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问题

一、有关内蒙古牧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原因问题的主要理论观点及其分析
内蒙古牧区草原生态环境在短短几十年内急剧恶化的严重局面直接危及到我国北方和有关邻国的生态安全。

据研究，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 2.6亿公顷，其中80%发生在牧区，占牧区草原面积的70%，而且呈加速退化趋势[1]，见下表。

目前，内蒙古牧区90%以上的草原出现“三化”，草场生产力普遍下降一半以上，其中1/3以上的荒漠草原草场基本丧失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

关于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原因问题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

主要理论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超载过牧论、粗放经营论、气候干旱论、人口超载论、游牧消失论（文化改变论）、传统游牧论、草场产权论、山羊刨食论和社会经济发展论和阴谋论等多种理论观点。

其中，超载过牧论是主流理论。

近些年，政府已经依据该理论投入数千亿巨资在采取“围封转移”、“禁牧还草”、“以草定畜”、“转移人口”等一系列重大对策措施。

其中一些已经以失败而告终，如“围封转移战略”[2]。

而其他对策措施也有待商榷，如“退牧”能“还草”吗？这符合草原生态运行机制吗？“以草定畜”后，生产失去了规模经济，大量牧户破产，谁养活牧民？“牧民进城”草原就安全了吗？国家生态安全体系谁来保护？实际上，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整体急剧恶化的原因问题在理论上远未得到解决。

所以，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原因问题，以利政府“对症下药”，避免再走近年来“为解决草原生态恶化问题而投入巨额资金——引发更大生态、社会、经济问题——再投入更巨额资金”——恶性循环的老路。

超载过牧论认为，牲畜数量超过了草场的承载力，而造成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

该理论是当前有关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原因的主导性理论，因此，也是政府制定许多政策措施的主要依据。

严格地讲，超载与过牧是两个概念。

超载是指牲畜数量超过草场的承载力；而“过牧”指牲畜在草场上采食践踏的时间超过草场保存、恢复生产力所能忍受的“极限”时间，实际就是指定牧——停止游牧。

二、内蒙古牧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原因分析
据内蒙古草原勘探设计院提供的牧区60年代初、80年代初和20世纪初三个理论载畜量和国家统计局内蒙古农调队所提供的56年牲畜头数数据，可以得到近40多年内蒙古牧区24个纯牧业旗市草场理论载畜量和实际载畜量变化图。

资料来源：根据内蒙古草原勘探设计院和内蒙古农调队所提供的数据测算而得
从图上可见，自60年代初以来，即使在内蒙古牧区牲畜总头数保持稳定且远低于当时草场理论载畜量的情况下，草场的载畜能力持续下降。

由这一数据关系首先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草场退化与牲畜头数没有必然联系，即“牲畜超载论”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其次，那么，是什么因素在损耗草场生产力？
“定牧”是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十七世纪以来，为了分化瓦解、分而治之和削弱蒙古诸部实力，清政府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使蒙古民族古老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通过对草场资源利用频度和强度的增大，开始导致对蒙古草原土地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破坏[3]。

清政府推行盟旗制度以后，牧民的游牧范围由过去上千公里范围，缩小到被严格限制在200—300公里范围内；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牧民游牧活动被严格限制在生产队范围，游牧距离由原来的200—300公里缩小的40—50公里，在牧区南部地区甚至缩小到不足10公里左右；1983年，实行“草畜双承包制”以后，终年放牧在千亩到万亩范围内，整个内蒙古牧区牧民的游牧生产方式完全消失。

现在政府推行的划区轮牧使草场面积更加微型化，成倍增加了“蹄灾”的危害，最终导致草原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使众多牧民政策性、生态性贫困化。

首先，游牧范围的缩小以及完全消失对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通过牲畜的践踏。

美国草原管理学者Allan Savory对美国数千家家庭牧场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也支持这一结论。

