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评点对中国叙事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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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评点对中国叙事学的意义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津

【原刊期号】199801

【原刊页号】60～67

【分类号】J2

【分类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804

【作者】郑铁生

【作者简介】郑铁生天津外国语学院300204

【内容提要】明清小说评点关于叙事方式的论述，指明中国小说的源头之一是史传文学，尤其是《史记》在叙事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影响了历代叙事文学，特别是明清小说。史传文学与明清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血缘关系，主要表现在两者都是由一系列单元结构组成的，但明清小说又突破了《史记》的形式局限，形成一个以单元结构为基础的有机艺术整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金瓶梅》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形态的发展阶段，即由虚实相融到以虚为主以至完全虚构。这三部小说在创作实践上丰富并发展了中国叙事学，而明清小说评点则是在理论上予以总结升华，使其具备理论形态。

【关键词】小说评点/叙事学/史传文学/叙事方式/单元结构

【正文】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思想主要表现于小说评点之中。

明清小说评点的代表著作是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人的著作，中国小说叙事学是以这些第一流的代表性著作为主要内容。我们把他们对古典小说与《史记》相比附的评点作为一个专题，展开对中国小说叙事思想的探讨。

一、明清评点家将古典小说名著与《史记》相比附阐释的基本思想

第一，明确点出古典小说名著叙事方式的源头，是出自史传文学。

我们知道：中国小说的产生是史乘分流的结果。虽然古人所云“小说”的概念与我们今日不同，但直到明清评点家，都毫无例外地指出中国小说的源头之一是史传文学。而且由此还引发了围绕历史演义审美素质问题的论争，焦点是历史小说允许不允许虚构。这已经涉及到叙事思想的深层结构，即叙事主体的作用。也就是叙事主体对叙事材料的消化与掌握，

以及对叙事方式的调度与控制问题。不过，这些思想既散见在零碎的点评上，又没有得到系统和规范的整理。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如日本学者冈崎由美曾“把志怪小说对事件进行记述的叙事方式，归纳为‘解释性的叙述’、‘地理博物志体的叙述’、‘五行志体的叙述’、‘纪传体的叙述’和‘故事性的叙述’等，并指出，除了‘故事性的叙述’之外，其它的记叙模式都导源于历史著作，‘是历代知识阶层通过撰史的传统而一直继承下来并牢固掌握的叙事模式’。”〔1

〕这是从叙事学思想论述了史传文学与小说的关系。志怪小说只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和发轫阶段，直到明代臻于成熟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所体现出的叙事思想，才更充分地展示出与史传文学的血缘关系。清代评点家金圣叹指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2〕毛宗岗、张竹坡等人也将《三国演义》、

《金瓶梅》与《史记》相比附。可见《史记》的叙事方式对中国古典小说影响之深。

第二，注重古典小说创造的整体结构与《史记》纪传体叙事结构相比较。

明清评点家将古典小说名著与《史记》相比附的最突出之处，是着眼于艺术结构的整体性。他们不仅强调结构内部的“关系”，而且看重结构中不同位置所具有的“功能”。如毛宗岗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3

〕这段评点同上段所引金圣叹对《水浒》的评点是一致的，只是表达得更明确、更突出了古典小说的整体结构与《史记》纪传体的区别。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也强调这一点，他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梅》者必能作《史记》也。何则？既已为其难，又何难为其易。”〔4

〕清代三位杰出的评点家所见如此之同，本身就说明了作为小说叙事文本的形式要素之一的结构原则：整体性，是小说家在叙事方式上最先考虑的，如何将内容进行整体安排与设计，即“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赋予不具形式的素材以形式，这是小说家

