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

读书报告：《论自由》一、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19世纪中期，欧洲正处于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发展与完善的阶段，同时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辉煌时代。

约翰·密尔凭借其对自由主义学说的严谨论证被称为“自由主义之圣”，《论自由》即是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约翰·密尔的父亲詹姆斯·密尔推崇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即以对快乐与痛苦的理性计算和对快乐的追求作为指导生活的准则。

在父亲思想的影响下，密尔逐步确立了功利主义思想。

1827年，20岁的密尔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

他意识到自己为社会幸福而奋斗的理想并不必然意味着个人幸福的确保，功利主义并没有在个人快乐与社会幸福之间建立合理的理论联系。

在浪漫主义诗歌的启发下，他逐渐意识到边沁的功利主义过于理性的计算忽视了人对情感的内在需求：快乐不应仅仅有多少之分，量与质均对快乐有着重要的意义；人性中也不仅仅只有利己，还有与社会结为一体的愿望。

1835年和1840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相继发表，密尔先后撰写两篇长文表示对托克维尔思想的高度认可。

密尔在《论自由》中就“多数人的暴政”与现代社会平等化与庸俗化的趋势的论述，都体现与托克维尔思想一脉相通的地方。

可以说，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以边沁功利主义思想为基础，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反思与批判。

在《论自由》中，密尔的明确指出一切道德问题最终自己均诉诸“功利”（utility），但他所言“功利”是“以人作为进步的存在者的永久利益为依据”的“最广义的功利”，这种浪漫主义色彩将密尔与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明确地区分开来。

二、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1. 自由的基本原则：在阐述密尔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们首先应明确密尔所言的“自由”并非是宽泛、普世的，而有其特定的外延与边界。

首先应明确的是此处“自由”之涵义。

在《论自由》引论中，密尔直截指出他所论述的并非“意志自由”（liberty of will），而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civil and social liberty），是指社会可以合法地施加于个人的权力之性质和界限。

严复将之翻译为《群己权界论》，精准地表达出本书所探讨的社会控制与个人权利之间界限的问题。

其次应明确的是此处“自由”所针对的社会主体。

密尔认为正如对于没有自主判断力的小孩应该强加管制，“专制主义是统治野蛮人的合法政体”，因此密尔所追求的自由，从来仅针对他眼中的文明社会（civilized society），确切而言，是已基本确立代议制民主的西方社会。

密尔认为自由的基本原则，简言之，即在个人没有对他人造成损害时，个人享有完全的自由，或曰“个人是最高主权者（The individual is sovereign）”，而不受任何社会控制。

此处的社会控制有两层含义。

第一，是法律等制度化、政治化的手段。

在此，密尔跳出对民主的绝对崇拜，指出民主产生的公权力同样需要受到限制，对“多数人的暴政”保持警惕。

第二，是社会舆论在观念上的控制。

密尔反对人们不加思考地遵从习俗、压抑个性，指出人们应有不受世俗观念影响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在对他人的损害上，密尔指出分为作为（action）与不作为(inaction)两种。

因此，社会不仅对犯罪行为有控制的正当性，对于诸如拒绝出庭作证使正义难以伸张的不作为也一样应受到社会的干预。

由于联系普遍性观点的存在，密尔强调这里的损害是直接、最初的损害，即如果仅仅为间接对他人造成损害，一样不构成社会限制个人自由的正当理由。

同时，密尔明确拒绝父爱主义（paternalism）,主张个人是自己福祉的界定者，公权力不可将自己认为有利于个体福祉的行为强加于个人。

2.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密尔立论的基础是人性的两大特征，一为可错性（fallibility），二为知错能改。

此处密尔诉诸怀疑主义原则，认为每个人类对自己周围世界的认知都有局限性，而每个时代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是可错的，而推动人类不断进步的正是在不断犯错中纠正自我的特性。

密尔将异端与正统意见的关系分为三种，并分别从功利的角度论述自由为何对人类发展如此重要。

第一，当异端是正确、正统是错误时，压制言论自由就意味着人类丧失了得到真理的机会。

密尔以苏格拉底之死与宗教迫害为例，指出历史上的迫害是如何湮灭真理或让真理迟到了几个世纪。

第二，当异端是错误、正统是正确时，压制言论自由意味着真理的僵化，变成了无人质疑、只知盲从的教条，而失去了它的生命力。

任何一个观点只有经过对质疑的充分的回击，才能真正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三，异端与正统可能都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均不完善。

此时，只有给予充分的辩论的自由，才能让两种意见在不断冲撞中完善彼此，进而寻找到完善的真理。

3. 个性自由：密尔从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两个层面论述了个性自由的功利价值。

对于个人发展而言，密尔承认学习前人的经验的重要性，但他反对不加思考地模仿他人、遵从习俗，因为他相信只有在自己选定自己生活计划的过程中，自我的智力与道德的能力才能得到锻炼。

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密尔强调天才的首创性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然而，社会的平庸化趋势正在扼杀天才自由发展的空间。

