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中医_创新_之悖论纪实

西化中医“创新”之悖论纪实

李守业①中图分类号:R-02;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4)09-0055-02

1　导论

中医辨证唯象论与西医实证解剖辨病的结构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逻辑概念;“中西医结合”者,乃需求是于辩证法科学理论概念的统一和谐。2003年《医学与哲学》杂志第9期发表王炜、严火其先生《从库恩范式理论解读中西医结合教学中的问题》说,一切以实证技术范式为标准“由于无法翻译或读懂的地方实在太多,于是中医学就被越来越多地贴上‘不科学’的标签,进而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向西医学趋同,甚至不惜丢掉中医学的立论之本和生存之基。这种被库恩称作‘格式塔转换’的‘乱求合’的方法,无益于中西医结合教学的开展,也无益于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同期还发表新西兰学者李隆年博士以拙文《中医的理论主导问题探讨》(《医学与哲学》,第12期)有关内容为“引论”的《中西医的一元化》亦说:“在中西医结合中,如果一味追求用西医证明中医也有科学性,中医与西医在有些方面有相通处,有些中草药的有效成份可以科学提炼(例如麻黄素)……中医只有和西医有相通处,在整体上却没有超越处,那中医就是多余的了……至于星星点点的优点,可以为西医锦上添花。有人沾沾自喜于中草药有效成份的科学提炼,认为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主攻方向。实际上是热热闹闹送中医赴刑场。”是的,轰轰烈烈的“中西医结合”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听到的或看到的尽是以实证技术范式解读之“创新。”故笔者谨此提出那废弃中医之悖论的严重危害性,敬俟诸同道者雅正!

2　“使科学与哲学分家”的“理论体系核心说”之悖论

什么是理论体系核心?乃主导学术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之谓也。故此澄清学术问题乃事关中医存亡。实际上中医学的发展史,已自成学术体系而独具藏象假说的唯象认知方式辩证法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特色。但自18世纪后坚船利炮冲破了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思想禁锢后,“世之轻弃国粹而笃信西法者”(《医学衷中参西录》)余云岫们“废止中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约定俗成的西化评判中医体制,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还它以本来面目。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为拯救濒危的中医学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30年过去了,中医依然是举步维艰。正在中医的理论主导问题上无所适从时,1987年钱学森氏从科学的抽象认知方式出发提出“发展中医要从中医唯象论着手研究”,此可谓一言中的。然哉,当时由于未来得及从学术的角度就主导科学医学的方法问题进行研究,即把“提高”委付于“高级西医离职学习郎配”碰撞“情结于西医”模式的做法,对一直处于严重微弱地位的中医来说是很不利的。实际上某“西学中”者悖于初衷反而自觉与不自觉地又回到了原来“西医即科学”地位,以致于某“提高”者面对伟大宝库尚无从着手“发掘”;以致于某“发掘”者面对藏象假说的唯象认知方式辩证法科学“宝贝”(《医学与哲学》,2002年第9期《伟大宝库中“宝贝”在何处》)持否定态度,甚至某支配与主导“研

①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云南昆明　650011

究中医”者洋洋自得的以西医的逻辑实证方式取代中医唯象辨证高度抽象化的理论科学概念的具体,却美名“阐明中医理论科学的真谛,寻找中西医的结合的创新理论……30多年来中医证的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中国医药学报》1998年4期《有关证的实质的探讨》)反客为主者,根本不愿理解或不接受中医的唯象认识论和方法论特点。

已经过去整整40多年了。国家对中医一贯是很重视的。但对中医的方法论研究必须贴上西医实证技术的实验标签才能够被承认“科学”。例如某“中医论坛”每多以中医“证型”从属于西医“辨证”再加些中药“××经验”,或把单味中药的化学提取物当作中医科研成果(《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1月20日《谈大黄》背景资料显示:仅一味大黄的化学提取物即拿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数十项“中医科研成果奖”),或“名正言顺”地“我们要用西医理论阐明(中医)证的本质”(《中医杂志》,2002年12期《再论中医证的本质是细胞因子》)。此之所以反客为主地“提高”中医证的抽象概念者,那是根据专事“肾本质研究”的某“中医博导”院士先生“发掘”(《中医杂志》,2002年8期)《肾虚与衰老的微观比较研究》说,西医的现代控制论或信息论那分割的亿万数细胞因子的简单组合或叠加都具有系统论特征:“基因群在体内存在着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对子,可相互制约又可相互转化”。然而,真正讲对立统一辩证和谐的唯象信息论方法“要对证候、藏象经络等中医核心理论进行深入地研究”(《“十五”中医发展纲要・学术部分》)却没有中医自己的位置。某“中医教授”先生一贯以“科学”的“专家”自居,枉断“在本身性质上,中医为经验医学(不科学—引者),而西医为实验医学;在思维方式上,中医为形象思维,西医为逻辑思维;在医学模式上,中医为自然哲学医学模式,而西医为生物医学模式;在观察方法上,中医为直接顿悟,西医为实验研究、分析方法等”(《上海中医药杂志》,2002年第7期《建立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体系是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关键》)和“根本原因是中医学术本身的落后”(《上海中医药杂志》,1999年5期《“变亦变,不变亦不变”》,下称“变”),特别是,还有早“已提出了一套西化改造中医的理论”的“中西医结合点,具体就是症和病的结合。”某“名中医”院士先生一贯致力于博导“现代医学(西医)为什么不可以套中医?!”和“西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而中医基本上只是个文化现象”(《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20期《中医要引进现代科学》以下简称“科学”)可谓桃李满天下。故一中医药大学某“中医教授”先生始终迷信于西医的逻辑实证论说:“中国人擅长于直觉顿悟,而长期以来西方科学家则擅长于逻辑论证”(《上海中医药杂志》,2002年第10期《“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峙・论中西医学的交流与结合》),所以“中医不能登大雅之堂”。正是因为,40多年来某公任意分割中医学与科学哲学的紧密联系,数典忘租,不要唯象辨证学术“中医要心领神会”(“科学”)抽象方法,从不肯怀疑自己那以偏概全的“西化改造中医论”而求是于思维科学,这就是现实“中医科研硕果累累”违反实事求是原则“创新”导致了中医理论严重滞后的一个严重症结问题。

医学与哲学2004年9月第25卷第9期总第2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