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码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摘要

为了适应水陆运输的需要，乾隆时期汉口的码头逐渐建立，后来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继汉口通商后，码头林立，各种帮派也随之建立，码头成为兴盛一时的主要货物和人员的集中地。除了保留初建时的货物运输等需要，码头的客运量逐渐增大，而搬货卸货产生的劳动号子更是层出不穷。同时，作为“火炉”的武汉，人们纳凉的首选地便是这依托长江水的码头边，万家灯火为码头这粗犷的轮廓增添一份细腻。这样，码头文化便在这亦商亦娱的功能中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随着城那市化的发展，码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势必为这九省通衢的武汉更增添一份活力。

关键词：码头码头文化长江

（一）汉水改道与汉口镇

明朝中叶以前，武汉一直都是武昌、汉阳的地理位置的统称。那时候，我们现今所熟悉的车船林立，人潮拥挤的汉口只是一个四周芦苇丛生，人烟稀少的荒凉地。每每到洪水暴发的季节，犹如一片汪洋，看不见陆地，而到了洪水退潮的季节，更是野草丛生。这样的蛮荒之地怎么会是现在的汉口？这一切，都要感谢“汉水改道”。汉水发源于山西宁强县大巴山系，自西北向南流入湖北，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如此，就可以理解在洪水时期，犹如一片汪洋的原因了。大概在明朝成化年间（1465-1470），汉水的下游连年大水，堤防总是决口，而这就使汉水下游的水文形势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他入江口淤塞，形成了一个主河道入江口，汉水流至汉阳县西排沙口，郭茨口间集中水流，径直而下，经过龟山北麓注入长江，形成今天的景观。

“汉水改道”结束了汉水下游河道飘忽不定的历史。新的水口的南岸仍称之为汉阳，而北岸，后则成立为汉口镇。新的水口两岸地域开阔，港湾水域条件良好，再建立坚固的堤坝，很快便成为“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的天然良港。

（二）近代港口和码头

明确记载的民船码头是在乾隆元年（1736），天宝码头。从此以后，在汉江沿岸的硚口到龙王庙一带，人们陆陆续续建立起大大小小的码头，像杨家河、老水港、彭家巷、小硚口、五显庙、大王庙、龙王庙等，多达20多处。但是，这些码头都是根据自然坡岸而建，设备非常简陋，如缆桩，跳板都是直接取材，少有坚固加工，安全性也小。值得欣慰的是，伴随着轮船事业的兴起，受长江水位变化大，风浪大的影响，轮船码头也出现在世人眼前。

1863年，英国宝顺洋行在汉口建立了宝顺栈五码头-----第一座洋行码头。1871年，即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的第三年，在汉口经营砖茶的俄国茶商在汉口专

门建立顺丰茶砖栈码头，即汉口第一个工厂专用码头。1897年，汉口马家墩建立了第一座民族工业专用码头----燮昌火柴厂码头。这些近代船码头，和汉水、长江原有的自然坡岸码头相比，码头泵船的设置，不仅扩大了码头的规模，而且使逐渐都具有了客货两用的性能。

同时，近代的库场也随之兴起。由于轮船相比之前民船落后的技术，载重量大，一座轮船所载的货物可以满足十几家甚至是几十家的货主的需求，要加快轮船的周转速度，就必须要有周转的设备，而库场便是随着轮运业的兴起而发展的，反之又为轮运业创造了更大的商机。

和库场一样，栈房也是伴随着轮运业的发展而兴起发展的。最早在汉口设置栈房的人是英国人韦伯，时间是1861年，但是这只是韦伯从居民手中租到一处栈房。第一个在汉口自主修筑栈房的是美商，金能亨。他将他所属的金利源仓栈设于长江各口，并给出“十日之内，不计栈租”的优惠条件。

后来，中国航业公司招商局在汉口设栈，1899年俄商在今合作路、洞庭街口新建了新泰栈，一时之间，轮运业风生水起。这些修建的码头、库场和栈房的设置，以及一些港埠设施，促进了码头的发展，推动了汉口镇的兴繁，同时也构成了近代汉口港鲜明的特色。

（三）汉口码头于秘密社会

码头与秘密社会有着天然的联系。说到近代城市的秘密社会，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旧中国上海滩上的青洪帮。而武汉实际上也是一个秘密社会聚集地，比如著名的天地会。

汉口开埠以后，随着租借的建立和长江近代轮运的日益发展，长江沿岸相继拓建了一批近代轮运码头，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类码头发展到14个，其中8个在租界内，6个在于租界相连的江边。由外国洋行经营的洋码头，也占据着重要部分。

码头的快速发展，既推动了近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同时也给这个近代大都会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而这个与码头施行的“把头（头佬）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由于各码头对装卸工的需求时多时少，招聘装卸工常常因外商对武汉劳工市场的种种隔膜而难以措手。外商为经营方便起见，一般通过包工头来招揽码头工人。这些包工头居中收费“引荐费”，无本起家，形成附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一种次生型雇工制，这就是“把头制”。而这种“把头制”下的封建把头，自然会进行层层剥削工人。

第一，出卖“空扁担”。随着码头业务的发展，更需要更多的人手，把头门就大肆卖出“空扁担”（即码头工作权）。这样的话，以码头“肥瘦”（活路多少）为标准，标出价格，卖出。买的人再次出卖，层层叠叠，剥削系统慢慢成熟。

第二，“吃空名”，所谓的“批股”。跟股份制类似的，根据头佬的权势大小承认他们在码头上拥有若干名额分账的权利，每个人分得不等的空名字。而这种情况下，造成实际参加劳动的人远远低于分账的情景。

第三，“雇三筹”。那时候，那些没有“法定”的工作权，且没有固定的劳动场所的劳动工人便是散筹工人，俗称“满天飞”。就相当于现在的兼职，没有合同的，再加上，每个把头和包头工再剥削一点，可想而知散筹工人得到的工资少之又少。

在这种“把头制”下，码头头佬与地皮流氓、帮会势力相互勾结，分块割据，把头之间的利益冲突自然而然成为了各个帮派之间的斗争，地方当局根本无法管理。于是便出现了“打码头”。“打码头”事件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把头与把头之间的争斗，而另外一种则是帮会与帮会之间的群体事件。

近代武汉，码头时秘密社会势力景象登台演出各种黑剧目的大舞台。大码头上各帮派的冲突、残杀，是武汉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都市衍生出的变态，这种现象可以说不是什么好的现象，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但是却成为那些年代码头上的标志性事件，成为码头文化不可抹去的历史。

（四）码头的延伸

码头运作产生的附属产物一方面是这码头号子，另一方面则是这游泳纳凉功能。劳动号子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陌生，而码头号子却是国家的文化遗产。码头号子以人力搬运的号子为主流，根据搬运方式的不同，分为肩运和扛运两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