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发展态势及未来发展战略初探

中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发展态势及
未来发展战略初探
逝去年华
(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摘要：在当前世界格局转换变动时期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当前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发展态势如何，未来走向什么样的发展。

这些问题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内涵出发，分析了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关系，对当前中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发展态势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试图提出几点未来可行的发展战略，以期对我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发展有所借鉴。

关键字：中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发展战略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于急剧转换变动时期。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全球经济和战略资源正在逐步东移，国际权力结构正发生深刻重组，世界格局也从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霸权主义向多极化方向演进，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的地缘战略关系出现新的分化与组合，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大时代。

1.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关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研究丰富多样，方兴未艾。

许多学者都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

其中陆大道院士提出：地缘政治，就是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地理空间和历史地理等因素而形成的政治军事联合、结盟(政治和军事集团化) 或政治对立乃至遏制或者战争的相互关系态势及演变过程[1]。

地缘经济，就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形成的合作、联合(经济集团化) 或竞争、对立乃至遏制等经济关系[1]。

而张文木认为：地缘政治即地理和政治的关系。

而且地缘的关键是人缘，人缘即政治[2]。

认为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地缘政治就只能是纯物质的地理学。

沈伟烈在其《地缘政治学概论》中提出：“地缘政治是指在研究国内和国际问题时如何运用地理（地缘）要素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为达到国家利益目标所提出的思考方法和理论见解”[3]。

认为地缘政治学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学认为地缘经济是以民族国家、区域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的经济目的为主要研究对象, 综合考察了地理空间、历史文化、制度组织、民族心理、政治关系等地缘因素与民族国家或区域对外行为的相互关系[4]。

本文认为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过程中, 要从人地关系, 特别是人地关系互动的角度出发, 既要将地理环境作为人们活动的场所, 又要将地理环境作为人地互动的结果, 还要将地理环境作为参与人们之间关系的能动的变量来加以研究。

无论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的历史起源还是从当前的发展需要来看，都应充分发挥地理学的基础作用，以地理要素为前提，以空间地域为基础，
从地理学独特的空间视角来研究国家政治和经济关系是当前世界格局演变发展的深刻需要。

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核心指向都是国家利益，二者相辅相成又殊途同归。

国家、地区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政治关系，而地缘经济关系又会对地缘政治关系有一定影响，地缘经济上的合作或对立，也可能强化政治上的合作或导致政治、军事上的冲突。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主流。

有学者就认为“冷战结束后, 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发展时代,标志着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发展”。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正是由地缘政治时代的冲突逻辑，让位于地缘经济时代的竞争逻辑。

地缘经济在当前国际关系中主要表现为合作与竞争，但从政治地理学角度来分析，由于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根本上不同，且各个国家地区资源的稀缺性同样预示着竞争是始终是人类社会存在并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合作不过是国家间为了实现更大的竞争而采取的手段。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超过2.0万亿美元) 和第二大进口国(1.8万亿美元)，我国的迅速崛起正深刻改变这国际政治力量格局，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和亚太诸国纷纷调整或制定新的国际地缘战略。

中国正面临地缘政治经济发展的新态势。

2.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发展新态势：
2.1 世界政治格局变动对中国的影响
2.1.1 大国力量对比关系发生显著变化
进入新世纪，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最主要的诱因是冷战的结束，超级大国只剩下美国一个从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

美国的霸权实力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进入新世纪后，这种霸权实力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体现为带有进攻性的侵略扩张、不断推行新干涉主义、牢牢掌握主导世界规则的力量等。

具有进攻侵略性的军事扩张。

这主要表现在国防预算上，美国十年来的 GDP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国防预算却翻了一番以上。

“美国 2012 年国防预算达 649亿美元”[5]，美国的军事国防预算高居全球第一，是中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总和。

现在的美国认为在他们的国防预算中，对于欧洲的军事部署预算结构处于过剩状态，应该挪出一部分应用于亚太地区，以响应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应对崛起的中国，实现所谓的战略“再平衡”。

同时加紧北约东扩的步伐和美日安保机制，构筑美国东西两线的安全体系。

长期以来，美国都以日本为前沿阵地部署军事力量，以应对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冷战结束前主要是针对苏联，冷战结束后则主要用来威慑中国[6]。

