可以看出，刘勰深受儒家“用世”思想的影响，立志先“修身”，然后“治国平天下”。

母亲死后，刘勰守孝三年，便离开家乡去都城建业谋求出路。

但因贫寒无名，没有人举荐，怏怏而返。

不久，他便师从僧佑，到浮莱山定林寺协助僧佑整理佛教藏经。

僧佑是南朝有名的博学高憎，曾编撰过《弘明集》。

刘勰深受僧佑的影响。

他终生未娶的生活经历和在《文心雕龙》中他对一些概念的阐释，都打上了明显的佛学烙印。

除佛学外，僧佑还精通儒家经籍，并且藏书丰富。

刘勰在定林寺的十几年中，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和古今文学作品，为他著述《文心雕龙》奠定了雄厚的学识基础。

刘勰著述《文心雕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他生活在一个社会思想极为开放，文学创作极为繁荣的时代。

东汉以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分裂、大动乱、大融合的时期。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复杂，两汉“独尊儒术”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

佛教开始传人并很快盛行，道家思想以蓬勃之势复苏，“谈玄”和向大自然寻求生命真谛的思想成为席卷全国的社会思潮。

哲学逻辑思想的大解放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人们冲破了儒家倡导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的束缚，抛开汉儒死守章句、图解经义的作法，大胆地抒写情性，反映现实，歌咏自然。

自三曹等百余名作家的积极写作，开创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建安文学之后，一直到南北朝，诗文创作长盛不衰。

这时期，朝廷也开始承认文学的独立地位，封建帝王和大批士族官僚也加入了创作的行列。

魏文帝曹丕就是大家熟知的文学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文，而且还写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典论·论文》。

宋文帝时设置了专门的文学机构“文学馆”，与原有的儒、道、史三馆并列。

宋明帝时设总明观，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

由于几代帝王的爱好和提倡，南朝连初识字的儿童都拼命地做起诗来。

士族文人中甚至出现了“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况。

文学创作的繁荣，大量作品的产生，不免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这就需要文学批评去进行鉴赏和甄别，来指导创作和引导阅读。

一些知识分子就着手品评诗文的工作，大量文艺批评论著应运而生。

然而，由于此时旧的文学观刚刚被打破，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在当时的文艺批评中，虽然也有《文章流别论》这样的佳作，但更多的评论著作则没有准则，只是各随好恶地任意立论，造成文学批评中的高下颠倒，黑白不分的混乱状况。

为了澄清当时文学批评中的混乱局面，使文学批评真正起到指导创作、引导阅读的作用，社会迫切需要“批评的批评”——科学的、权威性的文艺理论体系的产生。

刘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萌发了写作《文心雕龙》的宏愿的。

从30岁左右开始，他发愤著述，经过五、六年的苦心孤诣地努力，这部文艺批评的扛鼎之作终于诞生了。

刘勰也随着这部伟大著作的传播而名扬四海。

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刘勰被朝廷启用，授予奉朝请等职务，后来又在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担任了东宫通事舍人，与昭明太子结为忘年之交，参与了《昭明文选》的编选工作。

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四月，昭明太子死后，刘勰奉敕与沙门慧震上定林寺撰经，经成后，他就弃官为僧，法名慧地，一年后去世。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的著作现存的还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种。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艺原理性的理论专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块不朽的丰碑。

《文心雕龙》这个书名的含义是，“文心”指写文章的用心，“雕龙”是指要把文章写得如雕绘龙纹一样精美。

全书37000多字，分为50篇。

今本的《文心雕龙》分10卷，上下两部，每部25篇，每篇又系以赞。

从论述的内容上划分，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五篇，是作者自称的“文之枢纽”，也就是本书的总论，主要阐明白己所建立的文学批评体系的根本原则。

《原道》篇提出写作最根本的是要表现“自然之道”，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必须由事物的本质意义出发，不能以文害志，以文害物。

刘勰这样强调“道”，也是为了反对六朝文学创作中过分雕琢而违反自然美的不良倾向。

《征圣》和《宗经》二篇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概括了写文章要“衔华佩实”的基本原则。

