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效率

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效率

摘要：主要从收入分配角度分析并阐述了中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并介绍了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政策转变，同时也对这些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效率公平收入分配政策转变原因

一、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辩证思考

公平与效率是一对辩证的概念，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同时相互促进。

公平的一个最简单定义就是公共认可的平等，是一种相对的平等；而在实践中将公平和绝对平等划上等号，就会在收入分配中追求结果的极小差别甚至没差别，这种状态会压抑人们的积极性，影响人们的进取心，从而降低生产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我们总是认为公平就是一种结果的平等，实行事实上的平均主义，如在农村实行的“大锅饭”，就形成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与之相对的是，效率的意义在于促进企业和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更注重的是对个人贡献的大小和能力发挥的正确评价，并以此为基本原则来决定社会产品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如果在分配中以效率为中心，就必然会拉开人们的收入差距，以此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然当收入差距过大，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就不但不会促进反而会影响人们的积极性了。

一个只讲公平不讲效率的社会，会使经济停滞不前，不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正常需要，会在人的因素上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迟滞生产效率的提高，阻碍社会进步，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没有效率的社会不可能真正实现公平。同样，一个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社会，只会使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地拉开距离，差距会无限地拉大，最后形成两极分化的局面，会使一部分素质、能力相对较低者连维持自己生活的收入都得不到，从而极大地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而一部分从事高层次劳动的劳动者收入极高，失去进一步发展自我的动力，最终丧失劳动积极性；最终必然在不公平的前提下导致无效率。在现实生活中,效率与公平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起来，相反，矛盾突出。追求公平，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公平便有失公允。其结果必将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因此，强调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显得非常重要。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和谐，坚持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我们要社会主义的高效率，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为了人们更高层次的发展；惟效率而效率

是没有意义的。

二、党和政府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政策转变

1．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践了一条符合我国当时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1949年建国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实行的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低工资，多就业”和“劳动致富”的收入分配政策。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转而向苏联学习，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实行高度集权化和计划化的经济体制，高度重视积累，相对轻视消费，与之相应的是相对固定化的收入分配方式：在城市居民主要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中推行事实上的“铁饭碗”制度，分配方式过于单一化，分配结构高度固定化，分配水平平均化；与此同时，农村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到人民公社体制调整的时期中，伴随着收入平均水平低于城市的状况，实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无论是“铁饭碗”还是“大锅饭”，可以说都是在低效率基础之上的名义“公平”。

2．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党中央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上，科学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劳动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2]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不同时期对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政策定位，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走向“效率公平,有机统一”的重大政策创新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加注重效率。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低效率局面,邓小平首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政策,本意是希望这样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实际上是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先强调“效率”。这一发展战略从公平效率的关系在以下各次中共重要会议报告中的定位得到体现:十三大报告中的提法是“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大报告的提法是“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十四届三中会全首次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十五大再次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应当说,这一大政策在改革开放头十几年间取得了巨大成效,确实使一部分地区、单位、个人,迅速摆脱了贫困,开始富裕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大政策在实践中演变为首先强调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摆在首位;至于社会公平,则摆在适当照顾的从属地位,次要地位,能兼顾多少算多少,兼顾不到就算了。

二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加强调公平。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在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人们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十六大报

告虽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强调“再分配注重公平”,强调“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三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开始,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从完善分配制度角度提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此次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强调“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十七大报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三、政策转变的背景和原因

改革开放前的分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当时我国刚从旧中国脱胎出来、生产力水平低的客观环境，与当时我国最大限度提取剩余，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而且在高积累、低消费的条件下，有力的保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加快我国的经济积累，使我国迅速地发展了国民经济，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分配制度的弊端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在微观上极大地抑制了国民的积极性，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而当代中国经济起飞的大势已成,不可逆转,而社会公平的失衡问题却日益凸显,不可忽视。社会公平失衡问题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从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为世人瞩目。然而,改革开放在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同时,又出现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显著的社会贫富差距,占中国人口10%的贫困人口的储蓄只占全社会私人储蓄总额的3% ,且呈下降趋势,而占总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的储蓄却占有全社会私人储蓄总额的40%,且呈上升趋势。200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上升到0. 496,大大超过了贫富差距的国际警戒线。[3] 社会公平的失衡问题尤其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的贫富差距:

一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与其他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中期相比,我国的城乡差距问题在世界上都是比较严重的。目前,我国的城乡差距仍在扩大,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显示, 2005年,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比上一年扩大500元以上,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及城镇居民的1 /3。

二是地区差距日益加剧。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从而急剧拉大了与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农村居民纯收入区域之间差异明显。上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 53 倍,而贵州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9.7%。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迅速拉大,东西部地区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富裕程度和消费结构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三是各阶层收入出现明显差距 ,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差距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利益格局的分化和转型,明显地出现了高收入层、中等收入层和低收入层的社会分层。我国现在的问题是,低收入层太大,中等收入层还太小,而高收入层集中的财富过多。高收入层较多地占有了社会上其它各阶层的收入。

四是干部群众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不仅表现在公务员的收入不断增加,更多的表现在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的干部和工人的奖金分配的差距越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