他提出：“影响草场的首要因素不是牲畜的头数，而是植被暴露于牲畜的时间”[4]。

蒙古族传统草原畜牧业称这一破坏性因素为“toorain jood”——蒙古语，“蹄灾”。

另外，大畜在畜群结构中比重的下降也加剧了“蹄灾”的严重程度。

内蒙古牧区24旗市牲畜总数由1965年的3505万羊单位减少到2002年的3420万羊单位时，牲畜的实际总蹄数，由1965年的8330万增加到2002年的11359万，净增757万只羊的蹄子数。

换句话说，1965至2002年，在经济效益下降的情况下，仅仅牲畜蹄子数量一项对草场的破坏力至少增加了1/5。

而大牲畜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实行草场承包到户的经营制度。

游牧生产方式是一种生产性、建设性生产方式。

研究表明：动物与牧草之间具有采食两周导致牧草生产力“暴发”的规律[5]，见下图。

这一结论所反映的牧草生长规律与蒙古高原牧区牧民在牧草生长期，在一个营地逗留时间，一般在15天左右的传统游牧制度不谋而合。

由此可见：与农耕和工业生产不同，游牧生产是一种生产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

一般认为，内蒙古高原牧区植物生长期只有100—130天。

但在地表枯草层完好的情况下，由于枯草层的保水分、保养分和调节土壤温度等作用，内蒙古高原牧区植物的实际生长期可以延长之3月底至8月底的150多天。

可见，对于内蒙古草原而言，枯草层就是生产力。

枯草层还是蝗虫和老鼠的天然“天敌”和鸟类的天堂。

由此可见，地表枯草层完好的情况下，内蒙古高原草原生产力在于枯草层，而不是仅仅两个月的雨季降雨。

而雨季降雨意义主要在于补充土壤水分。

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牧民的游牧范围缩小，草场遭受牲畜践踏频率上升，草原生产力受到损伤，草原开始出现退化现象；1983年，实行“家庭承包”政策后，游牧完全消失，千家万户的牲畜，一年四季在所承包的千亩到万亩不等的狭小草场上频繁践踏，使牧草根系和草场生产力遭受严重损伤，最终导致枯草层完全消失。

枯草层消失以后，由于土壤水分、养分的大量丧失和夏季土壤日夜温差的成倍增加（由十几度增加到五十多度），土壤干化硬化，土壤微生物急剧减少，牧草根系大量死亡，牧草的生长完全依靠雨季降雨，导致实际生长期减少到只有雨季的60天左右，草场的生产力水平与生态功能大幅度下降。

造成枯草层消失的第二大因素是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持续十余年的数百万外来人口挖药材与搂发菜活动。

搂发菜时，枯草层一同被搂走。

搂发菜灾难最严重的地区是典型草原和半干旱草原地区。

据研究：“80—90年代20年，200多万农民涌入草原，挖药材、搂发菜，致使700万公顷草原受到严重破坏，其中400万公顷已荒漠化。

苏尼特右旗多达5万人搂发菜，致使10万公顷草场退化沙化，成为‘寸草未生，赤地千里’的荒野”[6]。

“1987—1993年，宁夏到内蒙古搂发菜的总人数达150万人次，破坏草原1260万公顷，其中400万公顷退化为荒漠，失去利用价值”[7]。

第三、推行“五配套”（网围栏、棚圈、机井、高产饲料地和青储窖）的“现代化家庭牧场经营模式”。

90年代开始在牧区，以项目拉动，推广“五配套现代化家庭牧场经营模式”，每户开垦20亩高产饲料地，到2003年，锡林郭勒盟高产饲料地面积达到67万多亩[8]，使牧区开垦草原，由过去局部优质草原向整个草原牧区蔓延，使整个草原形成了无数斑点状沙源地。

