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中国政治的顶顶层设计问题
顶层制度设计
顶层制度设计顶层制度设计是一个国家或组织的基础，它涉及到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规则和原则。
一个良好的顶层制度设计可以为国家或组织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促进公平和公正的社会秩序。
以下是我对顶层制度设计的一些思考。
首先，在政治方面，一个完善的顶层制度设计应该建立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之上。
民主体制可以确保人民的意见被充分听取和尊重，在决策过程中具有平等的参与权。
为了保障民主的运行，顶层制度设计应明确选举的程序和标准，设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腐败和权力滥用。
其次，在经济方面，一个优秀的顶层制度设计应该倡导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
市场经济可以提供良好的资源配置机制，促进经济的高效运行和创新创业。
同时，公平竞争的原则可以确保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防止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顶层制度设计应确立产权保护的原则，建立透明的市场规则和监管机制。
第三，在法律方面，一个合理的顶层制度设计应以法治为基础，确保公民的权益得到保护和维护。
法治是一个国家稳定和公平的基石，它保障了公平的司法程序、公正的判决和有效的法律执行。
合理的顶层制度设计应确立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强调法律的可预见性和公正性，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平等和公正的待遇。
最后，在文化方面，一个良好的顶层制度设计应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共享。
多元文化的交流可以促进人们的互相理解和尊重，拓宽视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顶层制度设计应鼓励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公平的机会和资源，让每个公民都能参与到文化建设中去。
总之，一个顶层制度设计的目标是为国家或组织的稳定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它应该建立在民主与法治、市场经济与公平竞争、法律与公正、文化多元交流的基础之上。
这不仅需要政府的智慧和决断力，还需要广大公民的参与和支持。
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公正、公平、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郑永年：不改革
在任 何社 会 ， 改革都 可 以分解 为政 治 、 济和社 会 各个 经
此外 ， 社会 改革也可 以为深 化经济 改革 和可持 续 的经济
方面 。 从改革 的步骤来看， 罗斯和东欧 是一步到位的综合改 发展提供 新的动力。 俄 长期 以来中国的经济增 长是 出口外需驱动
成 为新型 的农 村社会 。 除了 统意 义上 的农 民 ， 传 农村 出现 了 大 革 。 量 的乡镇企业 工人 。 之后 ， 着城市 改革的开始 ， 出现 了 随 又 大 社会改革 要选 择合适 的时机 。 综合国 内各种条件来看， 我
量 的农民工 。 今天 ， 中国农村 已经出现极其复杂 的社会 阶层 结 们现在 的时机 很好， 一定不 要错过 这个战略机遇 期 ， 不要等到
中国下一步 的改革突破 口在哪里？
进步？ 因为我们的社会 保障制度 建设 落后 ， 老百姓不 得不通过
储蓄来 自己解 决社会保 障问题 。 而且新 的 “ 三座大 山” ——住
我们 发现 ， ０ ２ 中共 十六大 以来 的改革 围绕着 两个 重 房、 ２０年 医疗和教育 ， 让普通 人不敢轻易消费。 因此 ， 社会改革 的推 可 居 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意愿， 为 大 目 ， “ 学发展” “ 标 即 科 和 和谐社会 ” 科学发展 观不仅是 要 进， 以减轻城 乡 民的压力， 。 改革迄今 为止 的经济发 展模式 ， 而且也 是实 现和 谐社 会的 途 内需型 经济 的成长提供 动力。 径和 方法 。“ 谐社会 ” 和 是社会 改革 的 目 。 标 社会 改革 的核 心 在于社会 制度 建设 ， 括社会 保 障、 包 医疗卫 生、 育、 教 住房 保
上与下 顶层制度设计
上与下顶层制度设计一、前言上与下的关系是社会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不仅关系到权力分配、资源配置，更是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制度设计中，如何处理上与下的关系，平衡各方利益，确保权力不被滥用，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文将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三个方面，探讨上与下的关系，提出相关的制度设计建议。
二、政治制度设计1. 领导层选拔机制在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复杂性时代，选拔高级领导干部的标准必须更加科学化，有序化和合法化。
通过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干部选拔机制，降低人为干预和腐败的可能，使选拔出的领导干部更具有担当精神和责任感。
2. 权力监督体系建立健全的权力监督体系，包括多元化的监督主体、有效的监督手段以及规范的监督程序。
增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以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行为的发生。
3. 参与决策的机制建立多元化的参与政策决策的机制，包括广泛的社会团体和公众的参与，增加政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减少一切可能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三、经济制度设计1. 资源配置公平性建立公平的资源配置机制，保障社会各阶层的合法权益，减少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增加社会公平和正义感。
2. 企业治理建立健全的企业治理结构，强化股东、工人、管理层的权利，保障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协调，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和稳定性。
3. 市场监管机制加强市场监管机制，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和有序，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社会制度设计1. 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包括教育、医疗、社保等，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公平化，减少贫富差距，增加社会和谐性。
2. 社会治安保障加强社会治安保障体系，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增加社会稳定和秩序。
3. 文化传承和创新加强对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支持，保护民间文化和历史文化，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创新发展，增强国家软实力。
