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斌

卡森·麦卡勒斯20世纪四十年代小说研究述评林斌2002年1月20日至2月3日期间，由纽约“妇女企划与制作中心”和“剧作家视界”联合推出的戏剧《卡森·麦卡勒斯：不确切的史实》在纽约百老汇首轮上演，将麦卡勒斯这位曾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美国“神童”女作家重新推上了历史舞台。

（注：Margaret B.McDowell在Carson McCullers（1980）一书的前言中提到：英国著名作家普里彻特（V.S.Pritchett）曾于1955年称麦卡勒斯为“当代最优秀的美国作家”；美国批评家沃尔特·阿伦（Walter Allen）在The Modern Novel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1964）中称她为仅次于福克纳的“南方最出色的小说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一直把她看作“奇迹的创造者”；美国作家戈尔·伐达尔（Gore Vidal）将她称作“南方最伟大、最负持久声望的作家之一”。

Judith Giblin James在Wunderkind：The Reputation of Carson McCullers，1940-1990（1995）一书中指出：20世纪四十年代的评论家经常把麦卡勒斯排在福克纳前面，认为她比福克纳更有才华，其作品更富有趣味；直到福克纳于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种状况才骤然改变。

）该剧由美国当代著名女同性恋作家萨拉·舒尔曼创作，以麦卡勒斯坎坷人生中的一些主要事件和社会关系为线索，同时穿插其作品中的若干场景和对白以表现作家的创作过程和艺术观，有效地达到了人物现实生活及其艺术世界两者有机结合的戏剧效果。

但是，剧本对麦卡勒斯的生平作了较大的改动，有选择地将历史人物的许多重要经历忽略不计，并大胆地将某些事件合并或打乱时序，从而有意突出了麦卡勒斯生活和性格中有异于常人的层面，比如生理和心理疾患、酗酒、性倒错等。

这样，《卡森·麦卡勒斯：不确切的史实》由于“不确切的史实”和“恶梦般的人物形象”而引发的争议使得麦卡勒斯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注：评论家Lenora Inez Brown就该剧创作对舒尔曼所作的一次简要访谈，其文字材料见于“The Eyes of Carson McCullers，”New York City Feb.2002。

有关评论文章见于：Charles Isherwood in Legit Reviews，Jan.28 Feb.3，2002；Carlos L.Dews，“A Question of Balance，”New York Times，3 Feb.2002；Don Shewey，“Reclaiming McCullers，”The Advocate 5 Feb.2002；Michael Feingold，“Creature Comforts，”The Village V oice，Feb.5，2002，等等。

评论者大都对该剧篡改史实、扭曲人物形象的做法表达了负面评价。

）关于麦卡勒斯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诸多当代评论家表现出不确定的态度：麦卡勒斯研究者、传记作家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在1987年写道：“至于她是否算得上主要作家，评论家尚在争论这个问题”（Carr 301）；到了1996年，莉萨·洛根仍然表达了几乎同样的意思：评论家“不能确定她是一名主要作家还是次要作家，现代主义作家还是乡土作家”（Logan 2）。

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在20世纪四十年代便完成了她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就连1961年发表的《没有指针的种》也是在这十年间开始酝酿成形的。

本文将聚焦于麦卡勒斯四十年代的四部小说，对五十年来麦卡勒斯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述评。

一卡森·麦卡勒斯重要作品之人物往往都有一种精神隔绝症。

处女作《心灵是孤独的猎手》（1940）几乎包括了作者日后创作中的所有主题，其思想深度使人很难相信她当时的年龄。

小说以居住在南方小镇上的聋哑人辛格与其他四个主要人物——饭馆主人比夫·勃拉农、工运分子杰克·勃朗特、少女密克·凯利以及黑人医生梅迪·柯普兰——之间的“卫星式”平行关系为主要线索展开，这四名性格身份迥异、彼此隔绝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把辛格当成倾诉对象，将其奉若神明，向其发泄内心的郁闷以寻求心灵慰藉。

不料，当辛格得知他的聋哑朋友、贪婪自私的安东那普罗斯去世的消息之后，一下子失去了全部精神寄托，自杀身亡，而其他人对生活的幻想也随之破灭，在迷惑不解中重又陷入了孤独困顿之中。

《金眼睛里的映像》（1941）以军营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两名军官、一名士兵、两个女人、一名菲律宾男仆以及一匹马”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

泮德顿上尉是个性无能者，极力压抑自己的同性恋心理倾向，并纵容其情欲旺盛的妻子列奥诺拉与兰登少校私通，在妻子的情人身上获得一种变态的满足感。

兰登少校的妻子艾里森身体孱弱而感情细腻，苦于无法得到丈夫的理解，只得与崇拜她的菲律宾男仆阿纳克列托相依为命；她在极度压抑下精神几近崩溃，一次竟用园艺剪刀剪去了乳头。

负责照料泮德顿家马匹的士兵威廉斯偶然引起了泮德顿上尉的注意，在上尉心里激发了强烈的爱憎情感。

威廉斯则由于无意间看到了列奥诺拉的裸体，便接连几次在夜里潜入泮德顿家偷窥熟睡中的列奥诺拉，终于被泮德顿上尉发觉并当场遭到枪杀。

尽管作品对畸形人物及其心理、行为的深入探索最初招来了众多非议，却使作者从此以“哥特作家”而闻名。

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1943）围绕沉闷的南方小镇上两男一女之间的三角关系展开叙事。