2.1.2 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的发展呈现新特点
中国在东亚相对主体的地位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亚洲的重心。

从陆上领国来看，我国陆上疆界长度达2万多公里，与14 个国家相邻，且镶嵌在中国周边的多数国家都属于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定，综合国力较弱的国家。

这些国家很难与我国形成绝对竞争优势。

这就是中国在东亚的相对主体地位凸出。

从大国关系来看，我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与在南亚居主体地位的印度和在北亚居主体地位的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战略缓冲带，这使三国一定时期内并不形成绝对的矢量对冲:
印度的发展重心在印度洋，中国的发展重心在西太平洋，而俄罗斯的发展重心在欧洲部分。

从地缘政治版图来看，与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由外而内大幅碎化的布局正好相反。

亚洲国家版图整合呈现以中国为中心由外而内大幅提升的特征，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呈现逐级递减趋势，而这个中心即为中国。

这种多国力量不对称向中心聚合的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

我国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增强。

同时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出现波动，部分国家与我安全利益冲突表面化，各方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问题上难以做出妥协，呈现阶段性僵持局面。

如近年来，美国加紧实施战略东移，我南海、钓鱼岛等主权争端升级，周边安全形势趋紧，正是中国力量迅速上升，地缘关系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空间效应。

2.2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
在当今国际社会，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共同存在的。

所谓传统安全，就是“指国家安全，即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国家的军事安全”[7]。

而非传统安全即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也就是以“传统安全以外的问题领域为对象，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文化安全、恐怖主义、海盗等[8]”。

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领域，这两种威胁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在联系方面，大多数非传统安全都是由传统安全问题演化而来，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从区别的角度来看，传统安全问题关注的主体只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关注的主体不仅是国家，还包括人类生存环境、污染治理、恐怖主义等。

另外，传统安全着重于以战争和暴力手段解决危机，而非传统安全威胁涉及范围比较宽泛，仅仅是运用军事的手段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要依靠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协调来解决。

2.2.1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地缘安全局势
全世界最有潜力的六个大国中，东北亚就聚集了三个，分别是俄罗斯、日本、中国，再加上“重返亚太”实行其战略“在平衡”的美国，新兴工业国家韩国以及特立独行的朝鲜，这样的地缘组合再加上各国之间复杂的历史因素影响构成了复杂的东北亚地缘安全局势。

黄凤志在其《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多维透视》一文中提出“安全困境”的概念：“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互不信任和彼此猜疑而产生的一种状态”[9]。

在这样一个缺乏战略互信的状态下，每个国家必然会以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和获得更大的权利为目标，而这会给其他国家造成更大的恐慌和不信任，从而刺激其他国家获得更大的权利。

这种安全困境在东北亚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

如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即是在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尽管我们一再强调中国的崛起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地缘安全威胁，但是以美国为首的日本等国终究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对其东北亚的地位构成挑战。

而日本的猜疑以及对于历史问题的态度引起了中国尤其是民间的警觉和反感，美日同盟的加强也会进一步刺激中国的神经。

在东北亚地区不仅是中日的不信任，日本与俄罗斯的北方四岛争端以及与韩国的独岛的争端以及韩国与朝鲜争端都是历史问题的存在。

由于各方的处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这些历史积怨和现实纠纷很难在短期内解决。

由于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地缘安全的存在，同样阻碍了地域地缘经济的发展。

本区由于各个国家政治上的不信任，造成了地缘经济合作很难达成。

这就造成了东北亚地区要深化合作必须克服很多障碍，很难形成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这
样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本区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的双重的双重困境是我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2.2.2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
影响我国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主要问题主要有：文化方面的渗透、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信息安全的威胁。

我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主义文化正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发展。

尤其是信息科技的发达，网络世界的兴起，使大量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大量通过文化产品等类型输出，尤其对青年一代的影响较为突出。

这种文化方面的渗透看似微小，但如果任由其发展就会像一个生物转基因的过程一样可怕。

转基因是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从某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片段，将其转入其他生物中进行基因重组，从而产生特定的符合介入者选择性需求的变异物种的过程。

转基因看起来并不是对原有物种的破坏，而只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物种进行了一点点的介入性的改造。

