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刑法中假劣药的界定

小议刑法中假劣药的界定

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和第一百四十二条分别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从罪状的表述上可以看出是采用了空白罪状，直接参照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我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药品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变质的；被污染的；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第四十九条规定：药品成分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为劣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劣药论处：未标明有效期或者更改有效期的；不注明或者更改生产批号的；超过有效期的；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未经批准的；擅自添加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剂及辅料的；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的。可见，我国药品管理法把药品成分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规定为假药，把药品成分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规定为劣药，并采用列举的办法罗列了

一系列认定假药和劣药的情形。

刑法按照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对假药、劣药进行的这种二元区分，虽然表面看具有合理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难发现，刑法引用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劣药的规定既不科学，也不严谨，更难以操作，不利于实现对药品安全的刑法保护。2001年“两高”《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就曾涉及相关问题，但随着复杂多变的形势发展，该司法解释已经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2009年5月“两高”又出台了《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是该解释也只是从技术层面解决了部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关于假药和劣药的区分与定性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假药、劣药界定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我国刑法假药、劣药二元界定之缺陷反思

刑法对假药、劣药作二元区分不科学、不合理

首先，我国刑法对假药、劣药的二元区分并没有实现对其社会危害程度的合理划分。刑法以伪劣程度的不同将不合格的药品分成假药和劣药，从对生产、销售假药和劣药行为的定罪量刑之差异上足以窥见，在法律规定的潜意识中，劣药的社会危害性不及假药的社会危害性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假药和劣药的社会危害性往往难分伯仲，并且，生产、

销售假药罪与生产、销售劣药罪两罪在罪名上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罪名的成立和量刑上却相差甚远。生产、销售假药只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就可以定罪且最高可以处死刑，而生产、销售劣药则需要“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才以犯罪论处，且最高刑是无期徒刑。社会危害性相当的两种行为不仅罪名不同，且构罪的要件和刑罚处罚都有所不同，此时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难以得到体现。我国药品管理法以药品的伪劣程度对假药、劣药进行二元区分是不科学的，并没有实现对两种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合理划分，对假药、劣药制售行为的打击也有失公正。

其次，假药；劣药的二元区分所产生的实际结果违背了对假药、劣药进行划分的初衷。药品管理法将成分含量不符的情形界定为劣药，其本意是针对投料不足但差量极小的生产现象提出的。以某种药品为例，按照国家药品标准，其中某一成分的含量需要达到98％才算合格，而如果厂家偷工减料只投入了95％的该成分，因此造成剂量不足而使药效略有下降，那么这种药品就属于劣药。从这个角度看，该界定在行政法中，对于确保药品的质量是切实有效的。然而，由于药品管理法对劣药的含量是否符合法定含量的界限范围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使得一些不法经营者可能有机可乘。不妨假设一种较为极端的情形，如某药某成分合法含量为85％以上，但某产商药品根本不含有该成分，即该规定的成

分实际含量为0％，毫无疑问该药属于假药。但是倘若不法商家为获得暴利同时规避法律，把这种药品的该成分变为2％，成分2％药品的疗效和不含该成分的药品疗效没有实质的差异，但在处断上则有很大的差别。含量为0％者属于假药而含量为2％者属于劣药，在构罪标准和追究责任时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结果。

最后，假药、劣药的二元区分也造成了实践中假药、劣药之间难以区分的情形，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药品管理法通过列举的办法将假药与劣药的表现形式列举出来，但这些表现形式在假、劣药认定过程中容易出现竞合，使得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难以进行区分与界定。例如我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属于劣药，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变质了的药品属于假药，但超过有效期药品性质区别很大，部分超过有效期的药品还处在药品稳定期内，没有失去药效或者还没有变质，但有一些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失效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这样超过有效期的药品是假药还是劣药就可能出现竞合，即假如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了，那么该药品既是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假药又是该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劣药。这里有学者指出可以采用法条竞合中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来解决这个竞合问题，即当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则适用重法以假药论处，若还处于药物稳定期内即还没有变质时则以劣药论处。

⑴虽然原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方面，该原则的适用使得法律对劣药情形中的“超过有效期的药品”这一情形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该处理原则在实际操作中给司法者带来了不便，对于绝大多数超过有效期限的药品是否已经达到变质的程度用肉眼是难以识别与认定的，只能通过一定的检测手段加以辨别，根据“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倾向于委托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检验，这就给执法者带来了很大的操作困难，甚至各地标准或者检测方法的不同可能对变质的认定结论也会有所不同。

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劣药的界定不严谨、不规范

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和第四十九条采用列举的方法罗列了一系列认定假药、劣药的情形，但有些情形的规定和表述缺乏相应的严谨性和规范性。

首先，对假药、劣药概念及范围的规定不具体，不严谨，缺乏可操作性。具体体现为：一是关于假药中所规定的变质的和被污染的情形规定得不够具体。对于变质和污染达到什么程度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种操作性不够强的规定往往只能流于形式，难以落实。本文认为此处应当对变质和被污染两种情形有一个定性和定量的指标，具体规定什么情形与什么程度属于变质和被污染的情形。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