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编剧李樯：悲观的天才

《黄金时代》编剧李樯：悲观的天才

“我是悲观主义，但悲观主义不等于消极，是不再奢望什么东西，不再自我麻醉，也不再自以为是。获得了一种正视黑暗的能力。”李樯说，悲观主义就是认清了人生的某种端底。文| 靳锦采访| 靳锦丁楠本文首发于《人物》2014年8月号

李樯: 编剧，作品包括《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黄金时代》。

冬眠像冬眠的动物偶尔醒来一样，李樯先生闭关写剧本的时候会给朋友打几个电话。后来成为《黄金时代》执行制片人的程育海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当时李樯在写《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突然打给他说，快写完了，来帮我看一眼。

李樯创作剧本期间会远离所有人，手机大部分时候是关机状态，给人打电话很难得。“我就知道这时候他的想法出来，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做。他需要跟人在交谈过程中获得新的灵感。你得跟他天马行空地聊。”程育海形容李樯思考剧本时“脸会垮掉”，整个人显得沧桑疲惫，想通了开始上手写的时候，好像被吸走的精气神重回身体，又变得和少年一样。“其实我们没有人能给他实际的帮助。”程育海说。《人物》记者撞见了这两种状态。第一次采访是在《黄金时代》宣传期，46岁的李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先是接受了

整整4个小时采访，又在录音笔关掉后闲聊了一小时。第二次采访，他已经处于半闭关状态，惦记着手上的新剧本《放浪记》，看上去疲惫又焦躁，不停抽烟，快速喝下了一大杯冰咖啡，这甚至导致了他突如其来的肠胃问题。2008年，李樯已凭《孔雀》、《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成为中国认知度最高的编剧之一。导演许鞍华约他写以萧红为主角的《黄金时代》，他没再接别的工作，专心写了3年。每一次写作都是一场硬仗，编剧的焦虑在于胜利会被反复清零。“每次怀疑自己写得不太好的时候会找朋友念一段，像面对观众的反应一样，好判断我做的是不是正确。克服了这个作品的怀疑期，下一个作品又来了。”每次等到某个时刻李樯打来电话念东西，焦刚就知道他的精神状态已经高度紧张了。“我们抓紧时间说你能不能出来见见，用各种八卦诱惑他。让他出来放松一下。”焦刚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导演，李樯的挚友，曾在《立春》中出演胡金泉一角。他第一次见到李樯，是2000年参演他编剧的话剧《穷爸爸富爸爸》。演员在排练，闹得天翻地覆，焦刚看见旁边房间里“一个小男孩一直在写东西”。“小男孩”就是李樯。那部话剧解构了几十部经典作品，焦刚感叹，李樯书读得太多了。认识十几年，他未见李樯松懈，有时约吃饭，一次两次可以，第三次的时候，李樯说，你能不叫我吃饭吗，我还有那么多书没看完呢。“他用另外一个自我控制着自己，强迫自己读书，强迫自己看大量

的资料，强迫自己处于一个困境之中。”焦刚觉得李樯很可怜，也很可怕。李樯在《黄金时代》里构建了一个历史时空，让每个角色都对镜头说话，演员又担当了历史的解说员。他在剧本中获得绝对的控制感，酣畅淋漓地剪辑萧红的人生，实验一种大胆的叙事结构。但同时，他必须融进最日常的生活，而日常生活往往是失控的。父亲在那时确诊老年痴呆症，住院期间，李樯每日奔波，倒车、找医生、排队。陪80多岁的母亲看牙，别人不让座母亲就只能站着。琐碎、沉重，他称之为“生活的本来面目”，不以任何选择的意志出现在面前。李樯和父亲也不在一个心理时空了，面对面坐着，父亲问他，“你是不是比我还老？”“我在两个时代中间穿梭，疲惫不堪。”李樯说。“他经常会给人游走在刀尖上的感觉。你有时候会非常担心他出问题，因为他给自己压力太大了。”焦刚说。有一次李樯给焦刚打电话，读他刚写的萧红——萧红临终前在医院里，端木蕻良出去了，她侧过脸来。焦刚听得入迷。李樯忽然说，我们家又漏水了。“啊？这是剧本里的一段吗？”“不是，是我家。”李樯的思维并没有虚构和现实的绝对分野，焦刚说：“他没有说剧本部分结束了，我再给你说说我的生活。他是从文学直接扎进了生活。那个思维已经没有缝隙了，就挤在那个地方。”听完一段剧本，焦刚表达了自己的感动。李樯却说：“哎呀，那是我否定的一版，我的新版本已经写完了，下次再告诉你。”电话挂了。“就好