但实际上这种看似微小的基因改变，不仅使原来物种的特性不复存在，而且也是新物种的特性完全被介入者控制。

中国现代关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季志业认为：“越战之后，美国更多的选择了不战而胜的战略，这是一种以军事优势为后盾，而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主要武器的一种软战争。

第一个主要对象是前苏联，其结果是美国以完胜的姿态改变了世界格局。

现在和今后的主要对像就是中国”，美国对我国长期实施的广泛、全方面的文化渗透，就是在企图改变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这成为了影响我国的重要非传统安全因素。

恐怖主义的威胁主要是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勾结境外反华势力对我国境内或边境地区进行的恐怖活动，对地区的安全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

信息安全的威胁是伴随着当前网络的全球化而产生的新威胁。

现代电子媒体广泛应用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给我们带来更多便利和享受的同时，同样给其他势力的渗透带来机会。

不仅是军事领域我国国家的安全机密的保护应得到高度的关注，在普通民众的安全信息保密以及部分企业的经济信息的泄露同样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3地缘经济稳定发展成为主流
2.3.1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态势总体稳定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相对稳定，呈现出力量较为平衡的状态。

各个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都保持了相对的冷静与克制。

地区性的多变外交开展顺利，区域性热点地区、热点问题开始降温。

周边许多经济落后国家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政治经济的改革，都把经济发展作为主要关注点。

从而是我国的多边外交可以顺利实行，充分开展地缘经济的合作，促进我国周边地缘环境的整体改善。

2.3.2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全面展开
在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空间内，近年来对我国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区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合作组织。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目前共有21 个成员国家和地区，是泛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也是最正式的合作机制，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占到 APEC 数
量的一半以上。

每年一次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对经济合作的具体目标、规则、方式等进行磋商，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APEC将关注健康与贫困放在了首要位置。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将会是是泛亚太地区未来走向更加深入合作的一个良好平台。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由中国与东盟十国组建的自由贸易区，2010年1月1日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

这样一个涵盖11个国家，拥有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对于未来东北亚甚至是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共同体的建立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REAT MEKONG SUBREGION COOPERATION，简称GMS）是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涉及流域内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6个国家，旨在通过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011年12月，GMS第四次领导人会议将在缅甸内比都举行，将审议确定未来十年的合作战略框架作为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目前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点是加强次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关贸易投资政策等软环境建设方面。

上海合作组织（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上合组织（SCO），前身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

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会晤。

自此，“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正式建立。

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初期的契机是共同对付“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不仅在政治及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也会在地区经济等领域有所作为。

3.中国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策略：
3.1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加强与中亚各国的战略互信；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拓展与中亚各国经济合作关系，确保西部边疆地缘关系稳定平衡。

我国西部安全环境复杂，存在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同时美国作为影响我国地缘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还在中亚建立了军事基地，这就加剧了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该地区若干国家的政治动荡和跨国界的民族、宗教、教派冲突，将对未来全球秩序和大国关系造成冲击，也必将对中国在该地区迅速拓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造成严重冲击。

但是，我们拥有上海合作组织这个集体安全合作平台，就可以为我们西部安全提供一个安全缓冲带。

上合组织创立的以大小国家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文化互补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必将推动我国地缘环境的稳定。

在传统安全威胁得以控制后，以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相比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交通与经贸合作步伐比较慢，未来在这些领域将会有所强化，并逐步与中亚、中东等国家建立全面的经济合作关系，从而以稳定、共赢的地缘经济合作，促进地缘政治关系的稳定。

3.2巩固北疆战略安全格局，深化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确保北部地缘安全环境稳定
中俄两国在亚洲互为两个最大的邻国，中国和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国土加在一起几乎占亚洲陆地面积的一半以上，两国之间有4300多公里漫长的边界线，两国又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5个核国家的成员，中俄两国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对我国地缘安全必将产生深刻影响。

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安全关系具有斗争性与妥协性的双重性，总体上美俄安全矛盾大于中俄安全利益冲突。

美国妄图建立全球霸权的战略与俄罗斯决心恢复大国地位的战略诉求形成刚性矛盾。

我们要坚持尊重、支持、鼓励俄罗斯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对重大全球战略问题的协作与协调，从而使中俄战略协作关系成为我国国家安全格局中一个重要支柱。

