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民国时期如何评价鲁迅其人

看民国时期如何评价鲁迅其人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豫山，后改字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是他的笔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评论家、翻译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历任北京大学讲师、北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鲁迅有个弟弟：周作人（1885－1967）。

周作人，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五四运动”以后，曾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看守性质的“留平教授”，也是他战后变成汉奸的原因。周作人何以当“汉奸”，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有一定的道理。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周作人是1941年元旦正式收到汪精卫政权委任状的，离他遭枪击事件已有两年时间，历任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等要职。战后，周作人在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到南京受审，周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后经高等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关进南京的老虎桥监狱。

同时代的人评鲁迅:

●陈源（笔名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长虹（即高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载1926年11月17日上海《狂飙》第五期〕

●陈源（笔名西滢）：“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摘自1928年6月初版《西滢闲话》〕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载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钱杏（笔名阿英）：“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份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三月号〕“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鲁迅……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载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我们真想不到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钱杏着《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7月初版〕

●石厚生（成仿吾笔名）：“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载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１１期〕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载1929年11月10日《新月》月刊（上海）第二卷第9期〕

●邵冠华：“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载1933年9月上海《新时代》〕

●少离：“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载1934年4月上海《新会新闻》七卷2期〕

●天一：“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载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16期〕

●苏雪林：“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藉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藉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载1937年3月1日《奔涛》半月刊（汉口）第一期〕“鲁迅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1966年11月7日完稿载《传记文学》）

鲁迅只是二流作家，决不是被吹捧的大师级

鲁迅缺乏宏大磅薄的叙述气质。和中国古代比，《红楼梦》具有莎士比亚人文启蒙的先知先觉，还迸射出卡夫卡叩问生命终极之门的无尽思想光芒，以及充满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批判力量，是古今中外文学的精神交响、艺术狂欢。但是，作为中国百年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在叙述气质上与同时代的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肖洛霍夫等等等等相距千里之遥。鲁迅最长的小说《阿Q正传》才二万多字。《尤利西斯》七十万字，《城堡》二十多万字，《追忆似水年华》一百多万字。

鲁迅作为文学的思想家，他缺少春天的明媚夏天的火热秋天的哀怨，有的只是冬天的严酷，民族的劣根性几乎涵盖了他所有主要作品的内容，作为文学的思想家他所成就的只是文学宏大哲思空间的一处角落的半成品。《红楼梦》是一部以变态人生对常态秩序进行强烈彻底质疑的小说，它蔑视道德的力量要比鲁迅强劲百倍，它对集体国民惰性的批判更为全面、更为有力、更具艺术个性感染力和血肉奔流的人性活力。打倒孔家店，早在鲁迅之前的一百多年就被宝玉黛玉同志进行了专利注册，鲁迅不过顺应了社会变革的潮流，充当了前沿阵地呐喊助威的铜管号手，而非开山、人文始作俑者。阿q 的精神胜利法是四百年前《唐．吉诃德》的骑士精神的进口组装，改头换面。在中国或者世界文学，鲁迅的作品不过是二流文学。

文化上的强盛，标志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而鲁迅的文章核心是否定中国的文化，否定中医，否定汉字，号召年轻人不要读古书，其作品中更看不到中国人的淳朴、宽容和智慧的一面。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鲁迅却和一些儒教信徒一样，不承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份，当时，日本和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东北，西藏，新疆和蒙古，都有分裂出中国的危险。鲁迅的言论有汉奸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