第四、近半个世纪几次歼灭式扑杀和草场被网围栏分割等使草原没有了数以千万只为群的黄羊群的大范围游动。

这使草原永远失去了牧草种子和微量元素在区域间的调剂和平衡机制，是草原整体出现退化的重要原因。

第五、“矿业兴旗”的牧区发展战略。

免除畜牧业税费以后，采矿业成为牧区多数旗的支柱产业。

从此破坏草原的主体由非法经营的外来群体，空前地转变为政
府或者官商联盟。

滥采乱挖矿产资源主要以牧民永远失去草场和经济资源造成草场经济压力加大、大量抽取排放地下水造成草场盐碱化、车辆碾压草场、大量松散堆积物、矿渣造成草原污染和沙化等方式破坏草原。

第六、内蒙古牧区草原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1985年，国家颁布实施了《草原法》。

然而，“锡林郭勒盟200多名草原监理人员，在执法中被打伤的就有300多人次，有的甚至致残”[9]。

国家执法人员尚且如此遭遇，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的牧民所遭受的掠夺与摧残应当是不难理解。

可见，牧区破坏草原的活动进行得十分的嚣张和野蛮，完全处于无法无天境地。

三、结论
首先，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自然因素，更不是牲畜和牧民造成的超载过牧，而是“定牧”、搂发菜、挖药材、推广高产饲料地、滥采乱挖矿产资源、政府的牧区经济政策失误等人为因素造成的。

其中，实行“家庭承包制”导致的“定牧”是根本原因，其他掠夺性经营活动都是在“家庭承包制” 前提下得以实现的。

其次，调整牧区经济发展政策。

解决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政府调整牧区经济发展政策：一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实现牧民的合作，建立现代游牧制度，提高畜牧业生产经营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恢复地表的枯草层；二是恢复原住牧民经营管理保护草原的主体地位；三是政府应当由开发草原的“老板”转变为草原的“卫士”。

而牧区政府的财政来源应由国家承担；国家应当建立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杜绝和防止政府的破坏行为。

再次，建议保护内蒙古高原牧区游牧文化资源，恢复与建设生态文明，使其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现代游牧制度。

最后，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草原法》，为建立社会主义新牧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实现内蒙古牧区可持续发展。

一、有关内蒙古牧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原因问题的主要理论观点及其分析
内蒙古牧区草原生态环境在短短几十年内急剧恶化的严重局面直接危及到我国北方和有关邻国的生态安全。

据研究，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 2.6亿公顷，其中80%发生在牧区，占牧区草原面积的70%，而且呈加速退化趋势[1]，见下表。

目前，内蒙古牧区90%以上的草原出现“三化”，草场生产力普遍下降一半以上，其中1/3以上的荒漠草原草场基本丧失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

关于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原因问题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

主要理论观点，归纳
起来大致有：超载过牧论、粗放经营论、气候干旱论、人口超载论、游牧消失论（文化改变论）、传统游牧论、草场产权论、山羊刨食论和社会经济发展论和阴谋论等多种理论观点。

其中，超载过牧论是主流理论。

近些年，政府已经依据该理论投入数千亿巨资在采取“围封转移”、“禁牧还草”、“以草定畜”、“转移人口”等一系列重大对策措施。

其中一些已经以失败而告终，如“围封转移战略”[2]。

而其他对策措施也有待商榷，如“退牧”能“还草”吗？这符合草原生态运行机制吗？“以草定畜”后，生产失去了规模经济，大量牧户破产，谁养活牧民？“牧民进城”草原就安全了吗？国家生态安全体系谁来保护？实际上，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整体急剧恶化的原因问题在理论上远未得到解决。

所以，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原因问题，以利政府“对症下药”，避免再走近年来“为解决草原生态恶化问题而投入巨额资金——引发更大生态、社会、经济问题——再投入更巨额资金”——恶性循环的老路。

超载过牧论认为，牲畜数量超过了草场的承载力，而造成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

该理论是当前有关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原因的主导性理论，因此，也是政府制定许多政策措施的主要依据。