像游戏了我一下。”焦刚大笑。朋友们都担心李樯写作的状态“快疯了”，每每这个时候，李樯却都正常得不得了。“你知道他会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因为他在一个崩溃的边缘，命悬一线，但他抓住了这根线。那个力量在那儿拉着他，你是该高兴呢，还是该难过呢，不知道。”

不要半推半就的东西编剧史航曾是李樯中央戏剧学院的师兄。如今，史航仍对李樯当年的一篇剧本习作印象深刻，李樯把其中一个人物叫“女胖子”，这个“女胖子”因为某件事情而报仇似地吃。“这些话也许现在很平常，但20多年前，我们写东西还琢磨作文腔。他就直接写女胖子，也不是讨厌这个人或喜欢这个人，就觉得用这样的词足以勾勒这样的人。”史航说。史航注意到了李樯创作时的精准，乃至冷酷，但他当时没有注意到的是李樯的军人身份，最早认识李樯时，只看到他老穿着黑大氅，戴黑帽子，头上还有个红五星。李樯入学之前参过军。他成绩不好，又喜欢艺术，于1987

年入伍在河南军区当了文艺兵。他总是下基层演出，去县城、矿山或者军营，目睹人们的艰难生活，自己也颠沛流离。李樯说，当过兵的经历让他比同龄人更清醒，“我当兵的生涯，青春的生涯，让我知道生活的本来面目。不是因为你的悲悯，或者你的乐观，你的冷漠，那个本来的面目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我客观地承认它，接受它，描写它。”军队纪律严明，李樯无法忍受事务性的约束，最痛恨每天都要出早操。如今，

他阅读和写作都是从下午开始，直到深夜。“军队生活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不愿意在一个体制内，促使我选择一种个人化劳动的工作。”这颗种子种下得太早，他没有预见到破土的过程竟然如此漫长。中戏毕业之后，李樯有过两份稳定的工作。他先是被分配到北京战友话剧团，他不愿意写部队题材。两年后转业到家乡河南安阳的文化局做编剧，他不愿意写豫剧。李樯苦苦寻找着写作者可寄托之地，于是重回北京。转业和回北京，两次都主动出走。后来，他在《立春》里写王彩玲，一个生活在小县城却痴迷歌剧的格格不入者，数次折返于故乡和北京之间，“如动物追逐水草”。“我觉得人一生如果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是最大的自由和幸运。我不要半推半就的东西。”玉石俱焚——他说——这个词用了两次。凭直觉拒绝了体制，但李樯仍免不了承受从其中剥离的痛苦，以及对于身份的惶恐。当初部队终于同意李樯转业，又发现把他的档案丢失了。在10多天的时间里，李樯坐着不同班次的火车从北京到郑州，到安阳，再到北京，周折往复，他恐惧自己将不属于任何一个被划分的群体。而最后，档案竟然就在北京军区某个干事随手一搁的档案柜上。“就是太古怪了，就像找我自己的身份一样，就这么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到A地，A地说没在，到B地，B地说没接着，到C地，C地也没有见。就ABCD，我就像打圈儿一样就这么找。”19年后李樯说起这段往事时，叙述变得又快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