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最重要

科研诚信和良好学风
科研诚信和良好学风是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前提，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石。

10月13日下午，中国科协、教育部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

两院院士师昌绪，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分别结合“试谈做人做事做学问”、“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培养优良学风做好博士论文”等话题，与首都高校近6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进行了交流。

本报今日摘登师昌绪的讲话内容，以飨读者。

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今年91岁，出生于河北省农村的一个大家庭，我家是四世同堂、诗书传家，全家有四十口人，这培养了我勤劳、忍让的性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我立下“强国之志”，就是使中国强盛起来。

这个强国之志一直鼓励我前进，至今不改。

我怀着热烈的爱国热情读完中小学，上大学，大学读的是采矿冶金工程系，主要是基于实业救国。

1948年留学美国，转入冶金与材料。

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政府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作为积极分子，我经过艰苦斗争，于1955年回到新中国，那年我35岁。

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

科学院的有关领导对我说：上海和沈阳任选一处，哪个地方都有工作可做。

因此，我就选了当时生活艰苦的位于沈阳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从事金属材料的研究与开发，一干就是30年。

涡轮叶片中的爱国情怀
而今，我虽年逾90，仍在坚持上班。

现仅就今年所获得“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的主要内容之一——“航空发动机镍基高温合金铸造空心涡轮叶片的研制与推广”为例，来说明我是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的。

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因为它是飞机动力的来源。

而涡轮叶片是发动机中最关键的部件之一，它要求耐高温、高强度、长寿命，而且要抗疲劳、耐腐蚀、叶片一旦发生断裂，往往造成机毁人亡，所以有人说“一代涡轮叶片决定一代航空发动机”。

1964年我国自行设计的超音速歼击机问世，而合适的航空发动机却没有着落，当时航空部在沈阳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讨论航空发动机的方案，大家一筹莫展。

北京航空研究院负责材料与工艺的荣科总工程师大胆提出采用空心涡轮叶片，以提高涡轮前温度100度。

因为涡轮温度越高，发动机的推力就越大，但叶片材料受不了，甚至接近熔点，如果在叶片内部造成多孔的空心，再通过空气冷却，使表面温度下降，就可以提高燃烧温度，增加发动机的推力。

但是空心叶片怎么做出来，便成为最大的难题。

荣科总工程师知道金属所自1959年就开始铸造高温合金研究，并多次来所参观访问。

于是，沈阳研讨会散会后那天晚上，他就到我家谈了他的想法，并提出“材料与航空发动机设计和制造”三结合的方案。

我根本不懂什么空心叶片，也没有见过，当时只有美国有，而且处于高度保密。

英国人试了多年，因为铸造高温合金性能不稳定而裹足不前。

出于爱国热情，我毅然把这项任务接受了下来。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金属所组织了上百人的科技队伍来从事这项工作，从合金的研制，型芯的选择，壁厚的测量，到标准的制定，期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值得一提的是型芯的选择，用什么芯来做航空叶片？试了七八个方案都没有成功，偶然间从杂志上看到美国关于出卖各种规格石英管的广告受到了启发，于是我们采用石英叶片，型芯的问题在一两个月内就迎刃而解了。

其中三个单位的通力合作是关键，除了我们所100多人外，还有设计所和生产厂。

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从实验室到试车、试飞，以及在工厂形成批量生产，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航空部决定将空心叶片的生产转移到贵州，要金属所派一个
小分队前往，并指定我带队。

贵州在当时是最艰苦的地区之一，从沈阳到贵州要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有时候连水都喝不上，现在在座的年轻人谁也没有这个体会。

在贵州干了半年多，和厂内技术人员及工人打成一片，从原材料的准备、冶炼和浇铸，一直到标准的制定，而今已生产了几十万片，装备了多种型号的飞机。

几十年来，没有出过一次重大事故，而且当前的叶片合格率在70%以上，这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

上世纪80年代，荣科总工程师带领世界上两大航空发动机生产厂之一的英国罗罗公司总设计师来到沈阳发动机厂参观，看到了我们生产的发动机采用了气冷铸造空心涡轮叶片，不无感慨地说：“单凭看到你们这一成就，我就没白来中国一趟。

”
人怎么活着才快乐？
通过多年的实践，我悟出了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的准则，成为我遵循多年的座右铭：做人要海纳百川，诚信为本，忍让为先；做事要认真负责，持之以恒，淡泊名利；做学问要实事求是，勇于探索，贵在发现与创新。

其中，以做人为最重要。

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曾出了一本由美国研究理事会编写的《科研道德》，其中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段话：“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

”这是爱因斯坦讲的这么一段话。

这里所指的人格，对科学技术工作者来说，就包括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

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归根到底是人生观的问题。

对人生观，我的理解包括三方面内容：人为什么活在世上？怎么活着才快乐？怎样的人生才有价值？
人活在世上，就要为人类做贡献。

从一万多年前的石器时代到今天的网络信息时代，都是前人所做的贡献的结果。

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为中华民族做贡献，这是我在青年时期就立下的“强国之志”誓言。