五、结语上与下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制度设计是保障两者关系良性互动的重要手段。
中特答案
一、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应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1）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从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后经过不断丰富和发展并形成了一系列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其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2）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一个国家实行什么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想都尝试过但都未能成功。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迅速发展起来了。
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二、美国学者查尔斯·德伯在《中国：超级社会主义还是超级资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发展隶属于亚洲模式，而“亚洲模式是一种混合体，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社群主义混合起来”，“在某些表现形式上，中国同时是最无情的资本主义和最公开的社会主义。
”请针对这一观点发表你的见解。
答:中国和东亚国家同属大中华文化圈，在发展道路上有相似之处，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事实上有政府主导，重视儒家价值观对社会的整合作用。
但中国道路与东亚道路仍有很大的差别。
经济上，中国是公有制经济占主导，东亚多数国家是私有制占主导；政治上，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东亚大多数国家实行资本家阶级专政；文化上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东亚多数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国家资本主义是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控制、支配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郑永年：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郑永年：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作者：暂无来源：《华声·观察》 2017年第22期虽然长居新加坡，但郑永年每个月至少来两次中国，或参加论坛，或到各地考察，也会在媒体上露面。
不过，他平时最爱独处。
只要人在新加坡，便每天早上6时45分准时起床，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读书写作生活。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也不爱旅游，我在新加坡每天都按固定的时间生活，有点像部队生活”。
55岁的郑永年腰杆笔挺，说一口带有宁波腔的普通话，甚为健谈。
聊到高兴时，还拿出口袋里的身份证，说：“我到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今年刚把户口放到了老家宁波余姚郑洋村。
”“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
”郑永年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隔一两周就会更新一次，里面记录着他的步行公里数，最多的一次走了71公里，一般走35到40公里，接近一个马拉松。
只要在新加坡，郑永年每个星期天早上8点多就会开始走路。
新加坡有个水库，那里环境很好，有树木挡着阳光，平均一小时走6公里，中午吃个饭，走到下午三四点结束。
年过50后郑永年觉得一周休息一天，走路是比较好的运动了，因为在他心中，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
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
郑永年爱走路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走马拉松和跑马拉松不一样，走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没有目标，能走多少走多少。
他从来不喜欢比赛，也从不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
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给他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
“自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竞争”。
大多数时候是独行，有时候也有人相伴，只是大多数人都走不了那么远，所以经常走着走着就剩郑永年一个人了，边走路边思考问题，成为了郑永年的习惯。
“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1962年，浙江余姚的郑洋村郑家迎来第七个孩子郑永年，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的老郑和妻子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中国政府与政治》单元自测题目（一）参考答案
《中国政府与政治》单元自测题目（一）参考答案《中国政府与政治》单元自测题一一、单选题。
1.《代议制政府》的作者是英国自由主义理论家（ D ）A.卢梭B.孟德斯鸠C.洛克D.密尔2.“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是（ A ）的名言。
A.亚里士多德B.孟德斯鸠C.霍布斯D.休谟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的核心问题是（ B ）。
A.政府职能问题B.国家权力问题C.政府选举问题D.政党政治问题4.提出“政治学是研究受权力分配和运用的影响下的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的学者是（C ）A.马克斯·韦伯B.威廉·布卢姆C.戴维·伊斯顿D.罗伯特·达尔5.（B ）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
A.毛泽东B.邓小平C.江泽民D.胡锦涛6.政府组织具有（ABCD ）共同特征。
A.权威的广泛性B.成员的非自愿性C.暴力的垄断性D.权力的合法性7.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有阶级的社会有（ABCD ）阶段。
A.奴隶社会B.封建社会C.资本主义社会D.社会主义社会8.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制定于（ A ）年。
A.1954B.1975C.1978D.19829.人民主权原则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 C ）提出来的。
A.孟德斯鸠B.戴伊C.卢梭D.马基雅维利10.与西方国家以分权制衡原则作为国家组织及其活动的方式不同，我国的国家组织及其活动方式是（ C ）A.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B.人民主权C.民主集中制D.行政首长负责制11.我国到目前为止出现过（ABCD ）部宪法。
A.“五四宪法”B.“七五宪法”C.“七八宪法”D.“八二宪法”12.宪法的一般性质是（ABCD）。
