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的四个陷阱
中国社会发展的六大“陷阱”与三个定律
第三，保护主义、保守主义和“去全球化”风险上升。
第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面临的国内挑战：
第一，全要素生产力显著下降，主要表现就是利润总额和增幅 显著下降。 第二，货币信贷资金运用效率和资金流通速度显著下降。
第三，宏观经济政策边际效果下降。
第四，投资者对未来预期的信心不足，这可能是我国经济所面
福利社会陷阱
一些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应对贫富不均、社会收入差距 拉大的趋势，不顾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状况的制约，过早地 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结果导致财政赤字过大、国内 外债台高、就业率下降，进而引发高额通货膨胀、债务危机、金 融危机、经济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照搬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
第五，文化精神迷失方向，社会价值观日益单一化、极端化、 情绪化、表象化。
第六，“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发展中国家可能陷入“贫困性增长
陷阱”——你生产越多，出口越多，你的国际相对收入水平可能 越来越低。
第七，从国际政治方面，中国与传统大国可能陷入“崛起和遏制” 的相持阶段。
2、福利社会陷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 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 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
1987年超过 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
积。赤字与出口下滑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希腊的主权信用风险逐步积累，并
在本次经济危机中完全暴露出来。就欧盟而言，面临着科技水平很难短期内 提升和币值要保持稳定的双重挑战。
经济发展的四大陷阱和五大失衡陷阱德尔伯格
经济发展的四大陷阱和五大失衡陷阱德尔伯格1. 四大陷阱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存在四大陷阱，分别是：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塔西佗陷阱。
1、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出现一些不利的因素，而导致该国家无法实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这些不利的因素主要有：1）经济过度依赖出口。
2）技术进步主要依赖进口。
3）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
4）高度腐败5）社会不平等比如马来西亚，自2011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之后，经济发展就停滞不前，甚至有时出现倒退，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有很多国家甚至还没达到这一水平，就已经停滞不前了。
2、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一个新兴崛起的国家必定会挑战现有大国，而现有大国也会主动地采取手段应对这种威胁和挑战。
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雅典和斯巴达、20世纪的德国和传统西方强国。
3、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是由美国教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来的，指的是全球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够承担领导责任，则会导致全球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
就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世界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由于陷入经济危机，自顾不暇，没能接替英国的领导角色，结果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
4、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指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塔西佗的一种见解，他认为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都不会让人民相信，也就是当一个社会机构失去社会公信力的时候，那么它无论做什么事情或者发表什么言论都不会被人民信任，相反，都会被认为是做坏事、说假话。
五大失衡1、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充分就业人力成本过高，企业为了提高利润，转而引入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实现自动化生产。
对于企业而言，自动化生产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对于工业化刚有起色的国家来说，这会导致就业市场失衡，不充分就业现象严重。
2、固定投资增长过快，而有效需求不足。
中国社会颠覆性问题
中国社会颠覆性问题：贫富差距大腐败趋于恶化今天的中国已进入转型社会，转型就意味着风险，未来5-10年的改革举步维艰，政府责任也在加大。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走？要了解中国现实，必须认清转型与战略这两个关键词。
未来30年的改革，要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使中国社会变成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使每个人都有温馨感和安全感。
四大挑战“转型”意味着风险社会来临，包括对未来改革预期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强。
转型意味着风险社会来临。
我国风险社会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包括对未来改革预期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强。
未来5B10年中国改革举步维艰，政府责任也在加大。
我国进入转型社会，主要有四大标志，或者说挑战。
第一，政府威信在不断下降。
