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秦国的崛起模式论

战国时代秦国的崛起模式论一．商鞅设计的秦国崛起模式秦国为什么能够在战国时代胜出，成为最后的统一者？可列入讨论范畴的因素很多。

如地理位置、外交策略、军事实力……等。

但就维持一种长达百余年的攻击态势而言，上述因素显然不足以成为主导——据学者统计，“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之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完成统一），秦国在96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中发动了52场战争（占54%），并取得了其中的48场胜利（占92%）”。

惟有保证对资源的强大汲取能力，才能维持如此高频率的对外战争和如此高比例的战争胜率。

这种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依赖于商鞅变法为秦国带来的严酷的基层控制体系。

简而言之，为强化国家对民众的直接控制，商鞅采取了如下措施：1、摧毁一切有组织的“中间力量”，使民众以原子化形态直接面对国家的汲取（1）打击贵族，推行以吏治国。

欲使天下之人尽为君主之奴，必先使天下之人互不为主奴。

先秦贵族的权力、土地和民众，不受君主直接控制。

国家在汲取资源时，面对的不是原子化的自耕农，而是组织化的贵族。

为维护自身利益，贵族会自发抵制国家的过度汲取。

商鞅以成文律法的形式，推行无军功不授爵等制度，来打压贵族，推行以吏治国，吏的权利和任免完全操于君主之首。

脱离了贵族“小共同体”保护的普通民众，遂不得不直接面对国家的汲取。

这种汲取较之贵族更甚——学术界一般认为：商鞅变法后，秦帝国普通民众须向国家缴纳年产出的2/3。

值得一提的是：无军功不授爵等律法，因平等对待贵族与普通民众，长期被认为具有“进步性”。

这种评价大有问题。

真正有意义的“平等”，必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法律层面上的平等，而非两个被统治者之间的平等（贵族相对民众，是统治者；但相对秦王和秦国，仍属被统治者）。

对照欧洲历史，可以说贵族的消亡，是中国历史上一极重大的损失。

5-13世纪的很多欧洲国王，只能在王室领地内直接行使权力，不能染指贵族的封地。

宫廷和政府开销，须仰赖王室自己的收入，包括领地收入、司法收入、贵族缴纳的“封建协助金”等，若王室的收入不足用需另行征税，必须得到类似“贵族大会议”等代议机构的授权。

“无代表权不纳税”等近代法治理念，即由此类制衡中诞生。

（2）用成文律法，强制解散大家族。

秦律规定：民众“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赋加倍征收；“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禁止父子兄弟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大家族消亡后，原子化的小家庭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然无力抵制其无节制的汲取。

2、用告密手段、恐怖手段来控制民众（1）制造特务国家。

商鞅规定：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个编制里的百姓，若有人犯法，其他人不向政府告密，会被株连腰斩，告密者则可得到重赏。

秦国被变成一个遍地告密者的“特务国家”。

不独邻里之间，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负有互相告密义务。

据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秦律规定：丈夫行盗，妻、子知情，并共享所盗之物，妻、子与丈夫以同罪论处。

凡盗窃及其他犯罪，同户之亲属都须连坐。

反之，如丈夫犯罪，妻子在案发前主动告密，则妻子的嫁妆可以不被没收。

这种告密制度，将民众牢牢捆绑在国家机器上不得动弹，也导致社会风气的严重败坏。

据《汉书·刑法志》记载，直到汉文帝时代，民众乐于告密的风气才得到扭转。

（2）恐怖主义治国。

秦法暴虐，与商鞅的个人理念有关。

在商鞅看来，要震慑民众，使他们不敢触犯朝廷的法律，必须轻罪重刑。

用死刑来惩罚犯轻罪之人，用酷刑来处死犯大罪之人。

犯轻罪而处死，就不会有人敢犯重罪（“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以至矣”）。

《商君书》里还说，犯罪发生之后再来惩罚，已经晚了；政府必须在民众实施犯罪之前惩罚他们（“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疑罪从有”，一旦被怀疑存在犯罪可能，即进行严惩）。

3、把制服本国民众，放在治国的第一位《商君书》里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够制服天下的统治者，必须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战胜强敌的国家，必须先战胜他的百姓。