A.规范性B.自愿性C.强制性D.科学性13.宪法具有（ABC ）自己的特殊性质。
A.至上性和根本性B.原则性和全面性C.民主性D.规范性和强制性14.我国宪法的原则可以归纳为（ABCD ）。
A.人民主权原则B.基本人权原则C.法制原则D.民主集中制原则15.中国宪法的特点是（ABCD ）.A.坚持四项基本原则B.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C.坚持改革开放D.坚持精神文明建设二、判断题1.中国现行宪法是由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以及国旗、国歌、国徽和首都等五个部分。
郑永年：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郑永年：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作者：郑永年来源：联合早报来源日期：2011-3-29本站发布时间：2011-3-29 22:33:04阅读量：377次在人们意识到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很多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
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
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
各级政府官员，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
这是令人担忧的。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
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
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
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国家不成熟民主政治、或者具有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
今天，从欧洲、北美、日本到其它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
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
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应自己，需要比较大的改革。
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
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
西方的制度本身都还在演变。
郑永年先生站着说话不腰疼
郑永年先生站着说话不腰疼附：郑永年：中国已进入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导读】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先生批评中国知识界热衷于炒概念，对政策研究并无贡献。
中国的政策制定不当或者执行不力，应该怪知识界吗？郑永年犯了三个错误：高看了知识界，逻辑错误和避重就轻。
有些事情，何必非要抖出来？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这两天，微信朋友圈广泛流传着郑永年先生的一篇文章《新加坡任职学者批中国学界知识短缺：都在炒概念》。
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是海内外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因此他的批评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郑永年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学界的有效知识供给不足，都在忙于论证政策和炒概念。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既过瘾，又粗暴。
因为广大看客们满足了亲临刑场观看犯人枪毙的快感，而且是向来高高在上的知识界被整体枪毙，自然让他们感到无比过瘾。
因为文章从整体上否定了中国知识界对政策研究的价值，让那些真正做了贡献的有名英雄和无名英雄都被迫陪葬，这种以偏概全的批评显然过于粗暴。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和一个智库研究者，我难以认同郑永年的批评。
中国的政策研究有没有用，什么时候有用，这不是“皇帝身上的新衣”吗？有些事情，非要我们说出来么？说就说吧。
先从郑永年的批评内容说起。
郑永年以当下最流行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无所不包的“杂货铺”为切入点，首先说明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严重的有效知识供应不足。
其它批评案例包括：经济学界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经济学界没有提出应对国企改革、医疗体制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方案，没有指出2008年政府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不良后果。
进一步，郑永年认为有效知识供应不足也存在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学科。
他特别举例说，“三个代表”理论在实践上不能到位，就因为缺乏足够的政策研究。
“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未能有效实施，也是因为中国学界没有提供有效的知识支撑。
十八大之后，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知识短缺的现象更为严重，例如“一带一路”战略被严重泛化和庸俗化。
“北京共识”的解读和“中国模式”定位思考
“北京共识”的解读和“中国模式”定位思考一、对“北京共识”的重新解读“中国模式”作为学术热点问题是基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而真正把“中国模式”带入到国内外学者理论研究视野的则是 2004 年由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作为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客观总结与评述，雷默在文章中把“北京共识”系统总结为三点内容，即：创新与试验、以“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战略，以及积极捍卫国家利益与发展非对称国防.显然，在一些学者和观察家的眼中，“北京共识”是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经济政策观---“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出现的，在此基础上，许多国内学者和西方左派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观指导下东欧与独联体国家“休克疗法”的失败以及转轨衰退的强有力回应，进而提出“北京共识”及其所隐含的“中国模式”,是超越于“华盛顿共识”的当代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成功理念和模式.显然，“北京共识”的提出无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还是对转型国家的理论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我们也应当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审慎地分析“北京共识”所存在的局限性。
