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未来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

中国民俗学未来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
中国民俗学未来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
陈连山
提要：本文基于目前中国民俗学所遭遇的问题和机会，思考本学科未来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1、传统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和自觉；2、民俗学基础理论的突破；3、社会各层面、尤其是社会控制层面对于新的民俗学的支持。

关键词：中国民俗学、生活文化、概念文化、理论创新
自二十世纪初中国民俗学诞生以来，其发展经历了各色各样的坎坷，其中包括战争、政治运动和经济压力。

这些坎坷之中茕茕大者，要算1937——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的摧残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

而九十年代末的巨大经济压力，导致当时唯一的国家级民俗学理论刊物《民间文学论坛》改为旅游性杂志《民间文化》。

这次不大不小的坎坷，使得全国民俗研究遭遇非常困难的局面，也使得主办者——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丧失了原有的在理论研究方面的组织职能。

2004年6月，《民间文化》恢复为理论刊物《民间文化论坛》提醒我们：中国民俗学刚刚度过了又一次衰落危机的谷底。

回顾这些坎坷，对照目前民俗学发展所面对的一系列困难，我觉得其中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一般看来，自从1979年恢复民间文学研究，1983年成立中国民俗学会以来，“文化热”持续升温，似乎民俗学也应该一直顺利，事实却不然。

为什么？我以为，其中有社会原因，也有民俗学研究自身的原因。

社会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的不成熟；民俗学研究自身的原因主要是学科独立性不强，理论不成熟，研究水平不高。

针对以上原因，我认为中国民俗学未来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将是：一、伴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人的民俗文化获得持续发展，并形成自觉意识。

二、民俗学基础理论的独立和应用研究的发展，以适应社会需要和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的需要，并与其他学科形成平等的学术对话。

三、社会各层面、尤其是社会控制层面对于新的民俗学的支持。

一、关于传统民俗文化持续发展的问题
9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08——1970）的理论，人类都有一个必须被满足的需要层次，其范围从基本的生理需要，到爱、尊重，乃至自我实现。

在没有满足食物、住所和安全等等最基本需要的人那里，不能表现出对于更高层次的需要。

在我看来，传统的民俗生活的意义，正是属于比较高级的精神需要，它们只能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才能发展。

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民日常生活文化即民俗文化本身得到了持续发展。

人民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活文化，生活艺术，以便自己的生活更加有意义。

90年代中国的经济起飞，解决了大多数人民基本的温饱问题，人们基本不再为吃饭穿衣而发愁。

吃饭不再仅仅是吃饱肚子，而且要吃出某种意义。

比如，北方农村春节前要预备许多花样馒头——花馍（以模仿动物形象、水果形象，表达吉祥寓意为主），以备节日期间食用，或作为礼物送人。

这是一种传统民俗。

但是，极度的贫困使得这种传统食物的文化象征意义在廉价（对于当事人是很贵的）的工业品——糕点面前一度丧失了意义。

80年代初，许多地方春节拜年都用糕点作为礼物。

一盒毫无个性的点心仅仅作为“高级食品”的象征在若干个贫困家庭之间送来送去，无人舍得吃，结果最后发霉，坏掉。

现在的生活水平，使得糕点的“高级食品”性质完全丧失，变得毫无意义。

于是，春节期间，人们又重新制作传统的民俗食物——“花馍”。

可以说，经济腾飞为中国当前民俗文化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

从城市的角度看，经济腾飞使得城市高度发展，从而使城市居民对迅速失去的田园生活产生巨大向往。

城市越来越现代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与世界现代化大都市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

于是，现代都市对于城市人的精神吸引力下降；而传统的田园生活对他们的吸引力迅速上升。

于是，城乡之间互相沟通的所谓民俗旅游发展起来。

以北京西北郊区一个久遭废弃的山村——爨底下村为代表广泛开展住农家院、吃农家饭的民俗旅游就是利用传统民俗的一个典型。

可怜的城市人由于居住空间的极度狭小，许多民俗生活无法展开，比如春节放鞭炮，在城市不得不严格限制，市民们只好驱车前往农村去放。

这种对于传统民俗价值的再发现和再利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迅速发展之后城乡互动的结果。

