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危机原因

韩国经济危机得原因

一．韩国经济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

1 管制经济和政经勾结

1997年初,韩宝集团以5兆7千万韩元(约合47亿5千万美元)的负债倒闭时,世人无不震惊。人们不仅要提出疑问,为什么政府会给即将倒闭的企业数量如此庞大的国家贷款。很显然,这就是政经勾结。没有权力的支持,国内的金融机构是不会同时把数额如此庞大的资金拨给这几家大企业的。这些大企业并没有把高出企业资金300%或400%的金融贷款用于技术开发等有意义的项目上,而是将之据为己有,中饱私囊。垄断企业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有必要形成不为人知的隐性资金。数额庞大的不良贷款所能持续的原因,就是政府在事实上掌握了金融机构的人事权及其它权力。金融机构的借贷并不是以严格的贷款审查和客观实际为准绳的,而是由政府与金融机构内部的勾结决定的。因此,这种管制金融就成了权力与垄断企业之间政经勾结的支柱。

2 韩国的财阀企业

韩国财阀企业的最大弊病就在于重复投资和拆借经营。根据韩国产业银行的分析,类似三星、大宇、LG等主要大型企业的重复投资过剩和由此带来的企业经营不善是导致韩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源。

1998年3月6日,韩国产业银行公布了韩国国内业近10年来设备投资的分析结果。就企业本身来说,并未形成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竞争型的设备投资势态。但在石油化工、钢铁、电子电器、造船、汽车、煤油6个垄断行业中体现出向大型企业的强有力的投资倾向,在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电子、石油化工、造船、汽车等行业。韩国产业银行分析认为,这种投资竞争趋向不仅脱离了现有部门,而且向新的行业扩展。因此,其最终成为产品供过于求、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从另一方面讲,在国家经济未形成大规模时期,一个集团的倒闭或是破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政府会阻止这些企业的破产。况且以政府的权力做到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如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控制金融系统的话,宁愿让它负债经营也不会让它倒闭。但是过高的负债率不仅存在危机,同时也是个时代性的错误。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更希望这些企业集团能够将负债转为资本经营,但为时已晚,韩国国内企业要想持续膨胀经营,即无限地扩张附属公司,就只能靠庞大的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我们称之为拆借经营。在韩国经济以绝无仅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的同时,财阀企业的膨胀正是以这种拆借形成的。问题是银行的借贷行为并不是经过对企业的客观审查后发生的,而是受政府和其它部门的控制。同时,政府通过银行借贷垄断企业,将其牢牢地握在手中。企业的兴旺与能否得到贷款息息相关,在这种前提下,必然会形成政经勾结,而且政经勾结而形成的拆借经营,必然使企业丧失经营的透明度。

二．政府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渡干预。

1随着政府在各个领域的政策管理失去了一致性和一贯性,同时也丧失了其信誉度,而且政府的措施只限在表面上。金融成为韩国经济生长的血脉。而且,依据政府主导和发展的构想,金融市场对政府的影响力要远远超出证券市场。与此同时,企业在资金短缺时,并未想到消费渠道和增加竞争力的能量,而是将资本投入到政府经费上去了。随着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政府主导的金融已达到了临界点,虽然随着开放的扩大,不断显现出国际竞争力的脆弱性和危机管理能力的缺乏,但仍坚持着过去政企不分的惯例,政府干预金融机关的人事、资金、利息等的直接管理(directman2agement)权力不断增大,而运用通过协

商和调整手段的间接管理(indirectmanagement)相当微弱,这些结构性问题造成了金融系统贷款比例和人事委托的无条理性,以致于金融机构未能挣脱政府“保护”的牢笼,无法适应硕大的国际金融市场而遭失败。政府应实行金融救济,运用市场原理,使金融机构重新复活,不应让金融产业中道德性懈怠(moralhazard)现象不断蔓延。

