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小悦悦事件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小悦悦事件一，事件回顾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一出惨剧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货柜车碾过。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事件发生的前几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都选择离开。

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

小悦悦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重症监护室，脑干反射消失，已接近脑死亡。

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

陈姨救人的过程，恰好被事发地旁边一间劳保店的视频监控记录，这段视频还包括在陈姨之前路过的18个人。

陈姨并不知道，她是第19个路人，前18个，或是视而不见，或是看两眼然后离开。

第一个人：一名白衣深色裤男子，左右张望后，径直从小悦悦脚边经过；第二个人：摩托车男，看了一眼躺在正前方的小悦悦，一拐弯绕过离开；第三个人：浅色长袖衣服男，一直盯着小悦悦，然后像躲着走，越来越远；第四个人：开着蓝色后尾箱三轮车男，从店铺门口两次横向经过，对2米外的小悦悦熟视无睹；第五个人：踩着三轮车的蓝衣男子；第六个人：另一摩托车男经过；第七个人：黑衣男子开摩托车经过，并且不断回望小悦悦，并停车询问附近店主，但TVS剪切了这一段，网友质疑TVS违背新闻人客观公正的原则，违反新闻总署若干规定，属于报道虚假新闻范畴。

第八个人：一名中年女子带着黄衣小女孩经过，看了几眼却没有停步；第九个人：一个穿雨衣的摩托车男子经过；第十个人：穿着蓝色短袖衣的男子在小悦悦身边来回两次，除了惊异的目光外再无动作……“小悦悦事件”发生后，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立刻展开了热烈讨论，，媒体舆论强烈谴责了事件凶手和路人的冷漠行为，人民大众也对小悦悦事件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和反思，而国家从法律上严惩凶犯，从道德上嘉奖捡垃圾的阿姨，更颁布通知要求媒体和电视开展道德教育宣传。

二，小悦悦事件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小悦悦事件的发生不禁引起人们的思考：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如此冷漠呢？为什么最终是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救起小悦悦？一般来说，危难场合下通常存在三种心态的人：一是危难发生时想挺身而出但又不敢做的人；二是无私无畏、义无反顾、勇于挺身而出的人；三是有责任承担义务却又袖手旁观甚至见死不救的人,而“小悦悦事件”中的旁观者，应当以第一、第三种心态为主[1]。

笔者将从社会心理学理论的角度分析这些路人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

（一）个人层面的影响1.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是弱化大众助人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

近年来，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加上媒体的夸大报道，以及社会体制、法制、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导致人们心中普遍对社会对他人产生了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

信任感和安全感的缺失不仅影响大众自身的心理健康，还影响大众的社会行为。

小悦悦事件的发生，正是因为路人内心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阻止了助人行为的发生倾向，才酿成了一幕惨剧。

从之后的一系列路人采访中，也可以明确了解到大众普遍的心理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

2.外向归因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认为，人们对行为的解释主要有“外向归因”和“内向归因”两类。

“外向归因”是认为行为的发生是由于情境因素所致；而“内向归因”是将行为发生的原因归于行为者个人性格或其所具条件。

前面路过的18人看到被车碾过后的小悦悦，把惨剧外向归因，认为事件责任在外而不在自身，自己无需承认任何事件责任，也就无需插手这件事情。

3.利己主义价值观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行为主体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个人的经济利益作为行为选择的重要尺度甚至是首要考量，而将道德搁置一边。

利己主意价值观的滋长进一步导致了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如今几乎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经济领域的制假贩假、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走私贩私、为富不仁，政治领域的欺上瞒下、行贿受贿、贪污腐败、买官卖官、渎职赎职，公共生活中的袖手旁观、残忍冷漠、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些道德滑坡现象既给我们留下了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感慨，又一点一点地侵蚀着古老的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2]。

小悦悦事件的发生表现出之前的18位路人都是利己主义价值观，为了个人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甚至牺牲他人利益。

4.面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压力一些心理学和社会学专家把这类事件定义为“突发事件（e-mergency）”。

突发事件有几个特征：一是突发事件具有明显的威胁性和伤害性，涉及者的生命、健康、财产将受到威胁；二是突发事件一般不常见、很少发生，涉及者通常没有现成的人生经验和相关知识；三是每一个突发事件都具有个性、特殊性，涉及者没有处理事件的流程、标准、规范可以参考；四是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涉及者必须在瞬间作出判断和决定；五是突发事件要求涉及者立即行动。

所有这几个突发事件的特征，都将使涉及者面临极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使涉及者的决策具有较大的难度[3]。

（二）群体层面的影响1.旁观者效应（责任分散效应）旁观者效应，也称责任分散效应，是指对某一件事来说，如果是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会做出积极的反应。

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面对困难或遇到责任往往会退缩。

简单地说，旁观者效应就是紧急情况下，由于他人旁观而没有提供受害者帮助的效应，救助行为的出现与在场人数成反比，即旁观人数越多，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

因为前者独立承担责任，后者期望别人多承担点儿责任。

“责任分散”的实质就是人多不负责，责任不落实。

这些都是社会心理学的典型效应。

事发时，路人打多没有看到小悦悦被碾压的过程，很可能不知道躺在地上的她是怎么回事，面对这种情形，她们心想，总有人管吧，就走过去了。

路人之一、带着女人走过小月月身边的林女士后来说：“别人不敢碰，我怎么敢碰？”这正是旁观者典型的观望态度。

几个路过的青年男子虽然身强体壮，但是害怕帮忙会引发纠纷，避之唯恐不及，最后的施救者反而是年老体弱的陈贤妹。

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分析，引发旁观者效应的因素主要有两点：第一，在危急事件中，旁观者面对的可能是模棱两可的情景，这影响了他们的决策，如果他们清楚受害者很危险，需要帮忙，就会感到有责任施以援手，否则就会观察其他人的反应，看看别人会不会出手。