严格地讲，超载与过牧是两个概念。

超载是指牲畜数量超过草场的承载力；而“过牧”指牲畜在草场上采食践踏的时间超过草场保存、恢复生产力所能忍受的“极限”时间，实际就是指定牧——停止游牧。

二、内蒙古牧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原因分析
据内蒙古草原勘探设计院提供的牧区60年代初、80年代初和20世纪初三个理论载畜量和国家统计局内蒙古农调队所提供的56年牲畜头数数据，可以得到近40多年内蒙古牧区24个纯牧业旗市草场理论载畜量和实际载畜量变化图。

资料来源：根据内蒙古草原勘探设计院和内蒙古农调队所提供的数据测算而得
从图上可见，自60年代初以来，即使在内蒙古牧区牲畜总头数保持稳定且远低于当时草场理论载畜量的情况下，草场的载畜能力持续下降。

由这一数据关系首先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草场退化与牲畜头数没有必然联系，即“牲畜超载论”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其次，那么，是什么因素在损耗草场生产力？
“定牧”是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十七世纪以来，为了分化瓦解、分而治之和削弱蒙古诸部实力，清政府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使蒙古民族古老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通过对草场资源利用频度和强度的增大，开始导致对蒙古草原土地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破坏[3]。

清政府推行盟旗制度以后，牧民的游牧范围由过去上千公里范围，缩小到被严格限制在200—300公里范围内；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牧民游牧活动被严格限制在生产队范围，游牧距离由原来的200—300公里缩小的40—50公里，在牧区南部地区甚至缩小到不足10公里左右；1983年，实行“草畜双承包制”以后，终年放牧在千亩到万亩范围内，整个内蒙古牧区牧民的游牧生产方式完全消失。

现在政府推行的划区轮牧使草场面积更加微型化，成倍增加了“蹄灾”的危害，最终导致草原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使众多牧民政策性、生态性贫困化。

首先，游牧范围的缩小以及完全消失对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通过牲畜的践踏。

美国草原管理学者Allan Savory对美国数千家家庭牧场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也支持这一结论。

他提出：“影响草场的首要因素不是牲畜的头数，而是植被暴露于牲畜的时间”[4]。

蒙古族传统草原畜牧业称这一破坏性因素为“toorain jood”——蒙古语，“蹄灾”。

另外，大畜在畜群结构中比重的下降也加剧了“蹄灾”的严重程度。

内蒙古牧区24旗市牲畜总数由1965年的3505万羊单位减少到2002年的3420万羊单位时，牲畜的实际总蹄数，由1965年的8330万增加到2002年的11359万，净增757万只羊的蹄子数。

换句话说，1965至2002年，在经济效益下降的情况下，仅仅牲畜蹄子数量一项对草场的破坏力至少增加了1/5。

而大牲畜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实行草场承包到户的经营制度。

游牧生产方式是一种生产性、建设性生产方式。

研究表明：动物与牧草之间具有采食两周导致牧草生产力“暴发”的规律[5]，见下图。

这一结论所反映的牧草生长规律与蒙古高原牧区牧民在牧草生长期，在一个营地逗留时间，一般在15天左右的传统游牧制度不谋而合。

由此可见：与农耕和工业生产不同，游牧生产是一种生产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

一般认为，内蒙古高原牧区植物生长期只有100—130天。

但在地表枯草层完好的情况下，由于枯草层的保水分、保养分和调节土壤温度等作用，内蒙古高原牧区植物的实际生长期可以延长之3月底至8月底的150多天。

可见，对于内蒙古草原而言，枯草层就是生产力。

枯草层还是蝗虫和老鼠的天然“天敌”和鸟类的天堂。

由此可见，地表枯草层完好的情况下，内蒙古高原草原生产力在于枯草层，而不是仅仅两个月的雨季降雨。

而雨季降雨意义主要在于补充土壤水分。

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牧民的游牧范围缩小，草场遭受牲畜践踏频率上升，草原生产力受到损伤，草原开始出现退化现象；1983年，实行“家庭承包”政策后，游牧完全消失，千家万户的牲畜，一年四季在所承包的千亩到万亩不等的狭小草场上频繁践踏，使牧草根系和草场生产力遭受严重损伤，最终导致
枯草层完全消失。

