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怀疑与信仰分析

我们的怀疑与信仰----------------一些心得感受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上午好，我很荣幸可以参与学员论坛的活动。

说实话，刚接到组织交给我的这个重任时，我内心有些忐忑，在座的，大多数都是我的前辈，面对你们，我不敢说经验教训，甚至缺少一份抒发“过来人”感受的勇气，然而今天之所以大胆的选择《我们的怀疑与信仰》这个主题，一方面是受到了这次培训的启发，前几天老师讲课的时候提到，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而我记得第一次小组活动的时候，组里的同学谈起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和身边发生的腐败现象不禁感叹，今天的中国，聪明的人很多，但有信仰的人太少。

另一方面，我恰好在网上读到一篇《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的讲稿，是卢新宁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其中有几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

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

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

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

”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借着这次宝贵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感受。

我们可能已经观察到一些令人心情沉重的现状：作为公务员，我们会有怀疑，也会被人怀疑。

一方面是公务员本身应有的信仰缺失，另一方面是公众对这个群体所代表的信任存在缺失，公务员被“标签化”，被“污名化”。

提到公务员，多数人的观念里，代表着“待遇优渥”，工资不低，拥有五花八门的福利和补贴，有好多灰色收入；代表着“保障完备”，不用交养老保险，退休后却能得到较高的养老金；代表着“劳动强度低”，按时下班、带薪休假有保证；代表着“掌控更多资源”。

然而一些领导干部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的事件影响着国人对政府及政府部门的信任度，一听说有年轻干部被提拔，立刻就怀疑是“官二代”；有官员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学,认为这是作秀。

许多媒体对公务员的宣传，要么英明崇高，要么贪污腐败；而对大量兢兢业业为百姓做事的普通公务员基本不提，如果偶有提到，那就是基层公务员违纪受罚，再则就是一些与公务员身份无关的负面事件（如交通事故），当事人如有公务员身份，是一定要拿来炒作一番的，可以说，长期以来，对公务员的报道，很多是变了形的报道。

社会地位高。

一些人对不太了解的领域，不会区别到具体对象，而是会把某个负面案例加在一个群体上，统统打上负面烙印，“三人成虎”，公务员拿着高薪不干活，欺负百姓搞腐败的形象就“推而广之”地逐渐深入人心了。

面对这样的“标签”和“污名”,我们当中肯定会有人叫屈，很多基层公务员，对上，他们要承担硬任务，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招商引资，到安全生产、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一件都不能也不敢掉以轻心；对下，面对群众，工作同样不好做，既要约之以法，更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一面是工作的压力，一面是冷嘲热讽；一面是飞涨的物价，一面是不高的工资；一面是提升的渴望，一面是狭窄的升职空间……，还有基层公务员感叹，自己有时是上级机关的挡箭牌、群众发泄不满的出气筒，有时是突发事件的灭火器、危机公关的牺牲品；许多乡镇干部说“只是挣个养家糊口钱”；不少基层公务员说“5+2”、“白加黑”的工作并没加班费；对“掌控资源，贪污腐败”一说，更多的公务员表示和自己“半点也沾不上边”。

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中有段非常经典的语录：“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包围。

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同样，公务员队伍也像一座围城，外面千军万马激烈竞争想要挤进来，可你真正身处其中就会发现，无论是工作性质、工作环境还是工作方法都与之前的想象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会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感，甚至产生各种迷茫、焦虑与困惑。

这就需要我们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到我们的职业成就感和荣誉感，实际上，公务员就是专门服务群众的职业，说的虚一些，为人民服务是没有止境的，中国的公务员毕竟不同于西方的公务员，我们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担当。

公务员的前身——国家干部，在与人民群众鱼水相容，打成一片的年代，基层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爱戴和尊重。

那时的干部中，也有害群之马，但，并没有影响干部群体在群众中的好名声。

虽然，现在与污名相符的公务员只是少数个案，但从我们自身找原因，政府脱离群众，公务员对群众冷漠的事也不在少数，公共治理和服务与社会的发展及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人们的气还不那么顺，当然，也没把公务员当成自家人，说白，不容易，说黑，信的人多。

这些现象很让人深思，这实际上折射了我们当前存在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好，已被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公众的趋利能量不能以正当的渠道宣泄，就必然造成吏治腐败、分配不公、社会落差巨大、社会心理失衡。

去掉公务员身份，作为在这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同样也有不安全感，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把国内食品企业的诚信缺失推向了极致，接下来不断曝光的染色馒头、地沟油、毒胶囊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让国人对食品药品安全充满了质疑，甚至人与人之间，人际信任也在不断降低，南京"彭宇案"后，媒体报道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

而作为一名政府法制工作者，面对这些现象，我更加深刻的感受是，在出现法律纠纷的时候，经过一番比较选择，人们仍然更多地寄望于“关系”、“行政”、媒体网络或非诉讼解决（如上访），甚至表现为直接冲突或暗地报复，觉得“法律无用”。

这个社会好像徒增了好多的暴脾气，情绪越来越易燃易爆。

我很害怕，当国人对有法不依、有法不守的法律心理一旦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定势和传统后，法治理念也就名存实亡，法律信仰也只是一种美好的法治愿景。

