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军事上谈百团大战之必要性

从政治军事上谈百团大战之必要性

【内容摘要】

1940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最为困难年份。法西斯德国横行欧洲；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准备扩大对外侵略战争；汪精卫建立南京傀儡政权，在敌占区投降派猖獗；国统区悲观意识浓厚，国民党妥协投降趋势加快；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日寇的“囚笼政策”下日益缩小……在此背景下，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它阻止了日本南下的企图，提振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粉碎了反动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百团大战”在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

百团大战彭德怀囚笼政策华北八路军

百团大战是指1940年8月—1941年1月八路军总部发动的以破袭日军交通线、拔除日军据点和反击日军“扫荡”的大规模攻击战役。它是八路军在抗战中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战役，它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规模大。仅参加的八路军正规部队就达105个团，还不包括游击队、民兵组织和地方武装；二、范围广。作战范围遍及整个华北地区，战线长达5000里，仅破袭的铁路线就有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石德、北宁等；三、时间长。战役自1940年8月20日夜开始，至1941年1月24日结束，历时5个多月；四、成果大。八路军共进行大的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诚47人，伪军反正1845人。同时缴获各种枪支5942支（挺），各种火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其他大量军用物资。五、影响广。它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推迟了日军南进步划，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百团大战不仅获得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评价，也获得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好评。在战役进行中和结束后，不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或致电祝贺，或撰文颂扬。同时国内许多报纸给予正面报道，各界群众发电致贺。

然而这次战役也是中共党史上争议最多的历史事件之一。其中对百团大战异议最多的是：百团大战过早的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遭到了日军的疯狂报复和国民党对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的警觉，致使华北抗日根据地遭到抗日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如：聂荣臻认为，“毛泽东批评说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1943年时邓小平说：“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早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引起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945年，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华北工作座谈会，会议中党内一致对百团大战持否定态度，彭德怀在检讨中说：“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因此，对百团大战的发动提出了批评。本人以为，对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不应该超越其历史背景。本文作者就目前看到的有关史料，从政治军事上对百团大战的必要性作一简单论述，有不当之处请专家同仁斧正。

以下是我从几个方面分析一下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

一、国际方面（欧洲战场）

1940年，法西斯德国采取闪击战术，迅速占领了西欧的许多国家，丹麦不战而亡，挪威只抵抗一天投降，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王室相继逃亡英国，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遭到德军围攻，法国抵抗两周后向德军投降。同时，意大利向英法宣战，德国开始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空袭。一时间，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

二、日本方面

日本从卢沟桥事变到攻占武汉，日本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总投入兵力占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还有大量的空军和海军，它以伤亡几十万人和巨额军费开支的代价，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但中国并没有屈服，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已经破产，这引起了日本国内情绪的反弹，受欧战刺激，少壮派军人近卫文麿再度组阁。同年9月，日本与德意签订三国军事同盟，自称：“轴心国”

拟将英美势力驱逐出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重新调整日华关系，及时结束这次事变”。对国民政府的政策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积极准备南下。为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晋东南战役（1940.4—6）威胁西安；在华中地区发动了枣宜会战（1940.5—7），侵占宜昌，威胁重庆；对重庆开始疯狂轰炸，自1940年5月18日至8月14日，日军使用了300多架次，投弹2500多吨，死伤军民5530人。同时，由于中国沿海全部被日军占领，中国抗战物资需经香港及越南到中国的滇越公路和缅甸到中国的滇缅公路输入中国大后方。日本乘英法在欧洲作战之际，向英国及法属殖民当局要求封锁滇越、香港与滇缅公路，因此，中国进入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

三、南京汪伪政府

1939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叛逃越南河内。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政府，随后在敌占区相继出现伪政权，如：满蒙、华北等地，这些伪政权与日本相勾结，打着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旗号，实行“治安肃政”，“治安强化运动”“清乡运动”，对根据地造成了巨大威胁，使全国的抗战气氛笼罩在悲观失望之中。

四、重庆国民政府

武汉会战后，国民党的抗战政策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认为“国家危险已经过去”，不再需要努力对日作战了。同时，蒋介石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深感忧虑。因此，国民党在各地开始反共摩擦活动，自1939年3月至9月，先后制造了博山、深县、平江、确山等惨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打败了国民党的多次进攻。国民党则趁机宣传八路军“八路军只打友军，不打日军”、“八路军游而不击”，迷惑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1940年5月日本进攻枣阳、宜昌，威逼陪都重庆，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如果阴谋得逞，将对中国的抗战是极不利的。因此要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当时的百团大战正是为达此目的在军事上采取的一重大举措。对此日本人在侵华史中毫不掩饰地说：“日中两国最接近一刹那……实际上是在宜昌失守的时候，中共觉察到日中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这就充分证明百团大战的声威打破了日蒋谈判的迷梦，从而实现了军事为政治服务的战略目的。

五、八路军方面

抗战开始后，八路军在敌后建立了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对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即“深沟高垒连接碉堡，把根据地划分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援的孤立小块，便于敌逐次搜剿……敌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出入圈内”。在此政策下，“从1940年3月前后至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土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指‘百团大战’）之前，只剩下两座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河晋西北的偏县”。“百团大战是在敌后根据地退缩到最后不能再退的形势下进行的。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及其对根据地的封锁已成为华北我军势在必行的紧迫任务之一”。

综上所述，1940年是抗战以来极其灰暗的一年，国际法西斯势力猖獗，日本为南下调整政策，在敌后还扶植伪政权，对根据地不断围剿，对蒋介石实行诱降与打压结合的方针，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人民对抗日的信心蒙上了阴影。百团大战正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而不是彭德怀一时心血来潮作出的主观决断。对于百团大战意义，正如彭德怀所说：“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聂荣臻在答抗敌报记者问时指出：“百团大战是一个主动进攻的战役，使日在华北的主要铁路、公路受到广泛破坏，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治安肃政’‘以战养战’等阴谋计划”。敌华北方面军在其作者记录中也承认：“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