政府公信力下降必然造成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下降，我国未来的改革、发展、社会稳定等，都面临着严峻考验，需要花更大力气。
第二，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比较突出。
一些部门、组织、公共机构，以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为重，置国家、民族、人民和集体利益于不顾的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食品安全事故、拆迁事故等。
一旦组织不负责任，社会治理的难度就会加大。
所以，要抓责任机制。
第三，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
国外的思想家是出思想的，比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等。
现在我们研究问题，好多部门的领导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基本上是顾左右而言他。
社会主义又到了一个需要理论创新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学术界基本上是解释派。
在很多学者的研究实验里，把中国的现实系统排除在理论思维之外。
不能只有一个人在说真理性的话，其他人只对真理性的话做注释。
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我们的理论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有关。
第四，主体意识的崛起。
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样性转化，特别是微博出现后，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见解。
80后、90后的主体意识比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强得多。
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强大，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表征。
可是，很多人认为出现不一致会把社会搞乱。
古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现代化的新陷阱
现代化的新陷阱2019-10-15执⾏/罗满元策划⼈语1997年，有⼀位特⽴独⾏的⼥学者，在中国改⾰开放最前沿阵地的深圳蛰伏多年之后，抑制不住内⼼的激情与道义，写下了⼀本有关“中国问题”的书，让出版社“踌躇再三”之后决定出版。
1998年，适逢中国改⾰开放20年，这本书适时⾯世，迅即风靡全国，⼀时洛阳纸贵。
国⼈看了之后，如醍醐灌顶，⼀则为书中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的清醒和⼤胆⽽震撼，⼀则为作者所表现出来的正义、责任和良知的⼈⽂关怀⽽感动。
这位⼥学者叫何清涟，这本书就是许多⼈读过许多遍的《现代化的陷阱》。
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因为有“陷阱”⽽停下脚步。
在前进的路上，我们有时沉⼊了“陷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时闯出了“陷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更多的时候，我们认识了“陷阱”避免了“陷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个10年即将过去，在中国现代化的路上，⽼“陷阱”依然存在，同时出现了许多新“陷阱”。
如果全景式地描写和论述现代化的新陷阱，恐怕连续写10本书也谈不完论不透。
《时代邮刊》通过冷静观察，有了这样⼀个惊⼈发现：中国现代化建设如⽕如荼地进⾏，为每⼀个中国⼈的发展提供和创造了⽆尽的新机遇，可是，如果⼈本⾝的现代化没有实现，这些新机遇就成了现代化的新陷阱，许多⼈⼀不⼩⼼踏⼊陷阱，便沦为了现代化的“奴⾪”。
本期，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从“⼈”⾃⾝的⾓度出发，看看沦为现代化“奴⾪”的众⽣相，剖析现代化“奴⾪”产⽣的内在缘由，从⽽提出如何解放⾃⼰，砸碎镣铐，做现代化主⼈的现实路径。
科学发展，当以⼈为本；没有⼈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陷阱”并不可怕。
忠⾔并不逆⽿。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现代化。
（执笔/罗满元）起来！不愿做“奴⾪”的⼈们罗满元谁也否认不了，现代化是个好东西；但同时，谁也否认不了，现代化路上有陷阱。
我们渴望现代化、追求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享受现代化，可我们中的许多⼈总是喜欢给⾃⼰挖陷阱，然后把⾃⼰逼进陷阱，从⽽沦为现代化的“奴⾪”。
“现代性”的陷阱
道 德， 却需要适度 的超 道德 。摒弃 严 峻的道 德感 正是
“ 代 性 ” 陷 阱 现 的
鲁 小俊
（ 汉 大 学 文 学 院 ． 北 武汉 ４０ ７ 武 湖 ３０ ２）
“ 现代 性 ” 当代 学术语 境 中频 频 出现 的一个 概 是
念。 也是一 个在不 同 的学科 领域存 在着广 泛论 争和诸
渊” 之时 ， 老百姓哪里去 了？关羽是否把他们都转移 到
了山上 ？小说写 “ 樊城周 围 ， 白浪滔天 ， 水势益甚 ， 城垣 渐渐浸塌 ” 不知老 百姓 的房屋是否 浸塌？ 又如“ 葛 ， 诸
亮火烧新野 ” “ ， 刘玄 德携 民渡江 ” 小 说家藉 此表现 军 ，
以这一 晚近 出现且立 足于 未来 的话语 审视古 代作 品 ，
ｌ ８世纪以后 出现 的新 的时代 意 识 ， 现代 性 “ 现 了一 体
参与着国民性格 的塑造 。然而 ， 以现代性 审视他们 。 若 “ 英雄 ” 词则 要打 上几 个 问号 。一些 论者 如 李新 宇 一 等先生最不 能接受 的就是 ， 这些英 雄忽略 个体生命 的 尊严 ， 漠视普通生命 的存 在价值 。譬 如张飞 ， 关羽死 在
两 种核心 能力 ： 解的 能力 和感 受的 能力 。理角 的能 理 孚 力 与“ 礼义 ” 相对 应 ， 有 明显 的功 利 意味 ； 受 的能 带 感 力 与“ 人心 ” 相对 应 ， 有明显 的超 功利 意味。而 以往 带
后果 的情感方式 ， 并非表明作者不能深谋远 虑 ， 而可能
是厌倦 了那种周 而 复始 、 陈相 因的理性 的干预 。诗 陈 与 热情的世 界需要 一定程度 地排除 理性 的干 预 ， 尤其 是那种世故而功利 的理性 的干预 。纯正的趣 味不是反
哈贝马斯的_现代性_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2008·6一、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18世纪被后世学者视为现代主义的开端。
启蒙运动启动了现代性的快车，工业化的车轮飞速滚动，科学主义凯歌猛进，理性主义旗帜高扬，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逐渐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核心。
文明从那个年代开始真正张开了它的双翼（物质与精神），施展它从未有过的抱负。