2事实上,金泳三时期,大多数的议案是以政治的观点去形成的,改革的焦点都集中在了政治领域,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有所欠缺。在公平竞争的大企业的支配结构或是经营方式上也未尝试过向国际标准靠拢。1990年是改革的时代,随着韩国进入所谓金泳三文人政府,认为有必要进行象卢泰愚政府所采取过的社会变革,开始加速了改革的步伐。比如,以金融制度为例,摆脱了过去金融就是实物经济支柱的意识,可以认为,改革的推进是从政府意识到了金融产业自身是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开始的。但因改革程序上的问题和推进体系的界限问题,在政权初期,虽然金融政策有所变化,但却没能触及到金融产业开放的结构性改革上,而只限在了提及到金融监督机构的改编或金融机关的大型化和运行自动调节的阶段。而且,因金融实名制度的意图囊括了过多的政治性因素,其改革名不符实,最终导致失败。与此同时,在国家经营上过多强调了政治性,没能给负责经济的部门以实权。临近政权末期,改革的意志开始衰退,改革的权力基础逐渐削弱,潜在的矛盾开始激化。政府初期想要治愈公务员消极性的决策,也没得到实行。引发上述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政府的洞察力减弱和目标意识模糊,频繁的人事调动而引起了成就动机低下,不断强化的审计,预见性较低的政治干预等等诸多因素都结合在了一起。政府内部的人事变动只重视表面的进程,而以部长级为首的最高权力者经常替换,不仅不尝试恢复防御职能,反倒丧失了一贯性和一致性。

3由于韩国集权化的权力结构,经济部门的负责人职位也就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巧合的是,当时经济部门负责人认为经济的实物部分是相当牢固的,因此,不仅没有鼓励对外汇危机的防御活动,而且在对策方面更加疏忽。因最近全球性信息网络的发达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外汇业务成为瞬间化产业,并迅速形成对其金融制度和完整性的可靠判断。而行使着莫大权力的部长的意识,公务员们的专业性知识的欠缺等,都可视为政权末期适应能力脆弱和在追随国际金融潮流的过程中起了逆反作用。

因为政府的具体政策提示不及时,才导致了金融市场混乱、大企业连续破产倒闭的恶性循环,同时,对不良企业的处理方案缺乏一贯性,政府的政策也失去了信赖度,其结果是与国家的总体危机密切相关。因政权末期的“漏水”现象和金贤哲(金泳三之子)事件,总统政权的凝聚力开始低下,期间潜在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了。原以为能成为受人尊敬的总统的面前出现的是悲惨的现实,其国家最高领导的地位也开始动摇,随之在野党(新韩国党)的内部龟裂不断加速。

4因金融系统的落后与政治社会腐败文化相结合,竞争力开始低下,总统的权位丧失与政权交替期相吻合,危机终于全面爆发了。期间除国内问题纷繁复杂之外,尚未成熟的经济外交无法对应国际环境变化,在初期平息外汇危机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因当权派强调文人政治,所以所谓的职权泛滥现象(lameduckphenomenon)比预计的来得早,在领导层的龟裂更加深化的情况下,不会存在控制经济危机的专门组织(controltower),而人们都在忙于选举间的责任回避。同时,政策方向的设定不确定,为对应危机的严密的政策步骤也未形成。如此这般,政府领导层的溃退现象,早在危机深化之前已经发生了。例如,虽然国际收支赤字仍在持续,但没能改善因僵化的汇率变动而引起的不灵活的外汇供求。同时,因急剧的资本市场开放和外汇供求,使短期外债巨增,而政府对此却呈现出中枢神经麻痹状态。与此同时,对泰国、印尼的经济危机和香港的通货危机等异常气流的分析,都是以knowledgeworkers为中心提出的,政府只限于公式化的程序顽固地认为,国内经济体制与东南亚各国有所区别,不能与其相提并论。与其说企图正确剖析国际金融的内在,还不如说造成了以实物部分为优势持乐观态度的失误。而且,对大企业连续倒闭和金融机关的不良化而造成的对外信誉度下降,缺乏对问题深刻认识。在与I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