的艰巨使命。

第三，指出了史传作者与小说家关于叙事方式在思维上的区别。

金圣叹有一段话为历代研究家解读时所重视。他说：“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5

〕金圣叹指出《史记》与《水浒》在叙事方式上的区别：一个是以文运事，一个是因文生事。这里的“文”泛指文章的写作；“事”即文章所要记叙或描写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所谓“运事”，是根据既有的历史社会生活客观如实地通过文章记载描叙出来。虽容许“悬想事势”，在一些细节上可以有所取舍或补充，但写作中必然受到史实的限制。而“生事”则是基于文章写作的需要，作者可以突破历史的框架凭借想象去虚拟描写未曾发生过但却有可能出现的事情，在叙事上具有主观创造的广阔天地。虽然都是叙事文本，但前者叙事方式是“死象之骨”式的还原，后者叙事方式是“信马由缰”式的虚构。这已触及到小说创作思维的一个本

质特征——虚构。金圣叹第一次明确地划分了二者的区别，把虚构作为古代叙事思想的重要方面，使中国小说叙事艺术脱离了史传文学“征实”的观念，这是一次理性的升华。

二、明清评点关于史传文学对中国小说叙事学的贡献与局限

明清评点家将古典小说与《史记》相比附阐释的基本思想，总括起来，就是对史传文学开拓中国小说叙事学的贡献与局限的认识。为了清楚地解读这种认识的思维过程，必须首先回到《史记》的叙事文本，分析其结构和特征，进而研究这一叙事方式对中国小说叙事学有什么样的贡献和局限。

《史记》的结构方式是以通古今之变为指导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叙事方式交互相映来展现的。尽管各种形式有自己构思和立意的独特性，但总的脉络，其纵向是表现不同历史时期天下大势的基本态势，主要体现在本纪和表的形式里；其横向是展示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变，历史人物的兴衰际遇，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世家、列传和少数几篇本纪的形式中。这样就构成了《史记》叙事方式的最大特点，是以历史人物的活动和运作为半径，有选择地把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组织

在同一圆环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比如《秦始皇本纪》概括秦统一六国及建立中央集权制的过程，围绕这一主脉的重要谋臣和统帅的列传，则有王翦、吕不韦、荆轲、李斯、蒙恬等人的列传。列传围绕本纪叙事，为描绘历史典型环境和塑造人物性格提供了驰骋的艺术天地，这就是司马迁采用纪传体比之《左传》叙事记人超越的地方。其最大的优长就是叙事记人较为集中，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整体性叙事结构。而不像《左传》采用编年体叙事方式记人叙事，有时不得不依靠倒叙、插叙的方法使人物和故事相对集中。因为那样毕竟容易切碎人物和故事的整体性，因而不免影响到形象的丰满程度。显然，这里强调的不是艺术表现手段，而是叙事结构整体性的功能。

（一）纪传体相对独立的整体性叙事结构所展现的社会关系，最易显露人物性格。

《史记》刻画人物性格的巨大成功，并非撰写史书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其根本追求是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实录，即使做过一些取舍和勾沉，但相对而言，还能够客观地保留历史原貌，准确地记叙某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相互联系中，某一事物的性质，只有在同其他事物的联系中，才能反映和显露出来。人物性格也是如此，人与人之间不仅有激烈的冲突和碰撞，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复杂微妙的矛盾关系。人们的复杂微妙的心理、欲望和情感，都会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自然流露，从而形成不同性格的特点、层次和深度。因而，准确地记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会产生“关系出性格”的艺术效果。《史记》纪传体的叙事方式无疑是这一艺术规律的体现。

“关系出性格”的艺术规律与史传文学叙事结构方式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所谓“结构”就

“关系”在整体性结构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把各部分、各层次联系起来组合成一个整体，

历史就是一部人际关系史。由于史传文学实录历史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而它不仅反映了不同阶层的人的性格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形成，而且，也描绘出每一性格的特点、层次和深度怎样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这就是结构中“关系”的功能作用。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结构正是汲取了《史记》的优长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充分运用与体现了“关系出性格”的艺术规律，其不同于史传文学之处，就在于作家不是实录历史而是进行了主观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