当前中俄两国良好的地缘政治关系还需要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以稳步上升的地缘经济关系来加以巩固。

只有充分发挥双方的经济合作潜力，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才能确保两国今后长期的睦邻友好关系。

2013年12月8日位于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成为国务院批复的中国首个卢布使用试点市[10]。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允许一种外币在中国某个特定领域行使与主权货币同等功能。

这一新举措有助于促成人民币与卢布直接汇率的形成，为对等推进人民币在俄罗斯相关城市流通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从而更加促进中俄两国政治互信与经济发展。

3.3坚持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努力建设“和谐亚洲”。

面对我国新世界的地缘安全态势，必须建立稳定和谐的地缘关系，从而促进区域发展。

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往来必须坚持睦邻友好政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

针对美国和日本等对我的战略压力主要来自东部战略方向的特点，要确保稳定东部的同时实现向西太平洋方向的突围。

我国东部战略方向也是安全热点问题密集的方向，包括朝鲜半岛、东海、台湾等问题。

中国要走向世界，走向太平洋，这与美日对我国的战略防范形成结构性矛盾。

我们要实现国家利益拓展，包括军事力量的拓展，必须要处理好与美国、日本的关系。

需要避免“刚性突围”引发“安全困境”。

我国东部，美国是主要矛盾，但是日本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因素。

处于政治转型期的日本社会近年来右倾化突出，日本政客正在利用与邻国岛屿等领土争端，谋求突破二战后体制对其战略束缚，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

对于日本侵害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我们要坚决斗争，坚持持久作战，防止“虎头蛇尾”，要敢于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国家间战略对话，增进国家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信任，逐渐地消除疑虑和排斥，平心静气地处理和解决历史问题和现实障碍。

同时要努力促使中日关系的良性互动。

面向南海，面向印度洋，尽管当前美国插手南海事务，给我们制造障碍，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争取在这一战略方向实现战略突破。

中国要坚持改革开发和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使世界更加认识中国，同时也使中国更加融入亚洲社会，建立和谐亚洲，从而促进区域政治安全的稳定。

在地缘经济方面，中国可以持续推进东盟 10+1、10+3 的模式来促进经济融合和长期发展，深化东亚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

明确中国在未来的地区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定位，妥善处理地缘经济安全问题。

3.4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人为本和文化的多样性，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相对于硬实力而言，文化软实力的发挥是一种能够在无形之中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并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对外来文化进行借鉴和创新，从而增强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创新和出口。

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坚持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创新，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永葆生机与活力，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才能使我国文化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在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才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文化强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在国际互联网领域,“中国要进一步完善本国广域网的控制力和引导力”[11]。

在此基础上，积极争取“互联网主权”。

自互联网在美国诞生之日起，就只有美国自己掌握着制网权，制网权是“网络空间内的国家权力，是一个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生存的根本保障，是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家权力的新型构成要素”[12]。

鉴于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绝对优势短期之内不会改变，中国应该牢固树立制网权意识，努力发展独立自主的信息产业，强化汉语在互联网信息中的作用，完善互联网法律法规的建设。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需要面对一些新局面。

日本自 2013 年初开始，先后出访了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蒙古、菲律宾和俄罗斯，这些出访地点都在中国周围，不难看出日本此举是希望联合这些国家形成一个围堵中国的包围圈，不仅是在钓鱼岛等领海争端上，还要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围堵中国、孤立中国。

因此，中国应该在国内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同时向周边国家释放善意的信号，表明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不会阻碍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彼此间的文化了解，化解这种意识形态的潜在威胁。

地缘政治理论由来已久，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地缘和地缘经济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地缘态势也更加复杂。

中国认识到了这些变化，并根据这些新的变化做出相应的策略选择，构建和谐的地缘关系对中国将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陆大道,杜德斌.关于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思考[J].地理学
报,2013(6):723～727.
[2]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及其变动规律[J].太平洋学报,2013(1):1～8.
[3]沈伟烈.地缘政治学概论[M].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12.
[4]韩银安.浅析地缘经济学[J].外交学院学报,2004(3):70～75.
[5]周佳.美国经济十年：GDP未动国防开支剧增[N].第一财经日报,2011(09).
[6]梁智.中国的地缘政治新态势及应对策略[D].沈阳:辽宁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