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盐铁会议与本末之争再认识_傅允生

2000年第5期No.5,2000
2000年9月
Sept.,2000浙江社会科学
ZHEJ IANG SOCIAL SCIENCES
t傅允生
西汉盐铁会议与本末之争再认识
西汉中期召开的盐铁会议在中国古代史上十分引人注目。

会议主要讨论盐铁酒的专卖,并由此涉及到本末、刑德、和战等问题。

从学派的角度看,不外儒法之争;从经济层面上讲,反映了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分歧。

对盐铁会议论辩双方,学术界多偏向于肯定桑弘羊的主张,而否定贤良文学的观点。

如郭沫若5盐铁论读本6、马非百5盐铁论简注6和王利器5盐铁论校注6都持这一看法。

无须讳言,在史学研究中学术界常常受国家本位主义的影响,而有一种褒法家(君本位)贬儒家(民本位),重视富国论而轻视富民论的倾向,因而对史实的认定、对作用的评价不甚客观。

对盐铁会议特别是官营工商业政策的评价亦不例外,很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一
盐铁会议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二月召开。

对会议的情况以及论辩双方的观点,桓宽在5盐铁论6中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桓宽服膺儒学,书中自然流露出扬儒抑法的思想倾向。

盐铁会议的主题是问/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0,即讨论是否继续执行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盐铁酒的专卖政策。

实际上是对西汉建国以来的经济政策,主要是重本抑末政策进行重新审议与检讨。

这一历史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汉初七十年。

汉初,经济凋弊,富商大贾乘机屯积居奇,牟取暴利,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宽纾民力,平抑物价,汉高祖刘邦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汉初的抑商,在政治上实行贱商政策,商贾子弟不得仕官,商贾之人不得衣丝乘车;在经济上则对商贾适当加重赋税的课征。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0¹应劭注曰:/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

今使五算,罪谪之也。

0算赋作为汉初重要的税收收入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倍征商贾既是为了增加收入,也体现了抑商的意向。

从经济上讲,汉初重农抑商则重于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

政府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增加对商人的课征。

因而抑商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抑制工商业的发展,而在于从商人那里获取更多的收入,弥补国家财政收入的不足,并缓解农商矛盾。

正因如此,汉初工商业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在全国统一、市场扩大的有利条件下,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0º工商业发展使商人成为最大的受惠者。

所以晁错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0»汉初贾谊和晁错主张重农抑商最力。

贾谊向汉文帝进言:/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可以为富安天下。

0¼晁错亦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0½对于重农的建议,汉文帝多采纳之。

对于抑商,贾谊和晁错也只是分析了农商矛盾,并没有提出具体而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

汉文帝对商人的态度则更是宽容,/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

0¾连铸钱、冶铁、煮盐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也允许民间自由经营,显然不是抑商,而是惠商了。

总之,汉初虽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是民间工商业发展的环境还是相当宽松。

商人的社会地位尽管不高,而经济收入却颇为丰厚。

汉初的无为政治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使重农抑商实际上成为重农通商。

它起到了调节农商关系,平衡财政收支,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而这又与汉初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大政方针相一致。

第二阶段是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即位以后,致力于以文治武功来取代汉初以来休养生息的国策。

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北伐匈奴。

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各种费用支出浩繁,不但耗尽了汉初以来所积蓄的巨额资财,而且国家财政已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为此,汉武帝采取多种应急措施来筹措经费,其矛头所向主要为商人。

汉武帝抑商的措
内容提要西汉昭帝时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

代表政府的桑弘羊等与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就西汉以来的财政经济政策等问题展开辩论。

本文对会议召开之时代背景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对论辩双方关于本末问题的观点作了客观的阐述,对以往之成说作了必要的辩正。

关键词盐铁本末桑弘羊贤良文学
作者傅允生,男,1951年生,浙江财经学院财税分院副教授。

(杭州3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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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主要有三条:
其一,以商制商。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

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

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

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0
¿起用商人及市井之子孙,是利用这些人洞察商情、擅长理财的特点来筹划国计。

其二,对商人加重赋税课征。

由于商人对此消极对抗,汉武帝不得已采取极端措施,实行严厉的告缗令。

告缗令实行了七年,在重税政策与酷吏政治下,商人遭到没顶之灾,经济利益被剥夺殆尽,国家财政困难则得以缓解。

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其三,实行官营工商业政策。

盐铁酒是当时主要的生活与生产资料,国家垄断经营不但使商人无利可图,而且能够取得由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

同时,凭借政府的力量推行均输平准,进行物资采购与商品买卖,既可以平抑物价,又能够获取商业利润。

汉武帝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全面介入,使工商业成为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

总结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可见,其抑商并不是否定工商业的发展,而是为了从商人乃至整个工商业中筹措更多的财政收入,以应付/外攘夷狄,内兴功业0À的需要。

