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读后感

拒绝还是接受，这是一个问题

在《公众舆论》中，李普曼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一个事实：我们是非理性的。不要对自身的理性抱过多期望，因为有一种特质如同影子一般紧随我们身后。无论你是总统还是杂货部小店员，不论你在决定关乎世界格局的大事还是仅仅在选择晚餐需要用到的材料，你都带着它去作决定，去生活。这就是成见。

现在看看你的生活，从最基本的数字开始。你走过这世界上多少公里的路程？你认识70亿人中的几分之几？你读过图书馆几百万馆藏中的几本书？即便你是个职业旅行家，我相信你留下脚印的地方在地图上不过几个点大小。即便你是个社交家，你认识（不谈熟识了）的不过中国一个小城镇的人口数量。即便你是个勤勤恳恳的读书人，你读过的未必能排满一个书架。庞杂，复杂，短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特性。有限是我们不可摆脱的命运，每一个“我”都微不足道。可在微不足道的我们自己看来，我们的存在却具有独一无二的真理。

“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再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这就是我们处理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方式。既然这个世界不可能被完全理解，不如按照我们的定义去理解! 在李普曼看来，公认的典型、流行的样板和标准的见解都是造成成见的因素。并且，这些成见不仅难以克服，而且可以固化。一切道德准则都是固化了的成见。这种道德准则正如李普曼所言，包括范围极广。基督教的成见是上帝创世说，原罪救赎说，天堂地狱说。而不同教派又有不同的教义，不同的成见之间发生冲突造成宗教冲突。即使被柏拉图视为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事情的哲学何不建立在自己的成见之上。柏拉图自身的思想大厦的最底层是对奴隶与奴隶主生而不同的规定。康德的哲学建立在先验理性基础之上。弗洛伊德学派从人的无意识出发。叔本华认定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儒家思想将这个世界定义为温柔友善。

由此看出，一切的理论体系无一不需要固化的成见作为基石。也许我们可以建立一套系统像记录天气一样记录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件事情，我们自身不能探索到世界的真理，

但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某一天总能够触到那个终极所在。然而，一个客观公正的系统本身就是个问题。审查和保密制度的存在，交往与机会的限制，时间和注意力的有限和不合理分配，速度、词语和清晰度的不确定……显而易见，我们有太多限制无法摆脱。所以，我们不可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然而我们必需在这隐晦不明的世界上存在下去，并尽量做到有声有色。所以，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如果没有上帝，就去创造一个。我们创造自己的世界观，行为准则，每一个选择的依据。我们需要一张地图能简明有序地指导我们的行为，而成见就是那个标尺。我们依赖我们的成见而活。

圣•安布罗斯的地图以《圣经》为依据，因此，“世界看上去成了一个单调的平行四边形，东西之宽为南北的两倍，平面中心是被海洋所包围饿陆地，大洪水之前的人类就住在那里。奇遇的陆地则是诺亚的避风港……”所以，这个“标尺”并不中立。“它不仅是用井井有条的方式替代现实的庞杂喧嚣的混乱状态。它不仅是一条捷径。它是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它是对我们自尊心的保护，是投射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自身的意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我们自身的立场和我们自身的权利。因此，成见充满了被它们所吸纳的情感。它们是我们传统的堡垒，在这个堡垒的庇护下我们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坚持我们的立场。”

矛盾就此产生。由于这个包围在我们周围的外部世界不可能完全是内心所想要的世界的反映，因此，当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不一致之时，我们就不能再心安理得地固守那个心中的“小宇宙”了。

人的心理不希望不和谐。因此，本是稳定的内部系统受到外部系统的冲击时的直接反应就是回到和谐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三种选择：拒绝不同见解的冲击，做一个睁眼的瞎子；抛弃成见，彻底改变自我；修正自己的观点，部分接受新见解。

儿童文学中有一个男孩叫彼得潘，他看到成人世界中与他想象中不搭调的行为和景观后觉得憎恨和恐惧，他的选择是：拒绝长大。所以他在永无岛上永远是长不大的男孩，一直玩着躲猫猫的游戏。他是否后悔故事中没有提及，正如王子和公主的婚后生活是否一如既往的幸福一样被我们善意地忽视一样。另外一个类似的形象是持铁皮鼓的男孩，源于英

国的民间传说。持铁皮鼓的男孩和彼得潘一样拒绝长大，保持幼儿的体型。但在这个故事中，他最终不能忍受自己不能长大这个事实，接受了成人世界的现实。后一个故事或许更接近人的本性。我们可以再某个短时期内选择拒绝，但这只能拖延不能解决问题。正如李普曼的结论“不加批判地固守成见，不仅会无视许多需要考虑的东西，而且一旦遭到报应，成见土崩瓦解，那么，明智的考虑很多可能就会和它一起毁灭。”

从某种角度来看，欧洲思想史是一部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长久争辩的历史。公元410年（或455年）到公元754年（或800年）这段时期被称为中世纪黑暗时期，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文学、哲学、艺术、科学停滞不前。而人背负着原罪，应世世代代受罪，不应有任何其他的欲望。文艺复兴意味着人的价值重新被发现，人的权利被尊重。到笛卡尔尊崇理性至上，再到尼采叫出“上帝死了”，它从最初对基督教的推崇到对基督教的围剿，走到天平的另外一端。这带来的是缺乏约束之后的过分放纵。最终，尼采死了，上帝又回来了。历史上矫枉过正的例子胜不枚举，我们总那么爱好绝对。“我们更喜欢的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在我们无拘无束的时候，我们会把一切前景都说得那么绝对——百分之百、到处、永远。”

世界的钟摆远远不只在“全能”和“无能”之间摆动。它存在着中间地带，这是第三种选择。当你承认了人的非理性时，也需要去承认另外一个事实：人的基因中潜伏着理性的碱基序列。真正构筑社会的不是对外部世界视而不见的人，也不是没有任何立场的人，而是同世界建立了各种联系的，积极参与社会交往的有生命的个体，不是随意接受他人观点的被动的人，而是与社会互动的独立个体。这是构筑公众舆论所需要的主体，也是杜威所希望的“THE GREAT COMMUNITY”的成员。要做到这样，长期有效的教育是必需的。经受过教育的人，能看到更多不同的景象，听到不同的声音，接触不同的观点，这样才可能发现成见。而“只有当我们习惯于把我们的观点看作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成见得到的局部经验时，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对反对者的宽容。”同时，传播在此应当起到应有的作用。暂且不论人际传播中的交流与修正，对于大众传播而言，要做的更多。当大众手终于拿到餐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