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不得不叹服人类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然而，当我们冷静地用古希腊哲人“好生活”的标准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文明时：我们无法忘记昔日那两场旷古罕见的世界大战，现代性能够保障永久和平吗？甚至今天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生态危机都或多或少地与现代性粘连到一起。
20世纪60年代，西方卷起了一场后现代主义的飓风，旨在消解资本主义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生活和生存环境诸方面的压力和危机。
它有如“一股强劲的台风，以摧枯拉朽之势，把传统的哲学连根拔起，视为‘敞尿徒’，抛之荒野；又如一把利剑直接刺向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弊端在文化领域暴露无遗”[1]。
反对同一性、拒斥总体性、克服本质主义、去中心化无疑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旗帜鲜明的时代立场。
在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看来，“后现代”不应理解为和现代断裂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它不是位于现代之后而是隶属于现代的一部分。
后现代主义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
“后现代主义的‘后’字意味着一连串历史性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以清楚地确定。
‘后’字意味着一种类似转换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
”[2]依照这种理解，哈贝马斯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只不过他不矜持于名称的新颖，依然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而已，而反思“现代性”一直是其矢志不渝的工作。
哈贝马斯是后现代主义阵营里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尽管人们对他是否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存在争议，但涉及后现代主义都无法绕开哈贝马斯。
任何对现代主义的介绍，都不能忽略他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批判。
简述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并分析其成因
谢谢观看
《“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与跨越路径研究》是2019年12月1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 图书，作者是潘恩阳。
参考资料：中等收入陷阱：基于经济转型与社会治理的理解
《中等收入陷阱：基于经济转型与社会治理的理解》是2018年3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作者是郑之杰。
参考资料：四大陷阱
四大陷阱指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和气候变化陷阱。
简述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并 分析其成因
参考资料：民生经济概论
《民生经济概论》是201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内容介绍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 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 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 1、依赖初级产品的对外经贸战略与结构性失衡 对外开放战略，尤其是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被视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发展的 重要原因。外围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缓慢，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种不平衡的国际经济格局不利 于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参考资料：中等收入陷阱：来自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
《中等收入陷阱：来自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是2012年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郑秉 文。
参考资料：人口老龄化与“是2013年4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田雪 原。
参考资料：“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与跨越路径研究
内容介绍
传统制度包括土地制度、城乡财富分配结构与税收制度、政府行政制度与法制、社会阶层体系与 社会秩序等。 5、观念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产生脱节 这些观念和素质的差别正是地区经济存在差别的关键问题，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仅从供给 侧抽象地来看，区域经济发展就是本地人的观念和素质转变，经济发展过程就是观念和素质的转 变过程，再也没有其它的什么了。只不过这个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本地人在自己的实践中， 经过不断地学习、探索、挫折、反思与醒悟，才能逐渐实现。 参考资料来源：百科-中等收入陷阱内容介绍
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大陷阱
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大陷阱
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大陷阱”：“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最初来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
