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倾城之恋》解读

城之恋》解读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作家，她的小说中弥漫着一种梦魇般挥之难去的悲凉氛围，虽然其中也有着人生的种种热闹繁华，但最终都难逃一个苍凉破败的结局。而《倾城之恋》似乎是一个例外。《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成名作，也是《传奇》中最具有传奇色彩且唯一以大团圆收场的小说。故事讲的仍是张爱玲擅长的男女情爱：白流苏和范柳原，一个破落世家的离婚女儿和一个饱经世故的老留学生，两个来自不同文明和世界，有着不同身世和欲求的原本毫不相干的人被命运的巨手搓合在一起，靠一场惊心动魄的倾城战火结成了婚姻，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里做了一对平凡的夫妻，这在张爱玲满是残缺的故事中是少有的圆满结局。然而这个看似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的圆满里却蕴含了更深刻的不圆满，这段得意缘的华丽底色上衬出的其实是现代人灰色人生的苍凉和悲哀。
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她对女性可悲生存处境的感知与体认。《倾城之恋》也是如此。它可以看作是一曲女性生存困境的苍凉之歌。对于流苏，很多人将她视作情场的赌徒，是个以婚姻为职业，借谋爱来谋生的恶俗女人，也有人认为她是封建专制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受害者，是个值得同情和悲悯的弱者形象。而张爱玲本人则在《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中称赞流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有决断，有口才。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看待流苏以及她的倾城之恋呢？流苏出身于式微旧家庭，是那种比较完整地接受了封建传统文化熏染的女性。范柳原就认为她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而他之所以对流苏一见钟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者身上所具有的完美的古中国情调。但流苏又并非完全是旧式的，她虽然接受了封建包办婚姻，但当性情暴躁的丈夫对她百般虐待时，流苏并不是像大多数旧式女人那样委曲求全忍辱偷生，而是愤而与之离婚。尽管在这个走出丈夫家门的过程中夹杂着太多痛苦和无奈，却表明流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恪守三从四德凡事逆来顺受的懦弱女子了，她已经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人格和权利，可是她仍要面临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
对于范柳原而言，这次恋爱则体现着另一种悲哀。评论界对范柳原的评价历来不高，认为他是一个把把恋爱看作高尔夫和威士忌之间的调剂的浮滑浪荡的花花公子。的确，他爱流苏，首先爱她的美貌，优雅以及纯粹的东方闺秀风采，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对于被捧坏了，把女人看作他脚下的泥的范柳原来说，已是败柳残花的流苏带给他的不只是外在的吸引，他在流苏身上寻求的也不仅是感官的享乐，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慰籍与精神的契合。
极的人类文明，回归到自然与原始中去。然而同流苏的命运一样，他最终也逃不掉，他必须依附于这个社会。他和流苏是一对无力掌握自己命运方向的软弱无力的可怜虫。由于这种类的相似，使得范柳原千方百计的要得到和流苏在一起的机会。应该说，一开始他对流苏是抱有幻想的。他希望流苏能给他一点真心，能像他懂她一样懂得自己。但很快他就明白这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流苏不愿意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他，两人无法产生心灵的交流和沟通，他不过是流苏想要得到的结婚对象而已。正如他做不了自己的主一样，流苏也无法主宰自己的感情，现实的重压已使她丧失了爱的能力，除了自己她根本不会爱别人。流苏就是这样一个自私的女人，而范流原也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人，他想要得到的不过是浊世中的一点真爱，既然得不到对方真心的回应，他也绝不愿付出自己的真情。流苏与柳原就这样互相计较互相盘算着，两个人只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掩藏了真心，根本无法达成真正的契合。
流苏在她第二次寻求婚姻的过程中用尽了所有解数，也受尽了种种委屈，却仍无法得到她想要的婚姻和名分。迫于生存的压力，她只能退而求其次，做了范柳原的情妇，若不是香港的战火成全了她，等待流苏的恐怕也只有堕落一途。虽然她奇迹般地没有堕落而是意外地得到了令人羡慕的圆满结局，但这一如意的结局并没有消解她求嫁过程中的悲剧意义，所以婚后的流苏并没有感到新生的自信与喜悦，相反，她心中却充满了一片苍凉和怅惘，在前面等她的仍是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她仍必须日日为婚姻奔忙，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鲁迅曾指出走出家门的娜拉们只有两条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流苏不甘堕落，就只能回来。回到娘家，这个所有女子的最后据点。可是在娘家人眼中流苏是嫁出去的女儿，已是外面的人了。随着家道败落，生计日益艰难，兄嫂们就开始想方设法赶走流苏。此时母亲的冷语无情和兄嫂的冷眼无义让流苏感到这个大厦将倾的贵族之家已不再是她最后的庇护所。特别是当过去
仍将男人作为衡量自己价值地位的标准，对她来说，重要的不是她是否爱他，而是他是否爱她，她所关心的也只是对方与她自己有关的那一部分——柳原到底想不想娶她。至于柳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真心是什么，她统统不懂也不想去了解。这样的流苏已经毫无人的主体性可言，除了她那堪可倾城的美丽容貌和在封建大家庭中养成的小智小慧，流苏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狭隘卑俗的灵魂，她的精神世界里充满的是人性失落后的荒凉。
