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三部曲”窥探菲利普-罗斯创作的读者意识

由“美国三部曲”窥探菲利普?罗斯创作的读者意识作者简介：金有武，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21116）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2-0000-02美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罗斯，在近五十余年的时间内，接连推出三十多部中长篇小说，受到广泛好评。

因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创作激情，被誉为文坛“常青树”。

罗斯身为美国当代畅销作家之一，作品流露出浓郁的读者意识，尤以“美国三部曲”为甚。

这集中体现在读者在主人公人生选择与命运把握过程中的有意识参与，以及读者在文本结构设置中为读者预留的位置和读者阅读期待以及读者在文本结构中的延展。

菲利普·罗斯（1933—）于1997年至2000年间相继推出三部力作，《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1997），《我嫁给了共产党人》（i married a communist，1998），《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2000）。

三部作品皆是作者创作成熟期的鼎力之作，均摘得重要的文学奖项。

1998年《美国牧歌》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和法兰西外国最佳图书奖，《我嫁给了一个共产党人》荣获“美国esu 协会书籍大使奖”，《人性的污秽》斩获2001年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和2002年法兰西梅迪契奖。

由《人性的污秽》改编的同名电影于2003年搬上荧屏，广受好评。

三部作品分别以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麦卡锡白色恐怖、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国内社会变动、越南战争以及九十年代发生在白宫的克林顿丑闻事件为大背景，具体描写犹太子民在广袤社会背景下的生存境遇和变迁，故集为“美国三部曲”。

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其经典性的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的理论与批评传统》中，将艺术分为四大要素，“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即作品、世界、作家、读者，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

”［1］文学作为独特的艺术作品，读者要素也顺其自然地被列为文学四大要素之中。

萨特曾坦率地说：“作家是为所有读者而写作”，“写作活动包含着阅读活动”，“写作就是向读者吁求”。

［2］创作过程中以及生成价值中所有的分量和作用。

其实，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读者意识便隐含其中了。

读者意识就是文学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内心所暗藏的一种深层次的潜在意识。

一部文学作品，有其自身内在的复杂属性，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

”［3］完整的创作过程，即是创作者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和自我的思想见解，以文本的形式得以呈现，以期待读者能进一步运用其已具有的知识储备，价值判断体验，与自己进行内在的沟通交流。

创作中作者意识与读者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学价值既不是作品的客观属性，也不是作家的主体赋予，而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审美效应关系。

”［4］。

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作家（创作主体）与读者（接受主体）的交流对话，作家通过语言将自己对客体的审美感觉、审美价值以及心灵由此萌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物化为文本，期待着审美接受中的读者调动自己的想象，汇合本文中的各种视点，以实现与作者的双向互动、交流对话。

文学家总是盼望着自己的作品能够找到知音。

因此，文学创作本身并不是目的，作品是供人阅读的，文学唯一的对象是读者。

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只不过是“可能的存在”，只有在接受活动中，它才‘能产生影响和作用，成为“现实的存在”。

因此，接受的过程便是理解、阐释、评论和研究的过程，如果离开接受主体（读者），文学作品的存在便是不可能的。

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用自己汇集、积聚的信息进行有意识地回馈，创作者与接受者无限地进行绵延交流沟通，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

“文学作品从根本上注定是为接受者创作的，在由作者、作品、读者构成的三角关系中，读者不是作为一个被动的对文学做出反应的部分存在，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

”［5］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文本只有在读者能动的阅读活动中才能获得现实的生命。

“文学作品就有两极，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家一极与审美的一极，艺术家一极涉及作者创作的本文，审美的一级则指由读者所完成的实现”。

［6］换言之，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与内涵深度并非固定于作品之中，而是通过阅读得以产生，也就是说并非是作者于自己的作品里为读者限定某种意义，而是读者在自己的阅读过程中赋予了作品某种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是构成作品的要素之一，而读者意识也成为影响创作活动的要素之一。

“为读者写作”日益成为超乎小说家个人意愿之上的写作公则，具有读者意识的作者必然关注他心目中的读者，注重读者的阅读能力要求、审美情趣、阅读习惯及阅读感受，以求得读者的认可和接受，达到情感共鸣，思想交流。

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只有在历经读者的检验、互动，方显其内在意蕴和审美价值，让文学价值意义得以再现，彰显文学作品的持久生命力。

“文学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每部作品都有其自己的特性，它历史地、社会地决定了读者；每一个作品都依赖于他的读者的社会环境、观点和意识。

”［7］读者的阅读参与，已经成为了创作者进行创作的规约性因素。

离开了读者的参与互动，或许会犹如一具空壳，一座由文字堆积起来的缺乏生机的城堡。

“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

［8］一位伟大的作家，其心中想必装着自我期待的读者群，一部不朽的作品，必定要经与读者产生多次思想交流、情感共鸣的过程。

菲利普·罗斯便是一位极具“读者意识”的作家，他深刻地认识到读者在创作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性，“我曾经花了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时间来关注媒体上对我的批评和指责。

”［9］身为畅销作家的罗斯深知读者在文本形成过程中的意蕴，并有意识地将其镶嵌于文本之内。

藉此，实现主体（作者）与客体（读者）之间由创作到审视的距离美感。

菲利普·罗斯在作品中透露的读者意识不仅体现在读者在主人公人生选择与命运把握过程中的有意识参与，还体现于作者在文本结构设置中为读者预留的空白位置和对阅读的期待以及读者在文本结构中的延展。