首先，对“北京共识”过于乐观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与苏东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绩效差异的比较，后者的转轨衰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归因于“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的失败。
尽管后者的转轨衰退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激进主义的经济体制转轨方案无法摆脱相应责任，但这里仍然存在着对“华盛顿共识”本身的曲解和误读。
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所总结的“华盛顿共识”最早包含诸如加强财政纪律与调整公共支出等十项基本内容①,而随着“华盛顿共识”作为一项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的经济改革与体制转轨方案，“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已经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其中，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政策两极化，被看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国际垄断资本自身利益最大化所服务的---这两项新增的内容既非“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本意，也无从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在短期内建立起健康、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
正确理解顶层设计的内涵与要求(完整版)
正确理解顶层设计的内涵与求（完整版）(文档可以直接使用，也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使用,可编辑欢迎下上层正式提出并首肯了顶层设计概念，既是针对社会对改革期望的一种回应，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根本性制度变迁和最终确立方式的一种明确，更是对深化改革作出的一种当担和承诺。
从社会对深层次问题进行改革的呼声来看，顶层设计隐喻了几个方面的关键词需要明朗化。
关键词之一，顶层深化共识。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那么顶层对改革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必须达成一致并不断深化。
改革至今，已经不再能摸着石头过河了，改什么，如何改，重大的改革理念、目标手段、根本的改革方向等方面应当明确。
首先，顶层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方向上要达成共识，进而在目标与路径、过程与结果中达成对应关系。
另外，改革还在路上，改革需要再次突破也是需要达成的共识。
在社会管理方式和国家治理模式等重要方面的观念更新上要达成共识，进一步激发社会发展的自动力和潜力。
政府职能围绕维护公平公正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政府控制和利用公共资源的方式收缩到公共财政层面上的认识需要统一。
凝聚改革共识，应当在利益多元化和话语多层次的基础上形成协商对话机制。
在改革重大问题上努力达成思想统一，改革的行动合力就会更大。
关键词之二，顶层直面表白。
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更是回归之路进退之中的调整。
与前改革时代相比，现代社会结构、科学技术、治理方式和制度环境等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是一个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置身于这一社会发展进程之中，自然也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并与之相适应的过程，而改革在许多方面应是一个回归之路，需要向民众传达真实的信号，尤其要撇开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虚假观念和虚幻的承诺，否则遗留的虚假观念与改革期望形成的落差一起会阻碍改革的推进。
改革既是观念的更正，更是真实制度的改进，要让社会回归真实、回归本原，让民众回归自我、回归理性，让制度向人权保护和法治建设演进，不断完善保障有效的私有财产制度和民主平等的公共政治制度，实现颠倒之颠倒。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均衡”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均衡”作者：王哲来源：《中国报道》2024年第08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为世界所瞩目。
为期4天的会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日前接受了《中国报道》记者专访，围绕全会的重大意义和目标任务等大众关切的热点话题进行了解读。
“改革”“发展”“开放”“高质量”“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是《决定》中屡屡提及的高频词。
“中国保持40多年高速发展，是世界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
”郑永年表示，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和国家工作重心正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路线；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然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
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也就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中全会围绕着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改革布局。
党的二十大设定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就是‘改革—发展’的逻辑，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三中全会就是针对这一目标提出了‘行动方案’，解决怎么做、谁来做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来说，三中全会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会议。
”郑永年表示。
“现代化包括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人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现代化。
”郑永年认为，物质现代化是纵轴，人的现代化是横轴，制度现代化是变量，要看哪一种制度能协调好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政治均衡发展、提升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感、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现代化。
郑永年论中国改革
记：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社会改革的路径通往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并由此通往“好的民主”?
