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历史学是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主义

批判历史学是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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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学也是科学，其实在历史上历史学一直被视为是一门人文学科，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被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把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视为科学，这是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成功而兴起的科学主义思潮的产物。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甚至有人把人文学科也称为“人文科学”、那就更离谱了。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

19世纪自然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成就，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能够通过掌握科学规律来控制自然，并且认为可以通过以精确性为特征的科学方法获得可靠的知识。近代这种科学至上的观念和科学主义的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学科，它们纷纷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努力使自己也成为一门科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来都被看作是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也开始了迈向科学的历程。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心在德国，兰克(1795-1886)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统一性

和多样性有机结合的发展过程，他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序言中有一句名言:“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口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兰克十分重视档案资料的运用，并发展出“外证”和“内证”相结合分析批判史料的方法，他认为真正负责任的研究必须利用原始档案和文献，强调只有“如实直书”，才能实现史学的口的所以，兰克学派被尊为“科学的历史学”的圭臭而风行一时。经过兰克的努力使尼布尔首创的客观主义史学，在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成为史学思想的主流。

在中国，主张“史料即史学”的傅斯年也被称为“中国的兰克” 兰克在史料考证方而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是对历史发展的规律却避而不谈，而实证主义史学家则力图从史料记录下的现象中去发现历史规律，以便用规律的绝对性来代替历史事实的绝对性。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巴克尔(1821-1862)、法国的泰纳(1828-1893)和古朗治(1830-1889)、瑞士的布克哈特(1818-1897) .德国的兰普勒希特(1856-1915)等人，他们坚信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认为文明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巴克尔说:“观察应当在发现之前，收集了事实才能发现规律。”他认为支配人类社会的规律有3种:

自然规律，道德规律，知识规律，社会进步是知识规律起主导作用的结果。他把人类文明分为欧洲文明和非欧文明两类，在欧洲是人类支配自然，而在欧洲以外是自然支配人类。泰纳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酷爱自然科学，他把历史称为“心理解剖学”，认为文明是种族、环境和时机相结合的产物。他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先作假设，再搜集证据来加以论证。

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等“科学”的史学派别是19世纪自然科学深入人心的产物。这是科学理性的胜利，但却是人文精神的悲哀。有人批评道:巴克尔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无视社会的历史发展自身的特点，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历史，因而导致了把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公式化的流弊。他的史学体系是非科学的”因此，实证主义虽然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史学的主流，但是它并不能取代人文主义和历史哲学，浪漫主义的史学思想仍然存在，德国的赫尔德(1744-1803)和缪勒(1752-1809)、英国的柏克(1727- 1797)、法国的梯叶里(1795-1856 )等都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代表。浪漫主义史学家在撰写历史的时候并不追求统一的理性原则，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个体性和独特性，不存在普遍性和规律性，历史应该充分展示各国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具体特征，

体现每个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因此他们特别重视编写民族史和国别史。他们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并且重视中世纪的历史地位。他们崇尚直觉与情感的作用，重在对历史的描述，借以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怀在浪漫主义史学家看来，历史学是人文的，然而在当时和后来他们都被排斥在历史学家的主流之外。

如果说19世纪是历史学专业化和科学化的时代，那么20世纪就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流融合并日益趋于整体化、综合化的时代。德国的兰普勒希特在《文化史的方法论》中主张要拓宽史学研究的题材，不能只写政治史和英雄豪杰，而应该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他认为传统史学只考虑如何记叙历史，只满足于事实是怎样发生的，而我们应该探明事实为什么发生及其理论依据。他期望用一种心理学的方法为历史提供真正的解释。法国的贝尔在《历史综合评论》中认为，要克服传统史学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加强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来探求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的规律。

关国的鲁滨逊在《新史学》中认为，凡是人类全部过去的活动都应该包括在“新史学”的范畴之内，历史不能只记载朝代兴替、军事成败、外交阴谋、宫廷丑闻。他主张普及历史知识，广泛开展历史教育，认

为历史研究的方法需要革新，历史学家应该掌握广泛的知识，如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伦理学、地理学等等。20世纪“新史学”兴起以后所批评的“传统史学”就是指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学，“新史学”批评它们把历史“砸得粉碎”，变成了“没有人的历史”，使历史作品变成一大堆宏论而失却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于是叙事的方式又重新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

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风靡于欧关的文艺界，后来又迅速扩展到哲学、社会学、关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一种社会思潮。90年代前期西方史学家开始关注后现代主义与史学之间的关系，伊格尔斯在《20世纪的历史学》中说，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3个方而:一是叙事史的复兴，二是日常生活史的兴起，三是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历史学作为学术的终结。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远不及它对文学、关学、哲学的影响，它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更小，然而它在未来的影响可能是革命性的。可以这么认为，近200年来历史学并没有彻底地使自己从人文学科变成一门科学，而是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徘徊着前进。那么历史学能不能成为科学呢?如果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其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