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

原载《光明日报》（2012年08月21日14版）

8月24日——老舍的忌日。这个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异常普通的日子，对我却早具有了一种浓郁的历史的“罗生门”意味。它时而明晰，时而模糊。有时，我觉得离它越来越近，但瞬间又仿佛觉得它渐行渐远了。我多么希望能成为一个幸运者，可以捕捉到历史的影子。

历史是一只精致的瓷瓶，发生的瞬间就打碎了

对于老舍，我们把他在1966年8月23日被红卫兵批斗时所发生的事情，简称叫“八二三事件”。当几十位叙述人把历史的记忆凝固在那一天讲述的时候，如果你只面对一个叙述者，你相信他说的是历史真实，便记录下来。然后，与其他一个或两个或三个再去作对比，你会发现怎么差得那么远，怎么那么多人会在某一个历史的细节上，说法截然不同。比如，1966 年8月23日，老舍先生为什么那天要去北京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这还算简单的。那天上午，老舍先生是几点到的？不一样。老舍先生是由他的司机用专车接他去的，还是他自己坐的公共汽车？说法不一样。老舍先生是穿着白衬衣、蓝衬衣，还是穿了外套？不一样。中午，老舍先生没有回家，是因为司机罢工不拉他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是各说各话。下午，发生红卫兵冲击文联，把许多文化人揪斗，后来押到孔庙去“焚书坑儒”，文联内部到底是谁打电话叫来的红卫兵？到今天这个谜都没有解开。试想，经历过那一事件的人，在事情过去了三十年以后，当他想到自己可能要为那个事件承担某种个人历史责任的时候，他敢承认是自己打电话叫来的红卫兵吗？所以，这也就带出了口述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即随着时过境迁，历史的当事人可能调整了心态。可能因为当初自己所处那个历史事件当中的角色和立场的不同，到今天重新建构记忆的时候，便很自然地将它重新编排了。换言之，如果说“八二三事件”是一个瓷瓶，在它发生的瞬间就已经被打碎了，碎片撒了一地。我们今天只是在捡拾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碎片而已，并尽可能地将这些碎片还原拼接。但可能再还原成那精致的瓷瓶吗？绝对不可能！西方有史学家强调，在历史发生的瞬间，已发生的历史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历史永远不可能和它见证者的口吻相一致。

这样的话，已经过去的历史对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把它拼接起来，尽可能地逼近那个历史真相，还原出它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这是历史所带给我们应有的启迪或启发。如果历史陷入了虚无，我们也没必要读历史，因为没有真实可言，历史就是故事，历史就是小说，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老舍先生的遗体在太平湖被发现后，是如何打捞的，有三位“歌手”所唱的三个版本，该如何甄别？这对于研究老舍及整个事件都不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如何被红卫兵揪出来？如何被送到孔庙去批斗挨打？又如何被送回文联？如何在那天晚上被扭送到派出所？一天中所发生的很多事情的细节，诸多口述者的所说，很难在某一个点上完全统一，支离破碎，都是散在地上的一个个碎片，几乎无法把它拼接起来。如果能找到哪个事情和哪个事情能够相连，或许还容易把它做成一个复原品，但是现在，这片和那片根本就找不

着，根本就不相连。因此，这也就造成了制造神话的空间，这是历史产生这种被塑造成神话的很重要的一个可能性。

关于“老舍之死”，从认识上，主要是三种说法，“抗争说”、“绝望说”、“脆弱说”。大体上有三类学者。第一种把“老舍之死”理解成是用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抗议“文革”，是要舍生取义，与屈原同例。

持“绝望说”者认为，老舍先生一直在挣扎。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先生曾经度过一个相对平稳的生活，精神状态也很好。但随着上世纪50年代初运动一个接一个，老舍先生感到内心困惑，挣扎，煎熬。虽然在“文革”以前，很多政治运动都没有牵扯到他，但他已经看到自己的很多朋友被牵连进去，被批判，被批斗，直到“文革”，灾难找上门来，躲不开了。他绝望，用今天的时髦词叫失去了精神家园，于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持“脆弱说”者认为，老舍先生是因为内心脆弱经受不起打击而投湖。他们多是经历过建国以后一次或两次甚至三次的“老运动员”，经历过一些磨难，所以到“文革”时，他们觉得“文革”的灾难对于自己来说不过是旧伤口上又添了一个新伤而已，可能比以前疼得更厉害点，却可以忍受。他们觉得，老舍先生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是在政治上坐顺风船，一帆风顺，从来没有经受过任何的磕磕绊绊。所以当“文革”的风雨来了以后，一下受不了了，他脆弱的心灵，脆弱的精神根本承受不住这命运的一击，倒下了。