郑：对于国家制度的建设，社会改革非常重要。我想，中国，创造财富的机制它已经找到了，就是市场经济。现在无论是宪法、党章，都承认和保护这一点。现在缺乏的是，怎么样保障创造出来的财富，怎么样把中产阶级保护起来，使得它继续壮大。改革的早期提小康社会，现在提全面小康社会，我的理解就是要把中产阶级做大。中国可以不用中产阶级的概念，用全面小康社会来代替也是可以的，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怎么样把所谓全面小康社会保护起来呢?就要通过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改革的成果，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进一步的改革，不能把改革的成果、财富和成长起来的小康社会保护起来的话，它会流失的。
记：按照“三步走”的逻辑，社会改革的第三个功能是不是应该与政治改革有所连接?
郑：社会改革的更深一层意义，就是要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基础。这一块我是非常担忧的。中国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有些武断。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坏的民主比什么都坏。我们看民主时，不能光看欧美好的民主，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有些国家的民主，更像是劣质民主。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民主化了就是优质的民主，而不是劣质的民主。
但是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果和两党制一配合，这种民主形态是最糟糕的，刚好把社会一分为二。泰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农民选举出来的总理，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的，农民不承认，整个社会一分为二。所以，中产阶级很大的一个社会，多党制是可以稳定的。而高度分化的社会，多党政治一来，就是非常劣质的民主。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有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辅助性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辅助性的，社会改革也有，也是辅助性的。这个过程非常好解释。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长大了，就出现私有产权的问题。所以开始修改宪法，承认多种所有制，承认私有产权，到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个是了不起的变化，使得共产党从以往的革命党开始转向执政党。革命党依赖的是工人、农民，不是一个包容性的政党，是阶级性的政党;现在开始向各个社会阶层开放，所有优秀人士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这是一种开放性的政党。我觉得，未来的历史看今天，这是共产党内部一个大的转型，即向执政党转型的开始。所以总的来说，90年代接受了80年代的教训，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配合得很好。
没有基层设计,顶层设计就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放权” ，“ 推进 大部 门制改革” ，“ 严格控 制机 构编制 ，
革 动力 仍在 基层 ，但任 何 局部 改革 都 无法 替代 新 一
轮 改革 的顶 层设 计 。我们 必须 牢牢 抓住 历 史 的发展
机 遇 ，加 强顶层设计和推 动。
主 动推进 改革 ，
张 占斌 在 《 人 民论坛 》
： 计
究竟 实行什 么样的 民主模 式，尤其 是怎么过渡 ，保证 局面可控 ，是个 大 问题。 三是 民众 普惠原则。 改革有 序进行 ，在很 大程度 上取决于 改革 能否给广 大 民众 带 来看得见 的直接利 益。在 民众利 益得 不到应有改善 的 情况 下启动政 治改革，就 可能带来社会 的激烈振 荡。
点 ，都 是通 过 改变 共 同利 益 的 多重性 ， 强调 政 府 与
公 民互动。
方 面需要互相配合。在很大程度上 ，基层设
得 比顶层设计容易。如果说顶层设计 涉及 到
民主 ，那么基层设计更 多的是关 乎 “ 人 民民
社会 民主。
建立独立反 腐机构 的必要性及 其影 响因素 提 升政府效 率 ，先要补齐 “ 短 板
达
政 治体 制改革相 比于经济体 制改革更难
《 大众 日报 》２ ０ １ ２ 年ｌ １ 月１ ４日刊登谢 春涛 的文 章 。他 指 出，政 治体制 改 革相 比于 经 济体 制 改革更 难。经济体 制改革调整 的是人们 的经济利益 ，政 治体 制 改革调整 的却是 权力 ，涉及对 象更多是各级领 导干 部。调整权 力是一件非 常复杂和 敏感 的事情 ，比如深
次 自我革命 ，其难度 可想 而知 。但 同样 应 该 意识
改革永无止境
个 ，还是 可以 的。但从 目前上海 自贸 区透露
出来 的信 息看 ，改革 的力度还 不够大 ，吸引力
还远远不 够 。方 向和思路 已经有 了，虽然能不 能 做成 是 一 回事 ，但 压 力 在那 里 ，挑 战 在那 里 ，所 以你必须去做 。 《 同舟共进 》 ：那么这里有没有通过 再调 整政 府 间关 系推动 改革的意思？您 觉得 继续单
利益集 团都会 跳出来反对 。温州不 是搞 了金融 改革吗 ？也 没看 到有什么值得关 注的变化 。其 实温州 的民间金 融基础非常好 ，远 比上海好 ，
浙 江的舟 山都发展建 立 自贸 区 ，情 形就大不一
样 了。其实可 以把这 些 区域整合起 来 。我觉得
资金 也 充 足 。但 看看 温州 金 融 改革 的现状 ，
沙都 可以 。福建平潭 、浙江舟山也在 申请 。为
什 么不在 这些地方建立 自由贸易 区，这就 和中
央与地方 的关系有关 了。如果 我们把上海整体 体上还要 比广 东强大一些 。另 一方面 ，可能也 待第二 波 自由贸易 区 ，我个人 觉得有条件 的都