传统民俗的复兴伴随着清醒的自觉意识。

根据我的观察，传统民俗的复兴，往往不是单纯地复活旧民俗，而是包含着对于旧民俗的再利用，是旧民俗在新条件之下的再生。

对于旧民俗的再利用体现出人
9
9
9
9
落实到行为的文化，实际的文化，它是一种长期流传、普遍接受的文化。

前者以最新哲学理念、文学理念为代表；后者是业已实现了的文化，民俗文化是其一。

前者是空想的文化、尚待他人认可的文化，后者是实现了的全体公众之间公认的可交流的文化。

前者缺乏稳定性，后者实在可靠。

不过，概念性文化具有创新功能，它为整个文化体系不断提供超越的可能；而实现的文化则主要为社会大众提供基本的交流平台。

两种文化各自发挥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

民俗文化的现实性质，是其社会价值的基本保障所在。

对它的研究，可以把握任何一个民众集团精神生活的真实面貌，而不仅仅是他们假想中的理想面貌。

如果我们针对民俗作为“业已实现的文化”的属性，来深化我们的民俗概念，可以更多肯定民俗的价值。

（三）、民俗学的学科意识
尽管从事民俗学研究的队伍非常大，中国民俗学会有3000多会员。

各省的地方性民俗学会还有大量的会员。

但是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目前还是很弱小的。

来自其他学科的漠视、乃至挤压，的确是民俗学面临的困境之一，但这些不是民俗学积弱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我们缺乏实实在在的、独立的、有辐射力的研究实绩。

这方面，吕微、陈泳超都有同样看法。

作为民俗学从业者，我们都希望它成为一个大学科，强势学科。

但是，要达到此目的，不能靠呼吁，更不能靠其他学科的照顾提携，只能靠研究成绩。

我们没有成绩吗？当代中国民俗学从1983年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开始，已经21年。

成绩当然不少，前辈学者为此也付出了大量心血。

但是，这些成绩为什么依然得不到社会普遍承认？学者们付出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回报。

这里既有我们的研究成果本身水平的问题，也有学科目标偏差的问题。

先谈学科研究水平。

民俗学的学科基础很不稳固。

由于时间短，学术队伍小，本学科的基本学术资料建设尚未过关。

比如，古代民俗著作浩如烟海，可是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

现代民间文学三大集成中最可靠的县卷本没有公开发行。

又比如，基本工具书，我们只有老彭的《民间文学书目》，刘德仁、盛义的《中国民俗学史籍举要》和数本民间文学、民俗学辞典，它们实际都有不少缺漏。

由于上述欠缺，许多论著在使用材料方面出现很多错误。

比如把伪书当作真书引述，直
9
接使用古代类书材料而没有核对原著，甚至在资料缺乏时不得不大胆假设等等。

这些都造成学术品位的下降，并遭受其他学科的白眼。

这些是未来民俗学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民俗学学科目标偏差主要体现在缺乏时代意识，没有把握时代需要。

学术目的在于求真，在于实事求是，在于获得真实知识。

求真本身与价值关怀无关，现代学术的品质之一就是把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态度和社会生活中的人文态度区分开来1。

可是，仅仅求真，对于学术发展的推动力是不够的。

大千世界，真理万千，求什么真更有价值？这是关乎学科发展的大事。

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不关心世界潮流，不关心国家发展方向，不知道自己学科的研究应该对于国家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起着何种作用。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找到最有价值的课题，最有价值的真理？
看一下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研究的情况。

他人是怎么做的呢？现代文学从创作到研究都以“建设新文化进而建设新生活、新国家”相标榜，那是自觉地把学科放置在探索国家与民族未来走向的位置上。

所以，该学科自然而然地处在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位。

古代文学号称“国学”，是以继承民族传统为己任的，也同样了得。

民间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因应当时特殊时代气氛，以人民大众的文学相号召，也曾经得到一时辉煌。

可是，现在“人民”概念落伍了，大大落伍了。

原来的民间文学学科也岌岌可危。

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急起直追，准备“与其它学科接轨”——也讲现代性，也讲传统，其实是想从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分一杯羹。

即使成功，也只是追赶其他学科。

民俗学要做到其他学科离不开你，才有你的地位。

只满足于分一杯羹的学科理想，从未想象过超越其他学科成为显学，正是通病。

现代性正在遭受质疑，传统也有狭隘民族主义之嫌，它们都不是理想的当代民俗学发展的核心理念。

因此，我们需要立足当前形势，重新思考民俗学的学科定位。

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全面展开，在经济上取得初步成绩，并逐步展开文化建设。

中国现代文化自20世纪初所谓“新文化运动”就已经开始，但是囿于“现代性”神话，其结果主要是输入一些西方文化概念而已，比如自由、个性解放、男女平权等等。

这些概念没有真正进入日常生活，并形成具有交流功能的生活民俗，生活文化。

它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日常生活文化，却没有建立起新的民俗文化。

以男女
1参见吕微《旧文一篇：告别浪漫主义》，载“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站，2003年5月14日。