在商鞅看来，制服本国百姓，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懂得愚民、弱民。

（1）全方位愚民。

商鞅为秦国制定的国策，以农、战为核心。

秦国民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农耕，要么征战。

经商、求学、耕作达不到政府的要求，本人及妻子儿女就会被抓起来沦为官奴。

在商鞅看来，除了农耕和作战，其他行业如商贾、隐士、学者、游士、手艺人，对国家都是有害的。

因为这些职业的存在，不利于让民众保持愚昧。

国家要强盛，必须消灭“五害”，必须彻底愚民。

《商君书》里说得明白：“民愚则易治也”——民众愚昧，就易于治理。

“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民众没有知识就弱，有知识就强；民众弱，就安分守己，民众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政府。

要怎样让民众保持愚昧呢？商鞅提供了三种办法：一是要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二是政府不要因战功、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奖赏百姓，如此，“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

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民众鄙视学问，就会变愚昧，就不会有多余的外部交往，就会安心耕种，国家就不会衰弱。

三是大臣、士大夫，不许做展示自己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以免成为百姓的榜样。

商鞅执行愚民政策的手段是非常彻底的。

《史记·商君列传》有案例可资说明：“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

其后民莫敢议令。

”秦国百姓早年反对变法，被商鞅抓起来排队在渭水边上砍头，砍到河水变赤；后来，秦民有人称赞变法，结果又被商鞅抓起来全家流放边关。

在商鞅这里，反对者要被杀头，称颂者也要被流放。

因为商鞅需要的是“愚民”。

最极致的愚民，不应该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不应该拥有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能力，不应该产生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念头。

愚民只需要服从国家的法令。

（2）全方位弱民。

《商君书》里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

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鞅赤裸裸地宣称“强国之道在于尽最大可能剥削民众”。

他如此解释自己这种倒行逆施的“内在逻辑”：“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

……故国富而贫治，重强。

”——民众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富有之后，就会“淫”，有多余的想法（如求学、经商）；民众从自己的角度有了多余的想法，对国家不是好事，是害国的“虱子”。

只有让国家富有、让民众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才可以使国家强大。

怎样让民众保持贫穷呢？一种办法是持续剥削，不断发动大规模战争。

《商君书》里说，“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财富积累够了就必须去打仗，否则民众会放松，会去追求耕、战之外的东西，国家就会变弱。

另一种办法是国家控制包括土地、山林、盐铁在内几乎所有核心经济资源，如实行严格的“国家授地制”，确保“利出一孔”的国家垄断，消灭民间竞争。

二．这种崛起模式在当时饱受抨击，现世代更不应提起商鞅死后约80年，荀子西游秦国，其所见所闻是：秦国没有知识分子，百姓都很愚昧，服饰简朴，相当害怕官府，相当服从——“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

显然，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对民众的控制非常有效。

这种有效控制，使秦国动辄能够“空国中之甲士”出兵数十万发动战争，乃至征发上百万人营造宫室陵墓。

反观东方六国，虽然也都搞过变法运动，但因贵族的强大影响力仍在（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战国四公子”等，即东方六国贵族势力的代表），故资源汲取能力远不能与秦国相提并论。

“贵族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是导致其余六国不能彻底变法和完成对社会基层控制的原因所在，这也间接地导致了六国的覆亡。

”对东方六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而言，秦国的资源汲取模式，是令人恐惧的。

秦昭王四十五年，秦军攻韩，韩国将上党割给秦，但上党百姓“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不愿做秦人，集体倒向了赵国。

齐人鲁仲连也说得非常直接：“彼秦者，弃礼仪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

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

”——秦国这种弃礼仪尚杀戮的国家，拿本国的民众当奴隶般使用，如果得到了天下，我鲁仲连只好跳海而死，决不愿做秦国之民。

略言之，“商鞅变法为秦国缔造了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

”这是秦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这种“崛起”模式，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前228年，灭赵；前226年，陷燕都；前225年，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灭燕；前221年，灭齐。

短短9年时间即完成统一。

这种速度令人惊叹，也带来直接的后果，即：秦帝国无法消化东方六国残余的贵族、知识分子和宗族势力，无法使新领土上的社会迅速“萎缩到极点”。

骊山、阿房、长城、匈奴、南越……秦帝国对民众的直接的征敛汲取政策继续推行，“天下苦秦久矣”的原子化民众，与拥有社会组织能力的六国旧贵族势力相结合，遂燃起了熊熊的反秦烈火。

公元前207年，秦帝国灭亡，距离其实现统一，不过14年而已。

可供对比的是：自商鞅变法至完成统一，秦国对原子化民众的征敛持续了130余年，因为消灭了拥有社会组织能力的贵族势力和宗族势力，秦国政权一直稳如泰山。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恰恰是秦国的“统一”，引入了拥有社会组织能力的六国旧贵族这一变量，反直接导致秦帝国的迅速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