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任弼时的“骆驼精神”及其现实启示

浅谈任弼时的“骆驼精神”及其现实启示
作者：柏婷
来源：《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02期
摘要：任弼时虽然在建国初期即英年早逝，但他是中共党内一贯倡导和毕生躬行党的优良作风的领袖之一，任弼时一生的工作状态、对理想的追求被党和人民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

“忠”“实”“公”“正”“智”是“骆驼精神”的主要内涵，重温任弼时的“骆驼精神”，对加强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员干部的公仆意识、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任弼时；骆驼精神；现实启示
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重拳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一些地方出现的“塌方式”腐败现象令中央高层以及全国人民触目惊心。

案件曝光之后，许多人在思考：我们的党员干部是怎么了？老一辈革命家们密切联系群众、克己奉公精神到哪里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国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而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

党员干部优良的工作作风以及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的培养，不仅仅要靠党纪国法的监督，更重要的是要靠党员自身的自省和自我约束。

在党员自省和加强自我约束的过程中，必须要树立榜样，才能够让党员有所参照。

任弼时是中共党内毕生躬行党的优良作风的领袖之一，他的“骆驼精神”有口皆碑！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温任弼时的“骆驼精神”，将其作为广大党员和党员干部加强自我修养的精神典范！
一、任弼时“骆驼精神”的由来
任弼时逝世后，叶剑英元帅在悼词中写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叶剑英第一个称颂任弼时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

骆驼给人的印象是：第一，任劳任怨。

在沙漠里非常艰苦的自然条件下，还要负重到达终点。

第二，品性忠诚。

骆驼不仅任劳任怨，还非常忠诚，忠诚于主人，忠诚于使命。

第三，智慧勇敢。

每当骆驼遇到危险，总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用耐力和智慧击垮天敌。

第四，坚守正途。

骆驼能明辨目标，坚守正途，即使黄沙漫天或在漆黑的夜里，骆驼也能找到回家的路。

骆驼具有的这些精神，形象的概括了任弼时一生的高尚品格。

二、任弼时“骆驼精神”的内涵及具体表现
（一）忠——忠于祖国，忠诚于党
1.忠于祖国：年少时树立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

20世纪初，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各地军阀在列强的支持下纷纷自立为王，国家战火纷飞，人民穷困潦倒。

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1914年，年仅10岁的任弼时在作文《自立》中写道：
“世界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

吾人年幼之时不由尤宜自振乎？”终其一生，任弼时都在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振兴中华、热爱祖国的赤心始终未变。

2.忠诚于党：两次被捕，坚贞不屈。

在任弼时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共被捕两次，连续两次被捕，是对任弼时身心的巨大考验。

虽然敌人的酷刑，摧残了任弼时等革命者的体肤，但丝毫没有动摇革命者的意志！无论怎样被严刑拷打，任弼时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严守党的机密，对党忠诚。

（二）实——踏实做事，任劳任怨
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正是任弼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面对党交给自己的重任时，永远都是埋头苦干、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任何的名位。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任弼时全票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全票当选中央委员的仅有四位，这足以反映任弼时的这种踏实做事、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党内党外的普遍尊敬。

（三）公——舍己为公，不徇私情
任弼时曾在安徽和上海分别坐过两次牢，受过严重的酷刑，特别是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遭受的电刑，对他的身体摧残更大，出狱后数月，背上两个拳头大的窟窿还在发炎流着黄水。

后来，他枪林弹雨，南征北战，慢慢积劳成疾。

虽然身体不好，但任弼时一直坚持带病工作，超负荷地为创建新中国默默地奉献。

紧张忙碌的工作使得任弼时的高血压、糖尿病越发严重，但任弼时依然坚守工作岗位，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4月12日，任弼时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可任弼时的身体情况已不允许他作长篇的政治报告。

他讲罢头一部分后，开始感到头晕、心悸和气喘。

在中间休息时，与会同志劝说任弼时由其他同志代读讲稿，任弼时不得已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仍坚持端坐主席台，直至会议结束。

1949年10月29日，经苏联医生诊断，任弼时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显著硬化症、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脏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并有轻度糖尿病，且病情在严重发展。

在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的亲自过问下，任弼时被安排赴莫斯科治疗。

1950年，任弼时病情稍有好转，就向中共中央请求回国，并要求恢复部分工作。

对于医生和战友劝他不参加或少参加会议，不要熬夜的劝告，任弼时都以国家初建、百废待兴为理由拒绝。

在去世的前几天，任弼时一直坚持带病工作。

1950年10月24日，他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同工作人
员交谈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

之后，伏案查看朝鲜战场形势图，思虑朝鲜战局，直至深夜。

由于过度劳累，10月25日上午任弼时突发脑溢血，右半身瘫痪，后病情恶化，10月27日逝世。

这就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共产主义者对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舍己为公的精神！
任弼时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同时严格约束家人，不允许他们以权谋私。