9
分工为例。

按照古代生活模式，男耕女织。

抽象一点是“男主外，女主内”。

男女各自承担的社会角色十分分明，不过其中男性权力大于女性，不符合现代男女平等的价值观。

新文化运动以及其后各种革新运动都提倡男女平等的现代文化价值观，这当然是正确的，可是这一概念引入生活的结果却是男女都得内外兼顾，等于取消了男女分工，中国人的家庭生活质量实际在下降。

再以节日为例。

1912年改用公历，引入公历新年，夺去了传统夏历新年的“元旦”名分，丢给它一个“春节”的称谓。

但是，直到现在，公历新年没有形成任何自发的民俗活动；反而是春节历尽劫难却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最大民俗节日身份和内容。

男女平等的新观念当然是正确的，新历法也符合世界潮流，但是它们的确没有形成合适的新生活模式，没有形成新民俗。

中国现代精英们引入了西方文化之后，事实上导致中国社会文化出现了分裂：上层文化接受西化，下层文化保持传统。

在历法制度上最为明显：国家政府行为一切依照公历（实际是西历），政府规定的节日基本都是公历的。

而农民生产仍然使用旧历，百姓日常生活节日也用旧历，可是政府通常不给假期（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都没有假期）。

社会文化应该是一体化的，具有统一性的。

否则社会各个集团无法进行充分交流，难以实现社会整合。

所以，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带来的这种对立局面是不利于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的。

经历了近100年的概念引进之后，中国陷入了文化分裂的局面。

生活的理想和生活的实际脱节了，文化概念与文化行为分离了。

目前，人们正在痛苦地探索新的生活模式。

民俗学应该把握这一时刻，在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理想与现实，上层与下层之间去研究民俗的形成与变迁。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探讨中国民俗文化的问题，为中国未来的统一的文化建设提供事实依据和学理依据。

它是涉及13亿中国人民当前与未来生活实际的大事，中国民俗学应该以此为职志。

三、社会各层面、尤其是社会控制层面对于新的民俗学的支持
学术发展离不开社会支持。

社会各层面、尤其是社会政治层面的支持是民俗学发展的一大支柱。

无可讳言，政治对于学术发展是有着关键性影响的。

古代中国的民俗研究一直担负着教化民众的功能，与国家政治、伦理建设相辅相成。

现代民俗学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政治附庸，政治工具。

我所强调的是利用政治力量建设现代文化——这是民俗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单纯为了纯研究，而且是为了文
9
化建设。

民俗学要通过关注全局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使自己成为一门于社会有用的学问而获得公众和政治力量的理解和支持。

民俗学与地方行政当局的合作一直在进行。

地方当局出于旅游、经济建设等短期目的，早就开始利用民俗进行开发。

如湖北丹江口市，如河北赵县、河北元氏县，如北京朝阳区政府。

民俗学者受邀请参与到其中。

但是，这些研究如果局限在行政当局的狭隘经济目的，是不足为训的。

真正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当然是现代民族文化重建的议题。

随着旧意识形态的瓦解，中国当代政治家们已经认识到重建中国民族文化的必要性。

中国的历史文化、民俗传统在重建中国民族文化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即将开始的“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和“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活动，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大事。

无形文化遗产，实际是以民俗文化为主的一种文化遗产。

把民俗文化上升为民族无形文化遗产，并加以保护，无疑代表了联合国和我国政府对民俗文化的高度重视。

这对于民俗文化的保存、发展，对于民俗学的发展都有着极好的促进作用。

民俗学必须抓住这次机遇。

我们需要防止民族无形文化遗产的确定和申报工作中存在的不正常倾向。

例如，由于政治体制的作用，这项工作基本上被行政力量控制，一般民俗学者不能全面介入。

这一话语权必须争取。

另外，由于一旦被确定为无形文化遗产将具有巨大旅游价值，所以，无形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很可能也被地方当局转化为争取旅游资源的活动，值得民俗学界高度警惕，因为这样就大大限制了这一工作原有的重要意义。

我们应该始终把这项工作的目标与民族文化重建联系在一起。

而社会公众出于生活实际需要对于民俗学也有非常迫切的需求。

各种媒体关于民俗问题的讨论、节目制作都反映了公众对于民俗学的强烈需求。

因此，现在正是民俗学介入生活的重要时机。

当然，介入生活，是存在丧失学术自主和学术独立之危险的。

所以，学者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独立立场，不屈服于任何外力压迫。

从学术立场关注意识形态问题，关注全局性问题。

当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后，中国民俗学一定能够走出目前的困境，它的未来是乐观的。

9
——载《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6期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