系 ，但 核心还是 围绕李克 强总理所说 的升级版 看作一个 利益集 团的话 ，上 海这个利益集 团整 经济体制 改革是从 １ ９ ７ ８ 年 开始的 ，但仅是经济 考虑到港澳 的利益 。现在很 多地方都 在积极等 体制改革 往前改 ，逐 步就 感到改革改不 动 了。
一
个 国家 ……很 快可 以发展起来 ” ，最终争取
种 办法 。另一 方 面也 是 国际经 济发 展 的新 伴 关 系协 议 ），中国也有 自己的构想 ，谁有发 言权 ，谁 就有 经济 主导力 。对 中国而言 ，要搞一 个Ｔ Ｐ Ｐ
恐怕是没 有这个力量 的 ，不 过在 自己的国家搞
中国的决策机制与决策过程
中国的决策机制与决策过程决策是指在特定背景下做出选择、作出决断的过程，它关乎国家、组织或个人的发展与利益。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决策机制与决策过程的独特性备受关注。
本文将探讨中国的决策机制与决策过程，并分析其特点与演变。
一、决策机制中国的决策机制可以概括为集体领导、顶层设计和科学决策相结合的模式。
这一模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特点，并注重科学决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1. 集体领导：中国的政治体系注重集体领导，决策权力分散且经过层层审议。
例如，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大决策经过讨论、协商和表决，以保证决策的共识和一致性。
2. 顶层设计：中国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注重顶层设计，即全面考虑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这意味着决策需要与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相契合，确保各个领域的政策和措施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3. 科学决策：中国决策过程中也注重科学决策，即依托数据分析、专家评估和实证研究等科学方法，进行决策依据的科学性论证。
这有助于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二、决策过程中国的决策过程可以归纳为问题识别、信息收集、方案选择、实施和评估五个阶段。
这个过程体现了综合考量、多方参与和持续调整的特点。
1. 问题识别：决策的第一步是明确问题与挑战，把握决策的目标与范围。
这需要政府和组织通过调研、咨询和反馈等方式，全面了解社会需求和关切，确立需要解决的问题。
2. 信息收集：在决策过程中，收集信息是关键。
政府和组织通过调查研究、专题报告、咨询意见等方式，获取与决策相关的各类信息，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
这有助于决策者综合分析形势，并为决策提供依据。
3. 方案选择：基于问题识别和信息收集，政府和组织制定多个可行方案，并进行综合比较和权衡，选择最佳方案。
这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政策目标、资源条件、利益关系等。
4. 实施：决策方案通过具体实施得以落地。
政府和组织需要制定实施细则、行动计划，并进行资源配置、监督管理等工作，确保决策的有效执行。
半月谈时事政治20：土豪城市.doc
半月谈时事政治2013：土豪城市【- 半月谈】广州市文广新局有关负责人日前约见媒体时”叫苦”：目前广州市没有设立单独的文物管理机构，文物处编制只有6人，要管全市几千处文物，很难管得过来;在资金上，今年5月1日实施的《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预计6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文物保护，但这笔钱至今仍未落实。
前些年，广东省提出要建设”文化大省”，相应地，广州市也提了类似的目标。
但就具体的落实措施来说，似乎与这个目标的雄心勃勃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举个与笔者工作相关的例子，广东省社科基金的资助力度，在全国最多排在中游位置，这与广东的经济大省的地位实在是太不相称。
我也曾与在本地文化部门工作的朋友交换过看法，他们一致的感觉是：对文化工作投入少，口头上重视，实际上不够重视。
看起来，文物保护面临着同样的窘境。
6个人管几千处文物，再加上相关资金不到位，缺人又缺钱，相关政府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疲于应付，或只能勉强维持现状，当属意料之中。
而近年来，广州市在文物保护方面屡屡传出负面新闻，比如有的文物建筑没有得到很好的维修和保护，有的甚至难以被纳入保护的范围，恐怕与此文物保护部门的各种资源捉襟见肘不无关系。
其实，这只是文物保护不受重视的表现之一，另外一种不重视，后果就更可怕了，那就是文物保护工作要为其他工作让路。
比如说，我们每每听到在城市建设中，文物建筑或历史建筑遭到破坏的消息。
从个案来说，这固然是某些个人或单位的行为，但这样的行为成为一种现象，那就说明公共管理的导向出问题了。
具体来说，这种导向主要是两种，一是财税导向。
一些地方政府热衷的是那些能够增加财税收入的事情。
只要是与此有关的项目，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二是政绩导向。
喜欢做一些宏大的、风光的工程。
要说广州不肯在文化上投入也有点冤枉，看看已经建成的广州新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筹建中的博物馆新馆、美术馆、科学馆等”大手笔”，就知道了。
但像文物保护这样的事情，一方面要花钱，另一方面轰动效应又非常有限，受到冷落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专家谈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基层做起——专访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顶层设计没有搞好，地方很可能就是小打小闹，不解决根本问题2011年全国两会大幕落下，有些地方值得回味。
一个工程学术语——“顶层设计”，正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新名词。