1949年，任弼时的小妹培辰夫妇专程赶到北京，看望哥嫂，任培辰要求哥哥任弼时帮忙，给湖南省委写几句话，争取为其丈夫找份工作，但任弼时以这是私事为由断然拒绝。

任弼时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自己的公仆身份，公私分明，舍己为公，在工作生活中，从不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己、为家人谋私利。

（四）正——坚持原则，一身正气
任弼时一直是党内坚持党性原则，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领导人之一。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开始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

1941年9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九月会议”）上，任弼时直面王明的挑战，以见证人的身份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批评和对毛泽东的支持，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在延安整风时期，由于对敌情的估计过分严重，再加上一些领导人的出现的“左”倾错误思想，审查干部的过程中出现了“逼、供、信”现象，即“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及其它威逼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地相信这种绝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

”任弼时及时发现了审干运动中出现的“左”倾扩大化错误，并且勇于将审干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多次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进言，这对于后来甄别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作用。

据师哲描述，在那个时期，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一个是毛泽东。

同是政治局委员，康生为什么怕任弼时呢？师哲回答：“对这个问题，后来我曾问过他，康生这样解释：‘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

现在想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

”
（五）智——临危不惧，机智灵活
任弼时两次被捕，最后均能化险为夷，除了外界积极组织营救、任弼时坚贞不屈之外，其遇险时临危不惧、机智灵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安徽被捕时，任弼时镇定自若，沉着应对，通过刑讯，任弼时准确判断出敌人没有掌握任何其它证据，因此任弼时咬定自己的纸庄学徒身份，没有暴露身份。

在被押往安庆的途中，任弼时巧遇同乡，趁法警不备，任弼时托老乡捎信给自己的堂叔任理卿，这为营救成功增加了砝码。

在上海被捕时，任弼时与上海总工会的青工部长周朴农关押在一起。

当时任弼时与周朴农都没有暴露身份，据周朴农回忆，两人在狱中初次见面时，“弼时同志冷静、沉着地环顾四周，然后跨过躺着的人，朝我走来。

我刚要站起来打招呼，弼时同志即按住我的肩膀，并在我旁边的地上坐下。

”任弼时按住周朴农的肩膀，示
意其不要说话。

任弼时认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他们不应该相认，让敌人对他们的关系及身份有所怀疑。

作为革命家的任弼时，一生中多次身临险境，但最后都能履险如夷。

革命事业不能仅凭一腔热血，蛮想蛮干，关键时刻必须沉着冷静、机智灵活，才能顺利脱险。

三、任弼时“骆驼精神”的现实启示
（一）加强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任弼时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年少时就自愿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历经考验，矢志不渝。

同时，残酷的阶级斗争及战争，将党内的一些投机分子和信仰不坚定者自动清除出党，给我们留下的是一支信仰坚定、奉公为民的党员和干部队伍。

然而，建国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唯一的执政党，随着国内局势的逐步稳定，一些人将入党看作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我们的党员或党员干部的队伍里或多或少都充斥着这样一些入党动机不纯的投机份子。

同时，改革开放的窗口让富裕国家的生活方式展现在广大党员干部面前，于是，禁不住诱惑的人没有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诸脑后。

在这样的错误思想的驱动下，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代替了理想追求。

党的一些新一代的党员干部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相比，往往拥有更高的学历和更广阔的眼界，然而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却未必有他们的父辈或祖辈那样坚定。

因此，要培养广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就必须要加强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

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作为党内一直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人，任弼时深知党员的来源和成分，他非常重视党内的思想建设。

坚持用马列主义武装全党，并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其它各项建设事业。

延安整风时期，任弼时经常专心致志地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并联系实际思索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也为了推动大家的学习，他在马列学院举办了一个哲学研讨会，研讨会每周举行一次，任弼时每次必到。

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坚定信仰，因为领导干部是思想政治学习的组织者、管理者和监督者，是广大党员心中的旗帜和标杆。

率先垂范，是一种无言的要求、无声的号召，能够对普通党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把示范带头作用体现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是教育活动取得实效的关键。

（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任弼时是一个坚持原则，一身正气，勇于同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的人，但是任弼时的坚持原则是以保证党内团结统一为前提的。

任弼时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征求了多方意见，这其中就包括了王明。

任弼时曾多次与毛泽东一起，找王明谈话，了解王明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和观点。

1943年11月，在参加中央高级学习组讨论两条路线期间，受毛泽东的委托，任弼时看望王明及其妻子孟庆树，做思想工作。

任弼时对王明说：要了解毛主
席和党中央对犯错误同志的方针，完全是治病救人，是为了党。

现在提出两条路线，并不是对王个人过不去，而是对着王所代表的错误思想路线，是要把全党干部、党员在思想上弄通。

并劝王安心静养，如果精神好，能够想想问题时，就想一想，检讨一下。

任弼时真诚沟通，化解矛盾，统一思想，为形成历史决议的结论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