后被引申为一种社会现象，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中等收入陷阱：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奉行GDP增长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由于道德沦丧、法治崩溃、腐败与两极分化严重，迅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使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垄断国家资源、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国家大部分财富，造成国内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民族主体性削弱、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的状态。
修昔底德陷阱：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此说法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得出的结论，雅典的崛起给斯巴达带来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格雷厄姆·艾利森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
中国在踏上新征程之后又面临着三大陷阱,国际上是“修昔底德陷阱”、国内是“中等
中国在踏上新征程之后又面临着三大陷阱,国际上是“修昔底德陷阱”、
国内是“中等
中国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从一座垂直管理的国家到现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一座
自由经济国家，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
其中最为突出的三大陷阱分别是“修昔底德陷阱”、“政府腐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介绍的是“修昔底德陷阱”。
这是指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需要投入更
高的资金来支援更多的护态结构，但是却会遇到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情况。
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市民收入也会越来越高，消费减少，消费更多的是“非必需消费”，虽然能增加经济消费，但又比实际经济投入更慢，如此造成了“修昔底德陷阱”。
其次介绍的是“政府腐败陷阱”。
公谋的大部分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这也带
来了政府腐败市场上的把控。
虽然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做出大量的努力，推动政府腐败情况降低，但是面对如潮资本之流带来的诸多影响，政府也最终处于被动地位。
最后介绍的是“中等收入陷阱”。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而来的不仅
仅是中国经济中“有钱”阶层，同时也加大改善老百姓生活的负担，给老百姓也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前不久，中国财政部长汪的拉强调要抓住机遇，以更高的质量和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以把中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攻克。
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已经成功地从另一个陷阱中解脱出来，但中国仍然面临着新的考验，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去克服新的陷阱，以改善社会结构，并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期待中国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走向更加繁荣安康的明天。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对总结国际经验有重要意义。
可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
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笔者认为，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
“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
这 里 的软政 权 化 代 化过 程 中 的综合 现 象 软症 题
。 ,
,
指 的 是发 展 中 国 家 在 现
、
由 于 无 法 在 这 些 后 发 展 国 家 内部 找 到 点
”
支撑
旧者
,
行 政 命 令贯 彻 能力 的退 化 我 们也 可 以 把 它 称 之 为
“
行政
或 载体
,
从 而 同样 无法 运 作
“
契 约 来进 行 资 源配 置 的 机制
来 整 合 那些 从 国
。 ,
又 必 然会 利 用 自 己 垄 断 的
,
家控 制 中脱 离 出来 的社 会个 体 与群 体 换 言 之 有力 量对 社 会个 体 与 群体
( 它 们 刚从国家
各 种资 源 和 手段 非 法地 获取 既 得利 益 软政 权 化
“ ”
就 是放 松 对社 会
,
以 鼓 励 自 主 的社 会 的发 展
这
软政 权 与分 利集 团 是 现 代 化 过 程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放权 让 利
也成 为集权 主 义 政 体 政 策 创新
。
失 范综 合症
的两 个 不 同的侧 面
。
。
它们
的基 础 和 实 现 现代 化的 必 要 条 件
于
,
互 为 因果 在的
“
相互 依 存
重估 中 国 现 代 化
调 动 社 会 与 个 人 的利 益 机 制来 重 建社 会 与 国 家 之 间 的结 合力 和 凝 聚 力
, ,
传统 集 权体 制 推行 现
,
中 国 现 代 化 的两 种 前 景
人生有四大陷阱是什么
人生有四大陷阱是什么人生有四大陷阱是什么?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若能跳出四字外，不是神仙亦命长，可见，这酒色财气，便是人生的四大陷阱。
俗话说：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
若能跳出四字外，不是神仙亦命长。
可见，这酒色财气，便是人生的四大陷阱。
陷阱不是危害，陷阱需要掌握一个度，掌握好了，便是有益，把握不好，便是危害。
自古以来，酒是一种文化，是文人雅客的嗜好，也是待客的必备之物。
但酒也是穿肠的毒药，酒喝的’多了，会给人带来健康上的问题。
酒是好东西，人在高兴时，喝酒可以助兴，人在悲伤时，喝酒可以解愁。
酒也是坏东西，借酒浇愁愁更愁，酒精会麻痹人的思想，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令人后悔莫及的事。