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称《建议》)中第一次使用该词，当时的表述是“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其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明确提出了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建议》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很看重这个提法，“‘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
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才谈得上其他。
”此次两会上，虽然诸多代表委员都认同，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是现阶段中国解决错综复杂矛盾的重要路径，但大家更关心的是，“顶层设计”如何从一个政治新名词变成渗透到各个领域中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基层动力。
长期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专家、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近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对“顶层设计”的内涵以及它对中国改革的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中国新闻周刊：看到“顶层设计”这个词，你当时有什么想法？许耀桐：这是中央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
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出来后，我就去查资料。
发现这个词最早用于工程技术行业，比如大的水电、核电工程，后来从自然科学领域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用于我们的改革事业，需要一个“顶层设计”。
它的英文是“top-down”，就是从最高层开始，站在一个战略制高点，弄清楚要实现的目标后，一层一层去设计好。
当代社会，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要有系统的观点，社会领域也是这样，尤其改革更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将这个自然科学的理念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是完全说得通的，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这其实是一个决策的问题。
人类社会的管理活动需要决策，在早期农耕时代，社会决策的常态可能是个别决策、感性决策、经验决策，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更加复杂，决策慢慢过渡到理性决策、科学决策、集体决策。
新闻速评
2012,再提改革导语：最近十年，是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十年。
然而现实是，在GDP高歌猛进的这十年里，改革躲在经济增长的光环下蛰伏不前。
（在来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之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先去了一趟广东，他被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请去参加一次内部会议。
）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的第一天，广东团的小组讨论会议上交流得最激烈的话题是“改革”。
一直以敢言率直著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再次“高调问政”，讨论行政改革与放权试点的问题。
汪洋表示，目前政府放权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会触及现有的法律法规，他希望能得到更高层面的支持，广东正在争取支持进行放权的试点。
汪洋还开了句玩笑——“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就在广东团小组讨论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刚刚作了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中53处提到“改革”，并且用了比往年更大的篇幅谈改革。
在逐条叙述改革的重点任务之前，用了两段话强调改革的迫切性，并指出目前改革的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
”温家宝这样表述。
“今年对改革的强调特别多，肯定与…两会‟之前社会对改革的呼吁有关。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邓聿文说。
在“两会”召开之前，2月27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撰写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这是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合作历史上首次重大而着眼长远发展的策略性研究报告。
在世行报告发布之前不久，《人民日报》2月23日发表了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文章表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我们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今年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改革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