图：晚年老舍

老舍之死就是一场历史的“罗生门”

我在某一段时间，也有点倾向于这说或那说，似乎都有道理。但后来，我慢慢地发现，“老舍之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就像我们很难相信那三个打捞尸体的人哪一个说的是真的一样，我们也不能轻易地把“老舍之死”的结论下在某一说上。因为“老舍之死”是复杂的，是由复杂的因素导致的，有他自身性格的因素，文本中文学形象的因素，政治因素，等等，都有。巴金先生在1984年为话剧《老舍之死》剧作写的一篇序中，说过一段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更深一层理解“老舍之死”的很有启迪的话。他说，“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不过这抗争指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是当时确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老舍同志可能有幻灭，有痛苦，有疑惑，有……但他最后的心情是悲壮的。没有结论。那个时候也不会做出什么结论。”我们看，巴金先生的意思是，既不能简简单单地把自杀归为勇敢的行为，他特别强调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他说老舍在抗争的同时，有幻灭，有痛苦，有疑惑，等等，即有很多种的因素导致了老舍先生的自杀。

我觉得，如果要做一种对比的话，简单地把它和屈原之死挂钩，是有点太过直接

了，我倒愿意把“老舍之死”跟王国维之死做个比较。如果从文化类型上来说，他们俩可能更有可比性。

第一点，在自杀方式上可以说都与屈原同例，为什么？投的都是水。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早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终年50岁；老舍1966年8月24日于太平湖投水，享年67岁。两者相隔39年。

第二点，两人死得都很平静，是一种理智性的自杀，而非病态的表现。他们死前都很平静，看不出有任何的异动，不是说情绪低落、抑郁，流露出一反常态的神情，没有。而且，王国维还留了一封遗书，就是那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后面还有几句话，但这几句话是很关键的，人们始终探讨。什么叫“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活了50岁，就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世变”的世，是世界的世，不是事情的事。这个“世变”是什么？“义无再辱，”“再”，那前面的那个“辱”是什么？留下了困惑，给研究王国维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老舍先生自杀前，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虽然后来有很多“歌手”在传唱的时候，说在太平湖上漂了很多碎纸片，纸片上写满了字，人们打捞上那些字，发现是毛主席诗词《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但是，据更多的目击者说，那天湖上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你看，不同的“歌手”所演唱的故事内容不一样。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

第三点，对于王国维为什么自杀，看法“一直众说纷纭，甚至聚讼不已。”较经典的四个版本是“殉清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说”，还有“殉文化说。”像刚才说老舍之死有三说一样，关于王国维主要有这四说。

第四点，王国维死后，对他的死因有各不相同的说法，对老舍之死同样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并由此做出不同的猜测和推论，两者的共同点是“罗生门”的模式。大家有看过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或是黑泽明由此改编成的著名电影《罗生门》的吗？讲一个男人身负刀伤死在竹林中，为了查明这一案件讯问了好几个有关人物，每个人都有各不相同的供诉，而每一种供诉则又都不完全可信。那是因为，每一个相关人物都莫不想为自己的卑鄙做掩饰，为自己的虚荣做辩护。从这个细节，来看王国维之死和“老舍之死”，是不是都有这种“罗生门”的意味？

第五，从王国维留下的遗书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个“世变”和“再辱”是不是可以用在老舍先生身上？“世变，”“文革”对于老舍来说是不是“世变”？如果对老舍先生来说，“文革”是“再辱”，那在这个“辱”之前有没有“前辱”，“前辱”又是什么？因为在此之前确实发生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老舍先生虽然没有受到牵连，但他可能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他至少看到自己有很多朋友卷进去了，他至少可能也会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运动，或许他给自己划了一个底线，假如说自己碰上这样的运动，要以死抗争，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