商人大多破产,工商业依然存在,只不过它已主要由汉初的民间自由经营转变为国家垄断,末利在民已转化为末利归于国家。

所以抑商是抑私商而非抑商业,这与法家的思想十分接近。

从纯财政的观点看,汉武帝的抑商政策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0。

Á也有力地支持了汉武帝北击匈奴,开疆拓土的宏业。

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诸如由国家垄断经营所带来的商品质次价不低的问题,政府官员营私舞弊的问题,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扼制与社会经济缺乏活力的问题等等。

这不但不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开创了封建政府大规模垄断工商业的不良先例。

这种政策在组织财政收入上虽能收一时之效,但难有长久之功。

同时,汉武帝的事功政治与经济干预政策使社会长时期处于超负荷运行,这也是难以持久的。

对此,汉武帝晚年已有所认识。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

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0Â他希望以休养生息来缓解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

而这正是汉武帝的过人之处,他为汉昭帝、汉宣帝时期政策调整提供了契机。

二
盐铁会议上,对汉初以来的经济政策双方各执一词。

反映儒家思想的贤良文学,拥护汉初休养生息、重农通商的经济政策。

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人与执行者,自然坚持汉武帝时期政府干预、重农抑私商的经济政策。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认识本末问题。

其实质不是要不要工商业,而是工商业由民间自由经营,末利在民,还是由政府垄断,末利归于国家的问题。

会议上桑弘羊抱着商人的实用主义态度,主张民农官商,以商富国。

同时,从法家立场出发坚持官营工商业政策,强调末利归于国家。

贤良文学以儒家学说为指导,强调农本商末,反对政府经营工商业与民争利,主张末利在民。

在本末问题上桑弘羊承认农业是本,商业是末。

同时,认为商业易于致富,是富国之本。

在桑弘羊看来,在经济上国家以富为本,求富之道以利为先,不必以农是问。

他认为经商可以富国足民,不必拘泥于农业,主张运用商人的治生之学与致富之道来富国发家;认为致富不在/劳身0、/力耕0,而在/术数0、/势居0。

御史也发言支持桑弘羊的观点,赞成以商富国。

桑弘羊以商致富的主张,反映了他的重商倾向,他所推行与实施的经济政策大多具有重商的色彩。

当然,桑弘羊的重商是抑制民间工商业而发展官营工商业。

因而,在本末关系上他主张民农官商,以商富国。

显然,这与他的/洛阳贾人子,以心计0的身世与特长不无关系。

桑弘羊出类拔萃的商业才干与理财能力使他更注重工商业,更愿意也更擅长以商富国。

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起用商人理财,桑弘羊以商富国,这在中国古代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贤良文学则强调农本商末。

他们认为工商业虽易于发家致富,但不利于治国安民,因而工商业只能通有无,备器械,而非治国之本;从经济上讲,只有依赖农业的发展才能富国安民。

针对桑弘羊的商业致富论,贤良文学以教化安民、农业富国的主张予以反驳,农本商末思想十分鲜明。

儒家的商末观点并不是非商思想。

无论先秦儒家还是汉代贤良文学都承认工商业的通有无、作器械的作用。

同时,贤良文学认为不能/示民以利0,否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0,/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0 l v,/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

0 l w这样既不利于教化民众,也妨碍农业的发展,是本末倒置。

所以,贤良文学主张在农本商末的基础上,重农通商,既保证农业的基础地位与主导作用,又发挥商业调剂余缺的功用。

盐铁会议上争论最激烈也最具有实际意义的是盐铁酒的专卖与均输平准政策,亦即官营工商业的问题。

桑弘羊为之辩护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是增加收入,满足国用。

御史亦持此论,都认为官营工商业政策的实施,增加了收入,满足了国用。

否则,汉武帝的/外事四夷0必将半途而废。

二是抑制豪民,巩固君权。

认为山海之利本是人主所有,国家若不垄断之则必定落入豪民之手。

豪民以此上与人主分庭抗礼,下则奴役百姓,不利于富国安民,史有明鉴,不可重蹈覆辙。

三是利国便民。

认为政府经营工商业能够流通货物,保证商品质量,平抑物价,减轻劳役,使商贾无所牟利,而百姓有所便利,并且使百姓安心务农,而无饥寒之患。

桑弘羊的官营工商业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思想。

虽然战国法家没有提出以商富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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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驱民归农,末利归于上的思想,与桑弘羊民农官商、末利归于上的主张,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

差别只在于战国法家的侧重点是务本,驱民归农,以农富国;桑弘羊的落脚点是事末,民农官商,以商富国,在抑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这也是桑弘羊具有法家思想倾向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