一、在人生选择与命运把握中的读者参与罗斯在作品中流露出的读者意识首先体现在读者在主人公人生选择与命运把握过程中的有意识参与。

《美国牧歌》中的主人公，人称瑞典佬的娄·利沃夫，凭借独特的身体条件蹟入众人企盼的体坛，并顺利成为一名让人羡慕、景仰的棒球明星。

婚姻上，迎娶选美大赛冠军多恩小姐为妻，生有一个女儿梅丽（merry）。

事业上，继承了由其父亲创办的皮革公司。

可谓是婚姻、事业双丰收。

可好景不长，这一切便完全不复存在，命运似乎在有意和他开玩笑。

越南战争在即，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接手父亲的公司也濒临破产，最让他们万万不能预料的是，他们的宝贝女儿梅丽，在抗战中成为了激进的炸弹客。

更为不幸的是，悲剧性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若探讨开来，瑞典佬悲剧生活的开始有其必然，也有其或然。

当初，他面临两种选择：继续棒球生涯或是继承父亲的公司。

经抉择后，最终他毅然拒绝球探的邀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接手皮革公司。

但遗憾的是，就在他欲大展宏图之时，却没有一片净土供其施展。

不安的社会氛围、不断的战事搅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表面来看，摆在瑞典佬面前的是两种不同的事业道路，两种迥异的人生选择；本质而论，这是瑞典佬对两种不同质的文化选择。

棒球事业是美国本土文化的表征，接手父亲的公司则是犹太文化的深层隐喻。

身为犹太后裔，他们免不了面对两种文化夹击的尴尬局面。

犹太后裔常在两种文化之间游离，陷入两难境地，他们常被称作“被挂起来的”、“摇摆不定”的人。

他们所面临的生活坏境及文化氛围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于传统的坚守和当下的境遇之间的摇摆游移，才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

这里，作者意在以读者积极参与的意识，探索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犹太人出路。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的艾拉，他的经历是在叙述者内森和其哥哥默里两人的相互交叉回忆中演绎的。

艾拉通过自己的奋斗，一路从挖井工人、侍工、煤矿工人到小有名气的广播明星。

性格倔强的他在至关重要的两件事情中陷入忧郁彷徨，一是在对待妻子伊夫与后者前夫所生的女儿西尔菲德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中，二是在其妻出版《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一书的事件上。

前者导致艾拉家庭的破裂，而后者直接葬送了他的前途。

回顾艾拉的半生，他的人生轨迹呈现的是慢起快落的趋势。

在内森的眼中，造成现在的这种悲剧性的局面，那便是艾拉身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即性格的倔强和人格的缺陷。

由此，内森和默里便自然地充当起他的精神导师，“艾拉，情况是不好改变的，改变的方法就是离开，你改变不了，如果不能忍受，还是离开吧。

”［10］反观伊夫的处境，从艾拉的遭遇审视伊夫，不能不说，她也是最大受害者，“一位全然受抑制被约束的女人—如今全然脱离了约束。

要么是有约束，被耻辱感束缚；要么就是全无约束，毫无羞耻。

从来没有中间状态。

”［11］这种伤害不仅在于备受亲人的冷落，更在于心灵的打击。

其亲生女儿西尔菲德，曾不止一次地公开批评伊夫的羞耻行为，伊夫在性格及遭遇上存在着两极化的倾向，对于旁观者内森而言，他对此持反对和道德批判的态度。

对于艾拉和伊夫来说，作者意欲强调的是：他们该如何正视自己，而后做出人生的选择？《人性的污秽》中的希尔克·科尔曼，原本为非裔美国人，但他凭借自己肤色极浅的外貌和机智聪明的脑袋瓜，有意隐藏黑人的真实身份，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雅典娜学院院长，成功跻入美国上流社会。

科尔曼在一次点名时，因一个多义词“spook”而惹祸上身。

在一次课后，科尔曼因两名学生经常无故缺课而随口问道：“有谁认识他们吗？他们究竟是真有其人还是幽灵（spook）？”［12］（在英语中，“spook”一词既有“幽灵”之意，又有“黑鬼”之意）之后，便很快被别有用心者诬陷为种族歧视者，不久疾步走下“神坛”。

科尔曼刻意隐藏自我身份是僭越道德底线的行径，正因此，最终成为了酿造悲剧性结局的诱因。

科尔曼身为地道的非洲后裔，不料却被冠以种族歧视者之名，看来实属有几分荒谬。

在此，作者就科尔曼在如何对待自身的种族身份问题上，有意与读者进行探究。

在罗斯看来，科尔曼以双重身份挤入上流社会，他这种攀升方式的社会基础是缺失的。

他企图以捷径的方式来获取社会的认可，这无疑是畸形发展路线的典型示范。

科尔曼的遭遇既值得同情，但又不得不对其进行批判。

对此，作者罗斯不得不以一种复杂的心态表达了探索的无奈，“十足的幽默和绝对的认识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也同样喜欢严肃的幽默，严肃的认识和彻底的彻底。

然而，到最后，我什么也没得到，他们都把我的心折磨碎了，使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13］作者以近乎戏谑玩笑的方式，其意在以罗斯式地方式，来深刻地揭示犹太文化独特模式下的内在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