所以1955年，我即使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那个优越的环境里，也一定要争取回国。

回国后，即使是整天吃窝窝头，也无怨无悔，这就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贡献。

一个人有了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就永远不会懈怠，即使受了很大挫折也不会退却。

像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险些丧命，但是国家恢复常态后，工作热情未减，而且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然后，谈谈人怎么活着才快乐。

丰衣足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在工作上取得成就都会使人快乐，但是最根本的是如何做人。

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存在，人际关系便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表现在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方面，有以下几个方面要考虑：第一是诚信。

说谎话、造假数据、剽窃别人的成果，心里总是不踏实，有愧于良心，怕别人发现，总是提心吊胆而造成不快乐。

恪守诚信的人，即使与别人产生一些矛盾，也会得到谅解。

诚信可以使一个集体团结，这是完成一项重大任务的必要条件，也是改变社会风气的必由之路。

第二是平等待人、助人为乐。

人人平等世人皆知，但是真正做到这点很不容易。

我在这方面可能有些特点，所以找我的人很多，不管是服务员，还是官员，我一样地接待，因为帮助了别人，别人取得成就，国家受益，我自己也有成就感，这就是我为什么和人打交道多的原因。

第三是要正确认识自己。

一个人往往攀高不攀低而自寻烦恼，要多看别人的长处才不会苦恼，否则老觉得自己委屈吃亏，而不快乐。

第四是不要妒忌。

妒忌会造成不团结，会造成互相拆台，以至可以办成的事办不成。

对单位或部门来说也是一样，由于妒忌怕别人超过自己，就想办法压制对方，这样受害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

所以作为一个有志青年，要尽力发挥自己的才智，不要和别人攀比，更不要存在妒忌心，否则就是自寻苦恼，生活不会快乐。

师昌绪院士简介
师昌绪，新中国成立时美国明令禁止回到“红色中国”的35名中国学者之一。

1920年11
月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

著名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曾任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所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等，现为国家基金委特邀顾问、金属所名誉所长、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名誉主席、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理事长、两院资深院士联谊会会长等。

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1995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院长。

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

荣获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先生语录
◆在美国我无关紧要，但我的祖国需要我！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
◆我们这代人为什么爱国情结根深蒂固，因为中国受国外欺辱太深。

使中国强盛、强大，是根本的思想。

◆人生在世，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要对人类有所贡献。

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每个人的时间非常短暂，经历也各不相同，但一个人的成长要具备四个重要因素。

智慧体魄是基础，勤奋进取是动力，素质品德是保证，环境机遇是条件。

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就得充实地过好每一天。

特别是要做到不攀比，不记仇，不争名夺利，少想人事，多帮助人，心里永远是平衡的。

不过，更为关键的在于自己的刻苦努力与坚韧不拔的敬业精神。

◆发表论文固然是科研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当我从事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工作后，就改变了看法，衡量研究水平的一个更重要的标准是看能否解决实际问题，确切地说，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水平，不要拿自己所长去衡量别人之短，这样大家才能做到相互尊重。

◆对于制造业特别是机械制造业来说，“设计是灵魂，材料是基础，工艺是关键，测试是保证”，这个整体上做好了，我们就能成为机械制造强国。

◆作为发展现代工业的基石，新材料既要先行，但又亟待应用牵引，尽快破解制约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采取措施加大应用牵引的力度。

◆“迟暮夕阳余热暖，情真意切育英才”——师老与夫人郭蕴宜合写的《寻梦》长诗中的最后两句。

少年师昌绪有个外号：“老院子”
师昌绪祖籍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大营村。

据乡亲们回忆，师昌绪少时聪慧凸显、勤奋努力求学，有一外号叫“老院子”。

据村支书李志民介绍，师姓是该村两大姓之一，全村700多户3000多人口，四分之一姓师。

师昌绪一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

师昌绪侄子师兆仁说，据师家家谱记载，师家祖上曾出过进士，其父是清末秀才。

师昌绪这一辈兄弟12人，他排行老七。

小时候，师昌绪的父亲经常出题考他们兄弟。

每逢此时，师昌绪总是在父亲出题后绕桌子转一圈，然后就能准确说出答案。

师昌绪的十弟师昌泉回忆说，七哥小时候有个外号叫“老院子”。

他从小就喜欢读书，也非常用功，经常独自躲到家里一个僻静的小院子读书，一呆就是一天，吃饭的时候得有人去喊好几遍才回来。

兄弟们玩耍的事他一概不参与，是个标准的“书呆子”。

也许，这是他后来钻研学问并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吧。

师兆仁说，七叔回国的时候，自己还小，后来听父亲讲，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像七叔这样的知识分子，七叔的婚姻还是时任总理的周恩来做媒。

这些年，听闻七叔取得了诸多成就，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家里人都为他高兴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