悲观者认为这只是表面繁荣，形势并不乐观。
而乐观者更愿意把“邓小平南巡20周年”作为一个契机，推动近几年来停滞不前的改革越过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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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中国政治的顶顶层设计问题
（2012-08-28）
郑永年
专栏
近年来，中国面临“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的困难局面，因此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又更进一步提出了改革的顶顶层设计问题。就改革来说，顶层设计的概念的重要性是显然的。无论哪一个国家，改革的动力尽管也往往来自地方和社会，但无论改革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都要涉及到顶层设计问题。实际上，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顶层设计，只是发生在不同的阶段。改革是顶层设计，就是要先发制人，通过改革来避免类似革命那样的激进变化。而革命尽管是要推翻旧的体制，但革命之后仍然会面临顶层设计问题。
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顶顶层设计，概念提出来了，但如何具体化和细节化呢？没有具体化和细节化，这个概念就没有操作性，就没有可行性。从各国政治制度运作的经验看，顶层设计和顶顶层设计都涉及到两个相关的基本层面，即权力的结构和改革的政策。权力结构决定了改革政策的方方面面，包括能不能产生政策？产生什么样的政策？能不能把已经制定的政策推行下去？
中日民间矛盾因钓鱼岛主权纷争升级，中国民间再次出现抵制日货的呼吁和现象，你怎么看？
支持，就该如此
可以理性抵制，但不应出现打砸等暴力行为
反对抵制。应该通过谈判和外交手段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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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政治责任制最重要
顶顶层设计因此要满足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确立政治责任制。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传统的帝国制度和封建制度还是近代以来的专制和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最高层的政治责任问题。如果领导层的政治责任不能确立或者不明确，那么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政府）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问题。
郑永年: 中国政治的顶顶层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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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面这两个条件适用于历史上任何政治体制，那么在近代以来，因为民主化，顶层设计还必须考量到更多的其它条件。至少有两个条件适用于越来越多的政治制度，包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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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相关的条件就是赋予领导者履行其政治责任的制度能力。政治责任确立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履行责任了。政治责任体现为政策，政策的执行需要通过制度来实现。这里，制度能力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层面，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政治责任就很难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其二是行政层面，没有有效的行政执行机构，政策难以执行下去，那么政治责任也只是空中楼阁。
天气预警信息未能及时有效传达
应急管理能力差，救援不及时
灾害中的市民表现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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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义上的顶顶层设计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改革，而且也是政治制度日常运作和政治生活日常进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领导者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在处理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而改革则更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改革就是要不断改革现存的政治体制，使得其不仅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现状，而且也有能力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