酒本无过，少喝强身健体，还能增进友谊，多喝误事还影响健康。
酒是陷阱，但酒并不是危害，只是人需要克制自己，可以不借，但要有节制。
色是刮骨的钢刀。
世人皆色，因为有男女之分。
但是，色也有度，超过那个度，那便是有害的色，不仅害了别人，还害了自己。
色，就像玫瑰一样，远闻是幽香的，近触便是扎手。
色有度，便万事大吉，色无度，便自取灭亡。
记得，色字头上有把刀。
自古以来，美色便被认为是误国的根本，因为美色，才让人没有上进心。
可是，美色并没有罪，而是人类的克制能力比较弱罢了，色不可没有，更不可贪。
钱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不能没钱，没钱就意味着连自己都无法养活。
人，就要有点钱，有钱，就有生活。
钱同样也是灾祸的根本，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些人为了钱，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一些的想要得到钱，最后钱没得到，人也因此死亡。
钱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
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毕竟钱乃身外之物，没必要为了钱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
努力赚钱可以，为钱不惜一切代价不可取。
人一生，有很多气。
做人要有志气，做事要有勇气，生活要有争气，为人要有豪气。
有气，才称得上是人，有气，生活才更有味道。
但气大伤身不养财，人可以有气，但不要太有气，凡事要有度，该忍就要忍，该涨就要涨，把气运好，把气控制好。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提出来的。
他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贫富分化，分配不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一、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佣方必须有对等地位的谈判，出来打工的农民和城里的人都是单个的又是弱者，而雇佣他们的是大企业、是强势，谈判地位是不均等。
三、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
他们也是弱势，采购商是强势。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和师资力量城乡差距较大，再就是城乡社会保障体制，要一律平等。
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搞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
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中产阶级三个条件：第一当然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
让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越来越多。
从制度方面和技术方面入手，把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掀起创新、创业的高潮，防止出现停滞状态。
中国现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都表明了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
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三个特征
种把握和创造， 它具有一种不与历史妥协的自 主性以 中 代文学面临着多难选择；既反抗传统又张扬民 及 国现 族 不被历史化、 够不断重新创造反思 能 现代性的 主体自 性， 己。 既救亡启蒙追求 现代化又时时质疑现代性的陷阱。 、 ２ 由 于现代机械复制技术的 发展导致传统艺术品 “ 灵韵” 表现形式不同。 西方现代文学是西方传统理性大厦 倾倒
文学的 审美现代性与理性的 社会现代性不同，它不 忆中重构中国 现当代文学经验， 利用“ 琐事” “ 、 渣滓” 、
碎片” 来再造中国 现当 代文学经验整体。 仅仅从理性科学 等纬度考察现代性，更注重从个体、 “ 主 体、 美、 审 语言、 结构、 叙述等方面的 研究。文学现代性主
现代化现实 进程紧密相关。 １世纪对西方现 从 ９ 想、 常生活追求、 日 价值信仰规范、 心理模式 和审美体验 是 和中国
等。
Ｏ 磨砺， 年代的回 再到２ 世纪的重新 ８ Ｏ 归， １ 由 美现代性是稍纵即 现时新异性，其一半 推 ４年代的 于审 逝的 进，
是短暂、 逝、 易 偶然， 另一半是永恒与不变， 这就需要艺术 爆发， 显示了中 西现代文学的区别：、 语境不同 １历史 西 汲取营养， 地处理 现代性， 通过艺术眼光把飞逝留 使飞逝转化为 方现代文学既是对古典文学的反叛又从其中 住， 永恒。 文学艺术就是应用语言 对变化的 断裂的现在的一 作为审美现代性的重要代表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扣问； 而
中国国家崛起的十大陷阱
如果说在这种全球化模式中还有什么GDP质量的追求的话，那就是把草鞋编得更好更精美。全球化是许多国家GDP处于低水平循环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量的人财物被吸进了低水平的国际分工陷阱里，国民经济被导向到以他国草鞋市场为目的的经济运行轨道上，导致资源和资本的低水平使用。
第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崛起中的国家掘了一个贫困的陷阱
比较利益学说的初衷是提倡国家间互惠互利的分工，并认为这种国际分工有利于增进相关国家的财富。这本来是一个认为一定的国际分工有利于推动财富增长的理论，一个关于数量和分配的理论。但这个不涉及经济素质的提高、不涉及产业的进步、不涉及国家博弈的理论，却被全球化的推手们打扮成一种发展的理论。比较利益就这样被推到了极端，成为全球化这种“全球信仰”的理论支柱。一个关于数量增长的理论，被包装成一个关于发展道路的理论并获得崇拜。真理迈出的这一小步使她成了谬误。这一小步，成就了“固守落后就是发挥优势”的弥天大谎。这一小步把经济发展偷换成了经济增长。不过这一小步却包含着一个惊天的战略秘密：那些业已发达的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陷阱，一个叫做GDP的数量陷阱。
并认为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改变着这种状况，通过改革达到了充分利用这两个要素的目的。
在该书的作者看来，中国的出路似乎就在于发挥自己的低端产业优势和利用外国资本。这种误读中国发展道路的看法相当流行。
这种建立在比较利益学说基础上的发展战略是一种固守落后的发展战略。经济学家对比较利益学说和绝对成本学说有许多的批评，我们不打算在此重复。我们想着重从发展的角度，从国家博弈的角度，从后起国家崛起的角度来解析这套理论所隐含的发展道路的陷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利益学说。
第二，这套国际分工体系和学说为崛起中的国家掘下了一个永远落后的低水平陷阱
论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