在审核七大代表资格时，有污点的人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除了一些其它因素外，任弼时诚恳态度的感召，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党员心里的矛盾通过谈话得到了解决，广大党员和党员干部内心不安、紧张和担忧的情绪得到了有效的释放，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党员对党的向心力，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党内的团结。

在任何时期，党中央在制定重大的方针政策时，都会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但是有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也就是在当面、会上、台上给机会让你提意见时，你不说；背后或者会后、台下，在公开场合乱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

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党的团结统一形象。

因此，新时期，必须要加强对党员的组织原则教育，才能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

一个团结统一的党，才能最大限度的凝聚自身力量，争取来自各方的支持，实现党的长远发展的目标。

相反，一个自由涣散的、没有了团结统一的政党，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会大大削弱，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也会大大削弱。

（三）增强党员干部的公仆意识
什么是“公仆意识？”简单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就是要求我们的共产党员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这也是加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必然要求。

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以及在建国后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都表现出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公仆精神。

在革命及战争年代，永远是共产党人冲锋在前、享乐在后，人民群众依然相信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党。

任弼时同志的“骆驼精神”中的踏实做事、任劳任怨和舍己为公、不徇私情，是共产党员的一面镜子，每每对照，可以让我们正衣冠、识美丑，永远做党和人民的骆驼，永远做人民的好公仆！在我们的队伍里，有千千万万这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骆驼”，如张思德、焦裕禄、王进喜、孔繁森等，在他们的心目中，永远是党和人民的利益第一！然而，时下也有一些党员干部没有公仆意识，追名逐利、拈轻怕重。

如果不以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为榜样，就有被历史、被人民抛弃的危险。

（四）努力学习，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
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任弼时用自己的勇敢、沉稳和智谋灵活地躲过了敌人的盘问，在和平时期，我们的党员和党员干部无需面对艰险复杂的斗争环境，也无需面对敌人的拷问与搜查，但是却需要我们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用智慧来灵活地应对新的挑战。

这种灵活应对新问题的智慧来自我们党员和党员干部日常的工作经验，更来自于不断的与时俱进的学习当中。

1.学书本知识。

有的人认为自己现有的知识足够了，不读书也能应付工作，读不读无所谓；有的人认为实干能产生时效，比读书学习更重要；还有的人认为社会上潜规则太多，党员干部需要的是关系而不是知识，书读多了反而会变成书呆子适应不了社会。

正是这些错误的观念，影响了我们一些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热情。

但从政者的必备要素之一就是读书，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中讲到：“读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很重要，对于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做好工作更为重要。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历史新变革、矛盾新转化，领导干部需要不断增强自身应对新考验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提升来自实践经验的积累，同时也来自书本。

理论和实践不可偏废，因此，广大领导干部在注重工作经验积累的同时，需要多读书，读好书，从书中获得执政的智慧。

2.学习应对网络舆情的方法。

于2017年2月27日举行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ICT深度观察报告会披露消息称：2016年中国网民数量达7.31亿人，其中手机网民数达6.95亿人，占比95.1%；预计2017年中国网民规模将接近7.6亿人，手机用户占比98%。

官员们对待网络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方面，互联网的快捷方便确实给工作和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但是另一方面互联网给民众提供了宽阔的言论平台，网民以极大的热情利用网络来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让原本处于世俗强势地位的官员们转变为舆论上的弱势。

民间舆论和网络形成的强大合力，审视着政府官员的言行，考验着官员们应对舆情的能力。

从近年来网络热点事件可以看出，领导干部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越强，工作就会越主动，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也就越强。

网络舆情具有的突发性、多变性的特征，决定了领导干部在应对网络舆情时不能墨守成规。

第一，平时多关注新闻动态，及时回应公众的质疑和猜测。

第二，保证公开透明。

还原事件的真相而不是极力掩盖，以公开透明取得公众的认同。

第三，勇于问责。

网络时代，领导干部掩饰问题，袒护有责任的相关单位或个人，只能激化矛盾，必须敢于问责，及时处理相关责任人。

学习应对网络舆论，除了以上三点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领导人本身要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打铁必须自身硬。

3.学习成功经验。

“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

要成就一件事情，应当虚心向有经验的单位或个人请教。

除了向本省、本市相关部门学习好的经验和做法，也要加强与其它省、市、自治区相关单位的沟通、交流，吸收好的工作经验。

各省、市、自治区的历史、地理、人口等方面虽然有很大差异，但是在环境整治、经济发展、人口管理等方面都会有各自独特、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各地区、各部门之间可以加强交流与沟通，互相学习，吸收好的管理理念和经验，提升管理能力。

此外，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将目光转向国外，参考国外一些城市的先进管理经验，因地制宜，更好地制定城市管理的政策，以此提升党的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