如果说流苏面临的人生困境主要是由生存的压力造成的，基本上属于物质层面，那么柳原面临的困境则是纯粹的精神危机。这源自于他对人类文明的怀疑和不确定，在他眼中，一切都是靠不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虚假。他认为只有当造成这种虚假和隔膜的人类文明彻底崩溃，人们才能看见彼此的一点真心。果真，香港的陷落不仅成全了流苏也成全了他，使他亲眼目睹了文明的毁灭，战争的炮火轰毁了所有的浮华，使得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失去了身外之物的文明人，最终只剩下纯粹的自己。除掉了外在的束缚，人们终于能够坦诚相对，平等相处，所以他和流苏能在刹那间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两人真正达到了谅解，做到了水乳交融。然而人类不可能彻底毁掉他们亲手创造出来的文明，他们终究还是要回到文明中去，所以那令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的和谐与理解最终还是要被现实的重重黑暗所淹没。所以我们看到当一切都恢复到战前的原状时，柳原也很快滑回到他的老路上，就像流苏要继续面对她的生存困境一样，等待柳原的也依然是虚无世界的满目荒凉。
笼罩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上的亲情面纱被金钱势力彻底撕毁之后，流苏强烈地直觉到它所散发出的腐败与死气。流苏不愿被动地接受这一残酷命运，她准备再次出走，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家族，她要为自己另外找一条生路来，但她又有什么资本找到这条生路呢？正如流苏自己所说，她是个顶无用的人，而在失去了旧家庭给予她的身份和尊严等等这些保护伞之后，她只剩下还不老的自己，除此她一无所有，一无所长。流苏所能看到的唯一出路，就是用自己残存的韶华再结一门亲，所以当范柳原这个理想结婚人选出现时，流苏首先并不是为他的风仪与魅力而动心，她心中涌动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与范柳原结婚，以获得经济的保证。她很清楚如果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的抓住一个男人，是一种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千方百计要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妻，在流苏眼中，婚姻的目的不是寻求情感的归宿，而是获取必要的物质倚靠以保障生存的方式和手段。
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一书中指出女人的历史性压制了女人的自然性，使她仅仅成为了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或曰次性。今天的女性虽已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性别不同的人类从来就没有平等地共享过一个世界。波伏娃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一个事实：女人与男人的不平等以及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关系。而流苏的离婚回家再嫁的人生轨迹恰恰具体而感性地体现了这一真实。同张爱玲笔下的其她女性相比，流苏应该算一个勇敢的女性，她敢于离婚，也敢于走出去，寻求新的生活，然而女性在几千年高压的封建男权社会中形成的对于男性根深蒂固的依赖性与寄生性却又深深束缚着流苏的灵魂，那种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女性世相已经渗透为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内化为自己的信念积淀于她的心灵深处，所以她出走的身影只能被定格为一个潇洒苍凉的手势，出走的结果也无非是从一个男人走向另一个男人，从一个家庭进入另一个家庭。用美好的肉体取悦于人，是女性在退出社会的主导地位沦为男性附庸后所采取的最古老的求生手段，也是最古老最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白流苏就是这样的女人，也只能是这样的女人。她虽曾深罹婚姻之苦，并试图摆脱这条将一生的悲欢都依附于男人的浮萍之路，但生存空间的狭小和生存出路的有限又使她不得不重投婚姻的罗网。虽然在新一轮的求嫁途中流苏的态度是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出击，并将之视作一次愉快的冒险，但这和她第一次旧式婚姻并无任何实质的不同。流苏
范柳原生在异邦，长在他乡，接受的是西式教育。由于他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他的身份也无法得到确认，他孤身流落在英伦，很吃过一些苦，这些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虽然他在后来也争到继承权，获得了财产，但却始终无法得到家族的承认，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和流苏一样，就像无根的浮萍，飘零的落叶，是被硬硬挤出家族谱系的孤独个体。他们的心都是虚飘飘的没有着落，所以他第一次见到流苏就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能够看出流苏在家庭中的艰难处境，也能体会她受到的精神压抑。在她身上，他感觉到了那种非常熟悉的没有根的凄凉和惶惑。范柳原是真正懂流苏的，他曾多次提到流苏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她的特长是低头，他看出了流苏具有的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奴性。虽然流苏准备逃离，却始终无法获得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她只能依附于他人。而范柳原也是想着逃离，只不过他要摆脱的是对之失望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