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综述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综述

自20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理论界的一个主要领域，其代表著作有许启贤等主编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远志明的《沉重的主体》、汤泽林的《观念的转变—传统人意识到现代人意识》等。

从发表的近200篇论文看，理论界主要已形成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相冲突的。熊黎明(2001)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一文中指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具体表现在传统文化中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科学价值观的冲突；传统文化中直观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知识论的冲突；以及缺乏民主的传统与现代民主精神的冲突。这些冲突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朝着理性、科学、人道主义的方向努力。

二是要丢弃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获得新生。彭永捷(1995年)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问题》中认为，传统文化是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不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忽视个性，过分强调群体意识，这与进行现代化，搞改革需要强调发扬个性是相矛盾的。但同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任何历史时期所起的凝聚本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方面的作用在今天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传统文化面临再生问题。

三是认为要主动运用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使之与现代化相协调。杨谦(1997)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当代中国公共关系》中指出，我们应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修己安人、以和为贵、崇尚中庸、先义后利的价值观，以促进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发展。潘繁生(2000年)在《从西方现代病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中指出，应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人际和谐、不为物累、虚静内省的人生观，以促进许多人际关系的良性循环。应该说，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张培刚教授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1999)指出，经济水平的低下限制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而文化意识上的安平乐命和不思进取反过来又强化了传统社会经济的落后状态。于是陷入了刘易斯所说的“贫困文化”恶性循环之中并通过代际关系的影响而事事代代递传下来。这种现世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观念，在社会组织和人们心态上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超稳定结构，并严重阻碍着现代经济的兴起与发展。

在讲到中国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起飞的关系时，张新民(1998年)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之我见》一文中，把东亚地区经济起飞归结为“硬能”(即管理方法、政治制度，法律形式等)和“软能”(即工作态度、情感投入、合作精神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中的“软能”，也就是文化的力量，其作用又是巨大的。由农业文明和儒家文化衍生出来的、以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义利兼顾的行为准则、克勤克俭的生活信条为其核心内容的东亚价值观，在多元文化异彩纷呈的当今时代，正以其固有的特质发挥着及其重要的社会功效。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林毅夫(2003年)在《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展望21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让生产力尽快发展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优先选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会改变。在变迁中，我们会扬弃一些过去的，建立一些新的，但决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的准则。所以，只要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办法让中国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得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