在一般人的看法成为主导力量的时代，平庸不仅仅通过民主统治着政治，也通过舆论统治着个人的生活。

密尔以停滞不前的中国作为反例，说明在社会中标新立异减少的同时，敢于首创的天才也减少了，社会的活力也就失却了。

密尔认为欲望与冲动均是构成人性的原材料，人类应该加以强烈的意志加以控制而非将人性本身抛却。

性恶论者认为压制罪恶的人性即为善，而密尔则反驳道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正是以个性为养料，人类应用意志力来更加理性地驾驭人性，而是不是选择将人性本身弱化。

4. 自由原则的适用范围：个人从社会中获益，因此也相应应给予社会报偿，首要便体现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其次是承担保护社会集体的责任中自己的份额。

密尔严格区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

他指出促使人们行善的应是教育，而不是“鞭子或板子”，对于不去遵守多数人的道德的行为，只可通过舆论而非法律的手段进行惩罚。

一个人损害了自己，可能招人怜悯甚至厌烦，但无论如何并不构成社会的敌人，他自己也必然已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代价，无需再施加额外的惩罚。

一种批评意见认为联系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人的生活都不存在只涉及自己利益的部分。

密尔对此回应道只要行为没有违背对他人的职责、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即使它招致了对社会间接、偶然的损害，也是为了更大的人类自由必须承担的代价。

密尔以不同的宗教观念和一些争议性立法为例，说明多数人的道德对于少数人而言并不一定正确，而强迫文化、习俗不同的少数人接受多数人的观念是野蛮的。

密尔就社会中一些具体争议对自由原则的应用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不加赘述。

三、对于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评述：在《论自由》发表约一百年后，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指出密尔的论证混淆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概念。

在柏林的论述中，消极自由（liberty from）是关于何种领域不应受他人干涉的问题，强调人应免于他人干涉；而积极自由（liberty to）是关于主体的问题，强调人应克制非理性欲望，从而使理性的自我实现真正的自主，而柏林认为后者往往易于落入极权主义。

柏林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说明一个组织实体可以以帮助不够成熟理智的个体实现积极自由为借口，而肆意践踏个体的消极自由。

密尔尽管并没有在论述中明确辨析两种自由，但并没有回避极权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弊端的问题。

首先，密尔对父爱主义旗帜鲜明的反对可以说正是回应了柏林关于积极自由的忧虑，但密尔仅仅是以个人对自己的福祉能够有更深刻的关切来给予反驳，柏林则更进一步，指出此种积极自由滑向专制主义的倾向。

其次，密尔指出即使在民主制度下，民选政权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也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即使是民主政府，其权力也应该受到相应限制，而这便构成了阻止政府以积极自由为旗号破坏消极自由的理论基础。

因此，尽管密尔没有系统化地对两种自由概念进行分类，但对于积极自由的警惕在《论自由》中已有所体现。

柏林对于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挑战在于自由权界本身。

在密尔的极简原则下，不侵害他人权益即为自由的界线。

但柏林认为在现实中自由的权界是需要在与其它价值的不断相互权衡中确立的，包括平等、正义、社会秩序等等，且柏林质疑在人与人相互高度依赖的现代社会中是否存在所谓完全私人的、仅仅影响个人利益的行为。

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之间需要一个界线，这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普遍共识，但对于这个界线究竟应该如何划分，很难说柏林或是密尔已经给出了完美的答案。

密尔认识到联系的普遍性对自己的论点造成的缺憾，因此将其进一步限定为直接的、最初的，但这一表述同样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这是否意味着无论对他人造成了多大的损害，只要不是直接的，社会就无权管辖呢？其次，什么是“直接”，是以时间上的同时性还是以主观上的目的为标准？密尔的“群己权界”为我们划出了一条具有借鉴意义的界线，但显然这一原则并不足以应付所有的现实问题。

柏林指出的价值之间的相互权衡，实际上在所有立法过程中都在不断发生着，但这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难以直观把握的原则，因为我们并不能做到将各种价值像水果一样放上秤去称量。

保守主义者对密尔自由主义原则的主要批判则在于，密尔倾向于用机械主义的方式来理解社会，其划定的界线仅仅考虑了对某一个体或群体造成的直接伤害。

保守主义更倾向于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共同的道德、文化来维系其稳定的基础，而密尔对“标新立异”的过分提倡可能会削弱这一稳定基础乃至破坏秩序。

《论自由》严谨地论证了言论自由对于人类寻求真理及个性自由对于天才发挥首创性以带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时其提出的群己权界理论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发展影响深远。

其中的思想，对于中国新闻出版管理及教育体制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百家争鸣的社会将更具有活力，一个鼓励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机制能够培养出更具创造力的多样化人才。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论自由》并不是人类关于自由的终极答案，个体自由的边界仍需要在与社会整体的不断磨合中、在与不同价值的不断碰撞中探寻。

追寻自由仍需要人类持之以恒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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