论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作者：陈奇奇胡志洪来源：《卷宗》2016年第01期摘要：世界近代发展的历史表明，过去或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其许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原因，这些原因往往具有综合性，既有制度转型方面的障碍，又有资源配置方面的问题。
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转型成为高收入国家，必须借鉴各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找出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提出正确的发展方式。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1 提出背景“中等收入陷阱”由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在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展望中，也明确提出中国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纵观历史，很少有国家能从中等收入国家脱颖而出，成功转型成为高收入国家。
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丧失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缺少创新，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相比。
人均国民收入维持在1万美元左右徘徊不前，陷入中等收入的泥潭，久久不能跻身成为高收入国家。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肯定了一部分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提出了“东亚奇迹”的概念。
在大规模的经济竞争中，韩国和日本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与之相对应的是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
有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成为中等收入的国家，可是直至今日，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仍然在一个区间内徘徊不前。
具体来看，这些国家往往经济发展不稳定；科技创新能力差；贫富差距严重；对外经济依赖度高。
可以看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针对一些走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对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没有及时正确的解决，最终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的问题。
2 面临挑战中国改革开放37年，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GDP增速有所减缓，投资、出口、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家马车动力都有所衰减。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存在主义视角中的现代性陷阱与教师专业伦理的回归和发展
存在主义视角中的现代性陷阱与教师专业伦理的回归和发展作者：杨晓峰来源：《中国德育》2010年第03期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此在”是摆脱二元对立、先于主客心物之分、没有规定性的、原始状态下人的存在。
“烦”是“此在”的基本结构,即无处不在的与“他人”的纠结状态。
“烦”本是为“此在”的存在而“烦”,但在日常生活中,却被误解为与其他存在者类似的存在者,于是“此在”就失去了个性,不再独立地存在,而受到其他存在的制约,甚至被其他存在者所覆盖,成为非本真的存在。
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常人”状态就开始支配人的存在方式,引起人的平均化与平庸化,使人失去独立性,并进一步消解了人的责任,于是就会出现“此在的沉沦”。
[1]教师专业伦理是专业情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教育责任心、敬业精神和服务精神、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审慎行使自己的权利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理想的专业伦理发展趋势是:随着教师在职时间的延长和不断逼近“专家”境界,教师专业伦理也应该日臻完善,但这种期待的趋势却并不容易或者很难大面积看到。
除了部分教师能在时间流逝中不断砥砺自己的教育境界和教育能力之外,相当多的教师要么低效发展,要么鲜有精进,一些教师处于停顿甚至倒退状态。
常常看到新教师满怀激情走上工作岗位,但很快就不同程度地失去了这种激情,并在此后的教育生涯中沦为“常人”,职业能力缺失了创新之维,专业伦理趋向庸俗。
教师专业伦理的“此在”状态开始迷失,由“本真”状态滑向“沉沦”,须是由一系列的“烦”所引起。
一、现代性陷阱与教师专业伦理发展困境现代性不仅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物质环境与制度环境有关,而且蕴含着一系列现代性文化与观念。
其中,以科学、民主和平等为核心的现代意识,以壁垒森严为特征的社会分工,以优胜劣汰为导向的现代竞争,以制度建设为努力方向的问题解决方案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教师专业伦理建设有较大影响的“烦”。
(一)以科学、民主和平等为核心的现代意识对教师专业伦理崇高维度的冲击民主、科学和平等的过程同时也是消解权威、迷信和特权的过程。
中国应警惕三大发展陷阱
中国应警惕三大发展陷阱作者：辛向阳来源：《人民论坛》2014年第04期中国正处在改革深水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陷阱。
尤其是政治发展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陷阱，如何规避这些陷阱，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第一个陷阱，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党合法性的重要体现是让经济发展，工资福利能够改善，群众和党形成了“有福同享”的机制。
但是经济发展不可能是永动机，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速如果慢下来，我们就要在政治发展中解决与群众既“有福同享”，也“有难同当”的问题。