然而很不幸，其他人此刻也同样在观望，结果人人都得出一个结论：别人都无动于衷，看来没必要帮忙。

第二，旁观者对救人也有各种各样的担心。

很多人以为，危急关头见义勇为的人一定是血性十足的人，但经研究发现，性格刚毅的人，例如大男子主义者，反而不愿意帮忙，因为他们害怕判断错误出洋相，自己丢不起这个脸。

除了怕出洋相外，很多旁观者还担心自己水平不够，反而会帮倒忙，引致专业人士批评，甚至增加了施救危险，承担法律责任。

他们认为有那么多人在场，总有人会出手相救吧，特别是医生和警察等专业人士，他们比自己更有能力，也更有义务帮，自己袖手旁观也不用背负多大的责任[4]。

2.社会社会惰化社会惰化，是指个人与群体其他成员一起完成某种事情时，或个人活动时有他人在场，往往个人所付出的努力比单独时偏少，不如单干时出力多，个人的活动积极性与效率下降的现象，它极可能致使人们产生冷漠行为。

在小悦悦事件中，十八位路人由于没有及时伸出援手而间接导致小悦悦的离世，成为他家人的悲痛，也成为社会人的悲痛。

为此路人也受到大众、媒体的道德惩罚，但是真正的凶手笔者认为并不是路人本身，而是社会惰化和责任分散的过错。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当有他人在场时，个体不去救助小悦悦的代价会减少。

见死不救产生的罪恶，罪恶感、羞耻感，责任会扩散到其他人身上，个体责任会相对减少。

我们说，为了对处于困境中地人提供帮助，个体必须感到自己有责任采取行动。

但是，当有许多人在场时，就造成了责任扩散，即个体不清楚到底谁应该采取行动。

帮助人的责任被扩散到每个旁观者身上，这样每一个人都减少了帮助的责任，容易造成等待别人去帮助或互相推诿的情况。

第二个解释是对让会举止失措的害怕。

在任何紧急事态中，为了做出反应，就必须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停下来，去从事某种不寻常的、没有预料到的、超出常规的行为。

在单个人时，他可以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但由于其他人的在场，他会比较冷静，观察一下其他人的反应，以免举止失措而受到嘲笑。

3.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当个人处于群体之中，他常常被群体决策所牵引。

在本次事件发生后，我们可以发现社会惊奇的相似，大家都在强烈指责十八位路人的冷漠、社会道德的沦丧，媒体也一致报道。

我们的社会是如此的一致这让我们惊奇，俗话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但是在这件事上大家的思想和言论显得如此一致，细细想来在这些谴责他人行为的人中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曾经有不一样的想法或是曾经也做过和十八位路人相同的行为，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但是社会的回答为什么如此一致，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的从众行为，人都是社会中的人，当群体的行为或是思想以绝对的优势胜过个体的行为或思想时，个人就会因为对被这个社会所排斥的恐惧而放弃自己的最初的行为或思想而产生从众行为。

最终就导致了现在的一幕：媒体的一致报道，大家都在强烈指责十八位路人的冷漠、社会道德的沦丧。

（三）社会层面的影响1. 媒体“偏离放大螺旋”效应“彭宇案”发生于2006年，在当年引起强烈反响，虽然在2008年涉案人员双方和解，但此后事件以别的方式而愈演愈烈。

“彭宇案”之后，媒体纷纷报道此类事件。

一个新闻点被炒热，与之相关的新闻点都被拿来作类比。

在“彭宇案”和“小悦悦事件”相隔的五年间，媒体对许多有关“老人摔倒”的民事纠纷进行过报道，大多被戳上“彭宇案”的标签，如曾经轰动一时的“李凯强案”——郑州市民李凯强被指撞倒老太，要求赔偿7.9万余元。

但细加分析，同样是“被指撞人”，“李凯强案”却与“彭宇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彭宇在老太摔倒前并无任何肢体接触，而李凯强的电动车尾确确实实和老太的车碰到了，到底是李凯强撞了老太，还是老太讹了李凯强，没人能说清楚。

而媒体却“先入为主”地给这起普通的民事纠纷扣上了“郑州彭宇案”的帽子，无形中误导了受众、混淆了视听，于真相的揭露无益，反倒进一步扩大了“彭宇案”的社会影响。

无独有偶，“天津彭宇案”、“德州彭宇案”等相关事件中的媒体跟风式报道逐渐将新闻引向偏离原发事实的轨道，以“彭宇案”为“中心新闻”，众多事件形成一个向外延伸的螺旋，每一事件除了表层元素类似，其深层要素实质上已与“中心新闻”越离越远，并最终构成“偏离放大螺旋”效应。

自2006年彭宇案曝光以来，公众对在路上摔倒的人便存了一份戒心，媒体对类似案件的重复报道、因果循环报道过多，反复向受众揭示案件中的黑暗面，却一直未能正确引导舆论，提出明确的解决办法，由此便形成心理上或行为上的“社会恐慌”，这种“恐慌”渐次蔓延，其直接后果即公众再不敢或不愿见义勇为，这也是“小悦悦事件”产生的深层社会心理原因[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