个性和外表颇为男性化的爱密利亚小姐是小镇上最富有的女人，为人冷漠苛刻。

几年前，镇上的恶棍青年马文·马西曾经迷恋上了爱密利亚并决心为了她痛改前非；不料，他在婚后十天内受尽了被冷落的屈辱并最终被赶出家门，不久便因谋杀和抢劫罪坐牢。

直到六年以后，李蒙被出狱归来的马西吸引，两个人联手处处与爱密利亚作对，爱密利亚只得同马西约定日期在咖啡馆决斗。

幻灭的爱密利亚过起了隐居生活，小镇重新恢复了原先的沉闷状态。

《婚礼的成员》（1946）与《伤心咖啡馆之歌》一同被评论界誉为麦卡勒斯最杰出的两部作品。

该作品采用了青少年成长小说的传统模式，集中叙述了十二岁的南方女孩弗兰西斯·亚当斯四个夏日的经历。

弗兰西斯是小镇上珠宝匠的女儿，穿着行动都象个假小子，常常为自己高出同龄人一头的个子感到苦恼。

她梦想远离气候闷热、气氛沉闷、生活单调乏味的南方小镇到异国周游探险，同时也渴望着成为某个群体的一员。

婚礼那天，弗朗西斯眼巴巴地看着新郎新娘离去，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向他们透露自己的计划。

失望中，她连夜逃出家门，本想搭乘过路的货运列车离开小镇，却由于行动失败而在大街上游荡，结果被警察发现，通知父亲将她领回家去。

秋天，约翰·亨利痛苦地死于脑膜炎，贝伦妮斯辞职再婚，弗朗西斯也要随父亲搬家了。

小说结尾处，弗朗西斯在粉刷一新的厨房里做三明治，等待新朋友玛丽·利特尔约翰来访。

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对于那类情感特别丰富和精神畸形变态的人物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并且总是在小说中将其塑造成为一个个神经质式的凋零者，总是由于精神得不到解脱而离开人世，并且总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回肠荡气之感。

二人之孤独与爱之无能构成了贯穿麦卡勒斯所有主要作品的基本主题。

麦卡勒斯本人在1957年曾经写道，“我想，我的中心主题是精神隔绝主题。

当然，我总是感到孤独”（Carr 305）；另外，她在1959年发表的散文“开花的梦：写作札记”中再次提到“精神隔绝是我的大多数创作主题的基础。

我的第一部作品与此相关，几乎全部有关，此后的所有作品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涉及到它。

爱，特别是一个无力偿还或承受它的人的爱，是我选择作为表现对象的怪诞人物的关键所在——那些人身上的生理残疾象征着他们无法爱或被爱的精神残缺——亦即他们的精神隔绝”（McCullers 280）。

此后，“精神隔绝”便往往作为关键词频频地出现在麦卡勒斯评论中，其结果不仅把麦卡勒斯的作品变成了一个主旋律的多个变奏体从而使其创作主题范围显得狭窄单一，而且使作品超脱了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成为普遍人性的象征和永恒真理的符码体系。

“新批评”对麦卡勒斯评论造成的决定性影响，可以具体归纳为以下三点：其一，“新批评”导致评论界长期忽视了麦卡勒斯作品在具体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意义，以至于作者对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二战前后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立场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从而导致作品主题的误读。

如詹姆斯所言，“新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层面屈从于文体特征和模式：主题的概念不再象以往一样被认为来自于戏剧性冲突之中，而是被片面地理解为对文本衍生的反讽和悖论的陈述（James 7）。

尽管在《心灵是孤独的猎手》发表后还不到一个月，麦卡勒斯本人就公然宣称这部作品是“一个针对法西斯主义的讽刺寓言”（Paterson 11），但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在当时的衰落使作品的政治色彩没有引起评论界的足够重视，这方面的评论不仅寥寥无几而且评论者对作品的“无产阶级内涵”几乎全部采取了否定或者不屑的态度。

著名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虽然肯定了麦卡勒斯对黑人个性和境遇的人性化描述，却也只是把着眼点放在了作品的文体特征和神话原型分析上面，而对作品的社会意义仅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直到1971年，赖特浅尝辄止的关于这部作品的自然主义成分问题才在约瑟夫·R·米利查普的论文里得到深入阐述；而麦卡勒斯本人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讽刺寓言”的论断到1977年才被南茜·B·里奇放回到三十年代世界范围内民主与集权对抗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

其二，由于“新批评”的理论来源于诗歌批评实践，所以评论界对小说作品中的诗性成分给予了过度关注。

在这种影响下，麦卡勒斯小说的大量早期评论焦点都集中在作品的诗性特征上面，甚至有些评论家将她的小说描述为“抒情诗式”文体。

这样一来，作品的现实主义意义几乎被其象征主义寓意削弱甚至埋没掉，其直接后果就是场景描述和人物刻画被剥夺了历史文化个性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抽象寓意。

麦卡勒斯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提出的爱的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叙述者宣称，爱作为一种不可理喻的行为，其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处于不平等地位，难以沟通，前者虽然饱尝孤独的痛苦折磨却掌握着主动权，而后者则由于受制于人而产生恐惧和憎恨情绪；这个观点一直被公众当作普遍真理乃至警世恒言反复引用。

这种做法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以“新批评”为导向的麦卡勒斯研究大多忽视甚至割断了个人遭遇和生活感悟与机构化暴行二者之间的关联，诗性分析掩盖了文学作品的深层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