这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将来会不会演变成政治陷阱。
另外中等收入陷阱还带来一个问题，与以前二三十年相比，社会流动将呈现回落趋势，换言之未来年轻一代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可能机会会比较少。
要破解这个问题，就必须破除“特权”对各种机会的垄断。
现在中国社会和欧美社会相比，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国社会身份不平等问题比较突出，出现了所谓“体制内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系列难题。
第二个陷阱是“卢梭陷阱”。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如果社会上形成了大众利益的小集团，每个集团的意志对他的成员来说是公益，对国家来说就成了个别意志。
我们应该思考，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导致形成“利益集团政治”，利益集团会不会越来越突出地影响政治。
当前深化改革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会以什么方式影响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
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因此，如何防止党产生自身特殊利益，防止党成为像西方的一些所谓的“政党有限公司”，怎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另外，破解利益集团问题要解决重大公共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问题。
三大陷阱是指哪三大
三大陷阱是指哪三大
所谓“三大陷阱”是指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
塔西佗陷阱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的一个社会现象分析，意思是当政府作为社会公权力主体，在施政过程中因屡次出现失信现象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政府再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政策，社会都会给它以负面评价。
也就是说，不论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人民都会认为你是在说假话、做坏事，最后会导致信用危机甚至社会危机。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提出的一个社会发展概念，意思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其发展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二是出现贫富悬殊甚至社会动荡状况，自然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徘徊不前。
后一种结果就是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进入这种状态以后，人均国民收入一般徘徊在3000至10000美元，经济很难再向高的水平发展，而原来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却集中爆发，社会时常陷入动荡不安。
修昔底德陷阱是关于世界大国关系的一个概念，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挑战，这样战争便变得不可避免。
这一理论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
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多数以战争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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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性被引入中国。
五四以后，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中国走上了以反（西方）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导致现代性长期失落。
在80年代改革开放运动中，现代性重新被请回来。
90年代又出现了反现代性思潮，包括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学和新左派等。
现代性在中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遭遇，不断被肯定、被否定的命运，既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艰难曲折，也缘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
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性充满疑惧。
渴求现代性是出于救亡图存和不被“开除球籍”的压力，疑惧现代性则是对于现代性负面效应的忧虑。
由于对现代性的焦虑，在现代性接受过程中就遇到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抵抗，这四种主义也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陷阱。
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能超过这四个陷阱，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失落、现代化的延迟。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之一，是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因而民族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一个陷阱。
现代性与世界主义相联系，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这样二者就发生了矛盾。
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
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
虽然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有某种相容性，但在更多时候则表现为不相容性。
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现代性与民族主义虽有抵触，但大体相容。
为了富国强兵而师法西方，学习、引进工业技术、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现代性成了救国的手段。