在西方，人们一般是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说“信仰”，而在中国，人们大多数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上说“信仰”。

这两个意义上的信仰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

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有特别的对象，神，然而神和神的教诲是不可分的。

神的教诲不仅关乎神与人的关系（虔诚），而且关乎人与人的关系（爱）。

在不信神，不信上帝的人群中，由于没有必须爱的神，人更有理由爱他周围的人，在自由、平等、尊严的环境中，信任、尊重和关爱别人便会变得更加重要。

在政治上，这些价值与民主、宪政是一致的，就人类迄今为止有限的历史来看，诸如公平正义、仁爱诚信、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与宽容等基本价值与信仰、构成了所谓世道人心，关乎人的生存和尊严，恒定而不变，万古而长青。

而法律信仰则是社会正义和秩序的信仰，它体现出人类对合乎正义、理性和秩序要求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心理认同和自愿服从。

怀疑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问题是怀疑什么、怎么怀疑和为什么怀疑。

信仰的意义更在于它是怎样的信仰，体现的是怎样的一些基本价值，即便在现实生活中眼见无数糟蹋、破坏这些基本价值的行为，仍旧对这些价值坚信不疑的时候，才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信仰。

我不想给大家灌输自欺欺人的心灵鸡汤。

因为你们不信，我也不信。

正如著名诗人叶芝所言：“我们不能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我们也不能靠掩藏起丑恶来为世人制造一种虚假的美。

”今天许多人的怀疑心态并不是简单地突然放弃了信仰，而是不再盲目地接受来自传统或宗教、政治教义的信仰，用理性来思考和判断信仰的内容和合理性，大家都在寻求通往公平、正义与尊严的道路，我自己也一直在寻找，从小的方面来说，学习法学，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得到了与法学专业相关的公务员工作，这个工作正好可以养家糊口，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个工作，也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奋斗的梦想工作，所以我的追求和信仰一直是公平、公正与尊严，这与法治的追求也是一致的。

难道不是吗？我们吐糟公务员与群众百姓之间存在误解，我们评价法律在中国缺少一种神圣性，希望中国的法治建设有更大的发展，我们厌恶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审判，这不恰恰表明我们正期待公平、公正与尊严吗？我们的信仰不正从我们的怀疑中生长出来吗？正是在这种对现实审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的问题，认真思考并提出解决办法，我们正在展示着我们的信仰，当我们发现社会存在不公平的现象时，我们会发出声音我们会提出质疑，在社会公正尚未完全实现、权力运行仍然缺乏公开透明的语境下，怀疑之声形成的舆论压力，有助于倒逼出事件的真相，这些不正表明我们信仰公平正义。

越是怀疑的时代，越能彰显信仰的弥足珍贵；越是困难的时期，越能考验我们的意志。

我们在这个怀疑的时代对自身要多一点思考学习与参与，对目前看到的问题多一点宽容。

我们坐在一起吐槽的时候，也会感慨，当初走出校门时，都充满热情怀抱理想，然而随着“机械的重复工作”以及时光打磨，理想与热情随之褪色，逐渐沦为“三多三少”人：迎合上级多了，独立思考少了；按部就班多了，创新求变少了；庸俗功利多了，雅趣性情少了。

每天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假装或者真的已经积攒不起再去打开一本书的力气了。

然而需要学习和了解的东西实在太多，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政策，现在微信和微博中传递讯息的方式特别方便，我每次看到网上各种特别具体特别有用的资料，都觉得眼前一亮马上收藏，但是真正能够阅读完的却很少，这反而更加积累了很大的焦虑。

我们自身要努力，拒绝平庸，重拾理想，以物质的单纯与精神的丰富提升生命质量。

当我们看到一些非法情形成为社会常态而质疑法律的合理性时，也应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立法者和其他人一样都会出错和出偏差，他们对社会交往、合作规则的认定可能与普通人以实际活动体现出来的判断有差异，他们并不会仅仅因为进入了立法机关或在立法机关工作就一夜之间具有上帝的全知全能，洞察一切。

因此，要使所制定的法律能够为人们信仰，除了其他必要条件之外，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要关注法律的实际效果，关注和重视最大多数普通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对于法律的反应。

一个社会中的总体法律可能是合理的，是应当信仰的，并不意味着对每个个别的法律或法条都应当崇拜和迷信。

否则，社会就无需变革了，法律也就无从发展了。

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正是因为有许多人以其行为表现出来对某个法律或法条不信仰――违反它、规避它、建议修改它，才使得立法者发现了该法律存在的欠缺和问题，因此，也才有了法律的修改或完善。

我们可能也已经听到一些有关公务员工资改革的利好消息，也看到一些媒体出来澄清事实，为广大公务员正名。

而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建设法治中国的决心，信仰就如同爱情一样，我们无法强求获得，它必须基于我们的自觉趋从，身心的依赖。

如果只是宣称公平公正必须信仰，并因此强求人们信仰而没有落到行动上来，那么也是一个迂腐的说教者。

信仰是一个人的活动所展现的他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