枯草层消失以后，由于土壤水分、养分的大量丧失和夏季土壤日夜温差的成倍增加（由十几度增加到五十多度），土壤干化硬化，土壤微生物急剧减少，牧草根系大量死亡，牧草的生长完全依靠雨季降雨，导致实际生长期减少到只有雨季的60天左右，草场的生产力水平与生态功能大幅度下降。

造成枯草层消失的第二大因素是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持续十余年的数百万外来人口挖药材与搂发菜活动。

搂发菜时，枯草层一同被搂走。

搂发菜灾难最严重的地区是典型草原和半干旱草原地区。

据研究：“80—90年代20年，200多万农民涌入草原，挖药材、搂发菜，致使700万公顷草原受到严重破坏，其中400万公顷已荒漠化。

苏尼特右旗多达5万人搂发菜，致使10万公顷草场退化沙化，成为‘寸草未生，赤地千里’的荒野”[6]。

“1987—1993年，宁夏到内蒙古搂发菜的总人数达150万人次，破坏草原1260万公顷，其中400万公顷退化为荒漠，失去利用价值”[7]。

第三、推行“五配套”（网围栏、棚圈、机井、高产饲料地和青储窖）的“现代化家庭牧场经营模式”。

90年代开始在牧区，以项目拉动，推广“五配套现代化家庭牧场经营模式”，每户开垦20亩高产饲料地，到2003年，锡林郭勒盟高产饲料地面积达到67万多亩[8]，使牧区开垦草原，由过去局部优质草原向整个草原牧区蔓延，使整个草原形成了无数斑点状沙源地。

第四、近半个世纪几次歼灭式扑杀和草场被网围栏分割等使草原没有了数以千万只为群的黄羊群的大范围游动。

这使草原永远失去了牧草种子和微量元素在区域间的调剂和平衡机制，是草原整体出现退化的重要原因。

第五、“矿业兴旗”的牧区发展战略。

免除畜牧业税费以后，采矿业成为牧区多数旗的支柱产业。

从此破坏草原的主体由非法经营的外来群体，空前地转变为政府或者官商联盟。

滥采乱挖矿产资源主要以牧民永远失去草场和经济资源造成草场经济压力加大、大量抽取排放地下水造成草场盐碱化、车辆碾压草场、大量松散堆积物、矿渣造成草原污染和沙化等方式破坏草原。

第六、内蒙古牧区草原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1985年，国家颁布实施了《草原法》。

然而，“锡林郭勒盟200多名草原监理人员，在执法中被打伤的就有300多人次，有的甚至致残”[9]。

国家执法人员尚且如此遭遇，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的牧民所遭受的掠夺与摧残应当是不难理解。

可见，牧区破坏草原的活动进行得十分的嚣张和野蛮，完全处于无法无天境地。

三、结论
首先，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自然因素，更不是牲畜和牧民造成的超载过牧，而是“定牧”、搂发菜、挖药材、推广高产饲料地、滥采乱挖矿产资源、政府的牧区经济政策失误等人为因素造成的。

其中，实行“家庭承包制”导致的“定牧”是根本原因，其他掠夺性经营活动都是在“家庭承包制” 前提下得以实现的。

其次，调整牧区经济发展政策。

解决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政府调整牧区经济发展政策：一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实现牧民的
合作，建立现代游牧制度，提高畜牧业生产经营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恢复地表的枯草层；二是恢复原住牧民经营管理保护草原的主体地位；三是政府应当由开发草原的“老板”转变为草原的“卫士”。

而牧区政府的财政来源应由国家承担；国家应当建立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杜绝和防止政府的破坏行为。

再次，建议保护内蒙古高原牧区游牧文化资源，恢复与建设生态文明，使其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现代游牧制度。

最后，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草原法》，为建立社会主义新牧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实现内蒙古牧区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