但即使在这个时期，民族主义对现代性也有所抵制、限制，如洋务运动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在肯定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称“中国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章太炎以民族主义来批判西方文明；鲁迅虽然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但他在《阿q正传》中又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
“五四”以后，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的相容性渐消，民族主义排斥了现代性。
20年代中期兴起的社会变革，取法苏联，放弃了西方民主革命道路。
“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也纷纷转向，由西化而苏化，或转向民族本位文化，从而切断了现代性的源泉。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以反帝代替反满，重新阐释了民族主义，并且大力提倡中国固有道德，试图借助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来实现现代化。
“五四”激进分子大部分由取法西方转向取法苏联，并站在民族主义立场批判“五四”的“欧化”。
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五四”反传统持反对态度，形成了一股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如新儒家、《甲寅》派、《学衡》派、“中国本位文化”派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并非遗老遗少，而大都是学贯中西（许多人留学欧美）的学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高涨，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复兴，扭转了“五四”以来的颓势，并且取代了西方文化的支配性影响。
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了一个陷阱，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没有越过这个陷阱，他们由于民族主义而背弃现代性，导致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中断。
而具有世界主义胸怀的自由知识分子（如胡适）毕竟是少数，他们对现代性的执着并没有被历史认可。
在当代，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丧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而且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等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西方的“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也成为民族主义的理论工具。
当代民族主义与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一样，往往掩饰着对现代性的抗拒。
反西方的话语背后，是反现代性，是对科学、民主的拒斥。
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可能获得某种正当性、合法性，但这不能掩盖其反现代性的性质。
因此，民族主义陷阱就更危险，更需要警惕。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现代性焦虑是对资本主义的恐惧，因而民粹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二个陷阱。
现代性意味着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包括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
这是由现代性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这一事实所决定的。
从洋务运动至五四运动，中国知识分子逐步认同了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是现代性唯一所在。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对资本主义也有所保留，他们很难接受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自由竞争、贫富分化以及多党政治的格局，而试图创造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社会。
洋务运动不像明治维新那样发展私人工商业，而重在
建立官办工业（官僚资本主义的滥觞）。
康有为的《大同书》也带有东方色彩的空想主义。
孙中山试图避开资本主义而“弭此贫富战争之祸于未然”，建立一个“均富”的社会。
在20年代社会革命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民粹主义倾向。
民粹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主张绕过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二是主张从民间文化和大众中间寻求现代化的动力。
章太炎拒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还鄙弃知识分子精英意识，认为农民等劳动者道德水准最高尚，社会地位也应最尊贵。
朱执信也主张避免资本主义“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贫富悬搁”，通过社会革命创造一个更合理的社会。
“五四”以后，一方面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弊病显露，现代性神话破灭；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失败，形成了自卑感，民粹主义倾向更为显露。
梁启超高喊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等待中国文化的拯救。
梁漱溟声称“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资本主义的路”是“第一个不通的路”。
他施行“村治”运动，力求做到“知识分子与乡间人二者乃浑融没有分别”。
孙中山进一步发展了三民主义中的非资本主义因素，主张“节制资本”，以避免自由资本主义；主张“以党治国”、建立党军，以代替资本主义多党制议会民主。
这种理论的实践，就是以后国民党建立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极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