贤良文学则反对官营工商业政策,主张末利归民。

其理由之一是义先于利。

在贤良文学看来,以盐铁、酒榷、均输等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不过是国家与民争利之举。

国家若以利为先而不以义为重,就会逐利成风,败坏社会风气,影响国计民生。

当务之急是/抑末利而开仁义0,/罢盐铁、洒榷、均输0,/进本退末0。

至于国用不足,乃支出不当而非收入过少。

认为四方征战是造成支出激增、财政困窘以及将士饥寒、百姓劳苦的主要原因。

解决的办法不是/张利官以给之0,而是/贵以德而贱用兵0,罢盐铁以便民。

理由之二是/王者不畜聚0。

认为天子富有四海,毋须畜积聚财。

国家不应与民争利,而应藏富于民。

政府经营工商业,取利于民,使百姓困乏,无异于杀鸡取卵,因而反对政府与民争利,要求废除官营工商业,允许民间自由经营,末利归于民。

理由之三是/百姓不便0。

认为盐铁官营,价高质次,百姓不便。

这也确是官营工商业的通病。

贤良文学主张务本抑官末、反对官营工商业的态度,反映了先秦儒家强调仁义,注重富民的思想,具有浓厚的伦理主义色彩。

在儒家眼里国计民生固然重要,但是仁义道德对于治国安民来说则是根本。

所以,贤良文学论及本末时融会了经济与道德的双重因素,而且以仁义为本来评判国家经济政策的得失。

从经济上讲,农业是本,工商是末;就道德与经济,亦即义与利的关系而言,义是本,利是末。

国家经营工商业是弃农经商,舍义求利,自然遭到贤良文学的反对。

同时,仁义为本体现在经济上,要求实行富民政策,当然不赞成与民争利的官营工商业,而主张重农通商,藏富于民。

加之以儒家非战、节用与惠民的眼光来看,汉武帝时期/兵连而不解0,/财贿衰耗而不赡0,违背了富国安民的宗旨,而为之兴利聚财的官营工商业则更不可取。

三
对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等人的主张,学术界的评价较为肯定。

客观地说,桑弘羊推行官营工商业政策对于解决汉武帝时期财政困难,促成汉武帝的文治武功,的确起了很大作用。

他擅长理财也是有目共睹的。

班固曰:/运筹则桑弘羊0 l x,将他列入西汉名臣之列。

桓宽虽偏袒贤良文学,亦曰:/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然巨儒宿学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0 l y,也承认他的才能。

但是就官营工商业政策本身来讲,虽然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抑制豪民、增加收入的作用,但是,由政府垄断经营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官场腐败等社会弊病也会随之出现。

因而,官营工商业可取不可取,主要看它是否符合社会发展与形势变化的要求。

如果说,汉武帝时期为了解决民族矛盾而实行官营工商业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盐铁会议时,形势变化,再坚持官营工商业政策就不一定明智了。

盐铁会议最终以双方妥协而结束,反映了国家财政对于官营工商业的依赖,以及官营工商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两者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一时无法解决的现实。

对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所提出的观点,学术界基本上持批评、否定的态度。

笔者认为对此不能一概而论。

贤良文学对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内外政策的评价,不免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0的老毛病。

诸如对匈奴的和战问题,贤良文学脱离实际,忽视民族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不可调和性,而一味强调德为先、和为贵,于事无补。

但是,到汉昭帝时民族矛盾已有所缓和而社会矛盾依然紧张,形势的变化使汉昭帝、霍光等人认识到调整政策的必要。

/(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

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

.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

0 l z宽纾民力,休养生息已势在必行,这也是汉武帝晚年的意愿。

/由是不复出军。

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0 l{在这种状况下,贤良文学提出务本抑官末,不与民争利的主张,对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也符合当时王霸杂用、霸道退而王道进的阶段性政策调整的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孔子、孟子没有明确提出重本抑末的主张,因而,以往在对重本抑末思想的研究中,常常注重法家而疏忽了儒家。

同时,对重本抑末的理解也限于经济上的农商矛盾,很少涉及学派倾向对重本抑末的思想内涵与政策取向的影响,认识未免狭隘。

可以说,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的重本抑官末的思想,反映了儒家对本末关系的基本看法。

它与法家重本抑民末的主张相对立,构成中国古代的重本抑末传统,从而使重本抑末的思想内涵更为丰富,社会影响更加广泛,时代特点与学派倾向也更为鲜明。

注释:
¹5汉书#惠帝纪6。

º5史记#货殖列传6。

»¼½Â5汉书#食货志6。

¾5盐铁论#错币第四6。

¿ÀÁ5史记#平准书6。

l v5盐铁论#本议第一6。

l w5盐铁论#力耕第二6。

l x5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6。

l y5盐铁论#杂论第六十6。

l z5汉书#杜周传6。

l{5汉书#西域传6。

责任编辑王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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