第二部分是文体论。

包括《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讳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招策》、《檄移》、《封弹》、《章表》、《奏启》、《议对》、《书记》20篇。

这部分从“原始本末”、“释名章义”、“选文定篇”和“敷理举统”四个方面，论述了35种文体的源流和特征，将文章分为“文”和“笔”两大类，解释其文体名称和意义，并列举以往的作家的创作，评论其作品，概括出每一种文体的特征和写作要领。

这一部分是从感性材料上进行分析，为后文进一步进行理论阐述打下了基础。

第三部分是创作论。

包括《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炼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述》、《事类》19篇。

这之后的《时序》和《物色》两篇虽然包含了文艺批评的内容，但也有关于创作的论述。

这21篇是作者所称“割情辞采”的内容，是对总论中提出的“衔华佩实”的文学总体要求的具体论述。

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的构思、艺术风格、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继承与革新、文学创作中的具体的艺术技巧(如声律、比兴、夸张等艺术手法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

这—部分是《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指导意义最大的一部分。

第四部分是文艺批评论。

包括《才略》、《知音》、《程器》3篇、其中《知音》是专门论述文艺批评方法论的，指出批评的方法是要通过作品的文辞来考查其表达的思想感情，以探求文章所用的体裁、文辞、结构等是否能与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相一致。

《才略》和《程器》两篇，论述了作家的文才和品德，讨论创作主体(作家)与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主体批评。

最后一篇《序志》是作者交代写作动机和目的的篇目．篇中还概括了全书内容和写作时所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类似于“跋”。

以上是对《文心雕龙》概貌的介绍。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书中论述的几个重要的论题。

关于创作论1、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刘勰认为，作家的创作源于客观事物的感发和观照，“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强调时代的变化决定文学的发展，“文变染采世情，兴废系于时序”。

他还结合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风尚的发展过程，系统地分析了文学盛衰的原因，总结了三百多年的创作实际和近二百位作家的创作经验，阐明了历代文风先后继承与变革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强调作家创作时决不能忽视对自然的感悟和体验，也不能离开生活实际，闭门造车。

同样，批评也不能抛开历史背景，片面地分析艺术特色。

可以说，这种文学史观的建立，是《文心雕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2、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在《情采》篇中，他大力提倡“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强调文学创作要以“述志为本”，创作的目的是表达思想感情。

作品中，内容是第一位的，如果“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但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原则，又要“言必有采”。

他认为思想意义必须通过形、声、情三者的中介，才能酣畅充分地表现出来。

他指出：“情(思想意义)者文之经，辞(文采技巧)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

此文之本源也。

”形象地阐明了形式由内容必然转化而来，又将内容包涵在内的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关系。

3、作品的风格论。

《体性》、《风骨》等篇，论述了文学风格问题。

在《体性》篇中，刘勰指明文学作品风格的形式与作家气质有密切的关系：“各师本心，其异如面。

”篇名中的“体”是指作品的风格，“性”是作家的气质。

他认为，作家的内质决定其艺术创作中的艺术个性，反映到作品中就形成了艺术风格。

文中他进一步论述了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由“才”、“气”、“学”、“习”四种因素起作用，由于每个作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因而他们的作品也风格各异。

这四者，前两者是作者的先天秉赋，后两者是后天修养。

指明作家要创作山有风格特色的佳作，必须在加强修养上下功夫，而不能刻意求异，生硬地在—些小技巧上下功夫，追求所谓的“风格”。

4、艺术构思论。

构思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环节。

刘勰把艺术构思分为形象映照和想象虚构两个阶段。

在《神思》中，他形象地描绘了艺术构思从观察到艺术创作的心物交融的全过程：“物以貌求，心以理应”，事物以其形貌影响到作者，作者心理上得到感悟，于是便“神与物游”。

这种心与物的结合，并不只局限于直观的、现实的、被动的反映，而是经过提炼加工，得到理性的内涵。

然后作家还要联想，既可以“思接千载”、又可以“视通万里”，把眼前的事物、悟出的理性与联想到的事物融合后，再“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把那些本来比较抽象的思想、意义融入到现实与联想融合而成的物象之中，完成艺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