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进化史与时代病

社交进化史与时代病
作者：荆棘
来源：《齐鲁周刊》2018年第04期
社交平台改写了人际的“社交礼仪”，从农耕文明的“翻过两座山去牵你的手”到移动微信时代“你好，在吗？”；从尾生抱柱的执著到“我随时有很多退路”的佛系社交，不同的时代图谱内化为深刻的文化烙印。

从古代到民国：社交进化图谱
如果所有社交都像农耕时代那样：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

很多宅男宅女大概就没有社交了。

上溯至古代，从磨鼻子、打群架、狩猎、祭祀等活动中便传达出社交意义，人类社会生活的进化则有了语言和文字后开始由简到繁。

古人说：“遇沉沉不语之士，且莫输心；见悻悻自好之人，应须防口。

”社会交际开始蕴含着“分寸”的玄机。

旧时的社会交往，因不同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不同、社会交往的方式也是不同的。

即便是在同一社会阶层，也或因个人的秉性好恶不同，有所差异。

鸿雁传书、诗酒唱和、雅集結社是文人们的社交方式：北京最后一个比较有名的诗社稊园诗社，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维持到1955年，最后的社长是章士钊，其主要的一些成员有叶公绰、张伯驹、郭风惠等，都是当时做旧体诗的骨干。

正式的雅集都要预先将帖子写好，写上时间地点和雅集的因由。

新旧更迭乃民国学界一大特色，因背景不同、代际差异，学人们形成了各自的“朋友圈”。

自新文化运动后，在民国学界“暴得大名”的胡适，其朋友圈之广，使得“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成为上世纪20、30年代学界、文坛里的流行语，以表示自己有身份、有品位、有路子。

因而“胡适之”三个字在当时绝对是块滚烫的金字招牌。

在今天的上海自贸区外高桥一带，藏着一座颇难寻觅的院落。

80多年前，在这座叫作“杜祠”的地方，曾经上演了一场堪称民国时代最为盛大的社交关系秀。

“杜祠”的主人是杜月笙，他最著名的口头禅叫“闲话一句”，江湖中人找上门来摆平事体，从革命党到章太炎、杨度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从慈善救灾到资助抗日，只要有了杜先生这句话，这事就算成了。

他的秘书胡叙五曾说：“他的金钱像潮水般涌来，依旧让它像潮水般淌去。

凭着这些身外之物，他从四面八方，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
如果当年有微信朋友圈，杜先生的通讯录可能要加到系统崩溃为止。

但在这位一生中充满高光时刻的杜先生心中，“杜家祠堂”的落成，应是人生辉煌，莫过如此了。

章君彀在《杜月笙传》中也将此视为“杜月笙一生之中，巅峰状态时期的空前豪举”。

1931年6月初，一生似乎很少主动找人帮忙的杜月笙带着杜祠来了，围绕落成搞的各种庆祝仪式共持续了三天。

在6月9日奉主入祠的仪式中，仅仪仗队伍就有五千多人，连绵两英里。

按照《杜月笙传》的记录，当天的仪仗队是由骑着高头大马的英国巡捕开路的，法国人的安南巡捕骑着自行车随行，最后才是中国巡捕。

但凡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要么是亲身前来，要么是送上匾额寿礼。

据说除了余叔岩，中国京剧界的所有名角都同时聚于杜祠。

宴席变成流水席，每顿饭要翻三次台子，才能让近万名宾客都吃上饭。

对于上海人来说，这是开埠近百年以来，上海人从未见过的一次大场面。

而对于那个时代的社交圈而言，装得下胡适之、装得下杜月笙，装得下充满荷尔蒙的民间社会，他们可以盛大得办一场盛典或葬礼，也可以在政治混乱时代不被碾压或裹挟。

反社交是为了更好地社交
社交这种东西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是上流社会热衷的一个词，如皇亲贵族、文人雅士，留洋人士。

城市小市民的社交是各类聚餐，乡村农民的社交是赌博或赶集，形式不固定，也没有交流思想的氛围和空间。

在当下中国，社交对于中国人而言，大部分时候更像一种目标明确的对利益关系的维护。

中国人认可的价值，多数与物质有关。

与之无关的，谓之没用。

在看似风光、忙忙碌碌的社交生活中，看着别人拼酒、瞎聊、讲段子，你只想拿出手机看点儿什么，来掩饰你的尴尬和无所适从；看着人们和领导挨个敬酒，你只能挂着僵硬的笑容在一旁看着，装作融入其中。

费孝通描述中国人的基本社交关系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我不会过度专注于某一段关系，我随时有很多退路”，佛系社交本质上是疲倦和寻求安全感。

齐美尔在《交际社会学》中说过，真正纯粹的社交是“为社交而社交”，这中间没有任何社会因素，没有丝毫利用的关系和功利主义，两人相向而坐，愉快地聊天，节奏适当，气氛轻
松，交谈双方仅从交谈本身就获得了无限乐趣。

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要利用对方的社会资本为自己牟利。

缺乏知识与精神层面交流的沟通，充其量只是交际。

从这个定义来看，严格来说，中国人喜欢聚会，但没有社交。

真正的社交不累，耗费时间的“伪社交”才累。

学者周国平认为，社交更注重彼此交往的质量。

他说：“人们常常误认为，那些热心于社交的人是慷慨之士。

泰戈尔说得好，他们只是在挥霍，不是在奉献，而挥霍者往往缺乏真正的慷慨。

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有什么价值，所以毫不在乎地把它们挥霍掉。

相反，一个珍惜生命的人必定宁愿在孤独中从事创造，然后把最好的果实奉献给世界。

”
白岩松回忆起他心目中的社交时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80年代经常有很深入的谈心。

但现在手机这个第三者的出现，让深度的谈心很难了。

那时候的卧谈会，会为一首诗、一部作品、一个观念彼此争论，最后谁都睡不着，天就慢慢亮了。

”现在人们的精力除了满足基本欲望之外已经所剩无几，以致思想成了奢侈品，社交、聚会成了“无聊”的代名词。

随着“伪社交”无聊本质的暴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现出对聚会等社交活动的“性冷淡”。

在那张冷漠脸上贴一个“危险！生人勿近”的标签，可以消灭各种来自同事、朋友的周末邀约，并意味着获得一个无拘无束“宅”在家的周末。

事实上，社交网络正在细化，“选择性社交”“戴上面具再社交”“有限社交”，它们的共同性显而易见——反对过度社交，帮助用户更好地社交。

耿直的蒙田说过：“沉默较之言不由衷的话更有益于社交。

”希望未来哪天社交饥渴的中国人可以“冷淡”下来。

这样的冷淡，指的是情绪的平缓、欲望的削弱，注重向内的、对于知识与精神层面的追求。

只有当中国人的知识涵养与其物质财富都同样富足的时候，社交才会变得有趣起来。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谈社交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