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音与语义的结合谈人类语言形成

张若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摘要：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语言的形成是伴随着语音与语义结合的过程实现的。

音义结合的任意性是语言起源的必要条件，是语音和语义结合之初必然遵循的规则，也是语言形成之后不断发展前进的一种动力。

关键词：语音；语义；音义结合；语言起源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6-0184-03人类的语言被称为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可见音义结合对于人类语言的产生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就语言起源问题提出了种种假设和学说，比如神授说、摹声说、呼号说、感叹说、手语说等，但终究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试从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来为探索语言起源寻找一条路径。

一、音义结合的原因在语言从我们的内部向外输送的过程中其实以语义的传输最为主要，语音不过是语义传输的媒介。

只有我们人类的头脑中有了要向外表达语义的要求，才会去寻找一个向外输送的媒介。

这个媒介可以是声音，也可以是表情、动作等等。

但语义的形成则要依赖于我们人类意识的产生，意识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

意识为人类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人类意识所具有的自我认识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类推能力、概括与抽象能力和联想能力等，对于我们一步步推动语言的发展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语言形成之初，人类意识也未发展完善，语言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不断进步而随之发展起来的，是伴随着人类进化的漫长过程而逐渐完善和成熟的。

语言能形成今天的这个成熟的状态，并非一朝一夕或单凭一两个人的创造就可以达到的。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与外部世界互动，将外部世界的东西进行内化，然后再进行外化。

虽然最初这个过程只是简单的、低级的内化和外化的过程，但语言的雏形就在这个内化和外化的过程中悄然产生了。

人类有了意识，就有了内部世界，随后我们的内部世界开始逐渐的丰富。

在内部世界中那些可以表达的能被表达的就是我们要输出的“义”。

我们的“义”如果要被送出去，其实可以有很多方式，我们可以用声音、表情、手势、身势、眼神和行为。

但最终人类语言选择了主要用声音来输出我们的语义。

以哑剧为例，哑剧就是以形体动作和表情来代替台词的。

在舞台上一个男哑剧演员要向另一个女哑剧演员表演一个“我爱你”的语义。

他要先指向他自己（“我”），再用手势摆出一个心型（“爱”），而后再指向她（“你”）。

的确这个过程也完成了“我爱你”这个语义的表达。

但用声音很快能够传达出去的“我爱你”，在哑剧演员这里却耗费了更多的时间。

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交际环境，他要抒发“爱”的对象不在场，他如何达到传达“爱”的目的呢？如果我们日常交际也采取哑剧的形式，那么当我们要表达的是一件物体时，是不是一定要将这个物体带在身边准备随时拿出来给要表达的对象展示呢？还有当我们要表达一个我们头脑中新产生的概念时又如何表达呢？这些问题哑剧的表演形式都是不能达到的。

由此可见我们的语义最终选择了语音来结合是有其道理的，语义之所以选择声音作为媒介，正是因为声音具有便捷性，可以表达多种抽象的概念。

同时语音可以无限的创造，更多地去表达我们大脑中不断产生的新的概念，即新的语义。

二、音义结合的过程语音和语义在最初是怎样结合的，我们可以从人类血缘的近亲黑猩猩那里获得一些启示。

在一个黑猩猩群体中，如果有黑猩猩发现了其他的入侵者，它们就会发出叫声，然后其他的黑猩猩成员就会有所反应，特别是雄性黑猩猩，它们会立刻进入战斗状态，使用各种招数来驱赶入侵者。

我们虽然不确定这种叫声一定就具有语言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也许我们的祖先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受到刺激后发出叫声，最后这种叫声就与这种特定的刺激形成了固定的联系，只要是这种叫声发出就表明有入侵者。

这样的叫声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出，与特定的入侵者联系，要表达的就是“有入侵者来袭”这样一个大致的语义，黑猩猩的语言虽不像我们如今成熟的语言那样表达的精确，但却能使我们窥见语言的雏形。

而且这样的声音要与具体的入侵者建立起固定联系，要经过漫长的时间、足够多的次数，并且被绝大多数的群体成员所接受时才能建立。

这样语音与语义联系才能逐渐稳固。

因此语音与语义的最初结合应该是源于受到一种刺激后发出一种声音，声音与受到刺激的外在因素相结合，使得语音和语义产生联系，这种联系虽然达不到后来语言的那种准确性、明晰性，但毕竟联系产生了，并且逐渐稳固下来，被群体成员所接受。

可以说是从一种受到刺激产生反应的指号逐渐发展为一种可以被利用的符号。

符号形成以后，即使不在这种刺激产生的条件下，也能用来指示特定的意义。

我们的祖先在从猿到人的漫长进化过程中，不可能总是处于一样的环境里，遇到的总是一样的问题。

我们最初遇到的入侵者可能是狒狒，而当我们换了环境，我们遇到的入侵者可能是熊。

遇到狒狒时，我们需要用打的方式来对付，而对于熊我们可能需要的是逃跑的方式才能躲避。

这时又如何告诉群体中的成员来者是何，以便使群体成员能做出迅速地相应反应呢？同样是入侵者，我们要分别对待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无疑又是对我们人类祖先意识能力的一次挑战，也是对最初人类语言提出了更高要求。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对非洲长尾猴的研究中获得一些启发。

曾有研究者对非洲黑长尾猴进行了研究，发现黑长尾猴可以在发现不同的敌人时发出不同的有警示作用的叫声，比如像蛇、豹、鹰这3类敌人。

猴群中的成员也会根据不同的叫声采取不同的躲避方式。

听到“蛇”这种警示叫声时，猴群的其他猴子会后腿直立并仔细审视地面。

听到“豹”这个警示叫声，猴群的其他猴子会爬上附近最纤细的树枝。

听到“鹰”这个警示叫声时，猴群的其他猴子会聚集在树干附近浓密的树杈间或窜入密密的灌木丛。

为了说明这种警示叫声不同于动物受到刺激后的本能反应，研究者设计了一个试验，录下不同的警示叫声，并且很谨慎的进行，当能清楚地看到那只被录音的猴子而且它根本没有发出警告叫声时，不播放录音，只有等着猴群非常安静时，没有任何敌人，同时不能看到那只被录音的猴子时，才播放录音。

以观察猴群的反应。

试验的结果是，一听到不同的警示叫声，猴群便采取了相应的躲避方式。

虽然非洲的黑长尾猴至今也没有形成像我们人类这样的语言能力，但从这个试验中我们可以推想我们的祖先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同样的问题，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的人类语言的起源提供了一种可能。

有了这种可能性，就要求我们具有实现语言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不仅推动语言发展，更推动人类进化，最终从“兽”发展为人，这意味着我们人类的意识将会比动物的更精确，能够区分的事物更多。

我们人类的意识具有类推能力，这种类推能力为我们解决辨别物与物之间的区别，为我们语言中能划分出众多语言小单位提供了支持力量。

比如我们运用类推可以再创制一个语音来表达那个我们新辨识的入侵者。

以前“入侵者”这个语义用“feifei”这个语音来表达，这个语音和语义共同构成一个符号。

现在我们可以同样创造一个语音与以前的“feifei”进行区别，那么这个新的入侵者就被“xiong”这个语音代表了，从而形成了一对新的由语音和语义结合的符号。

在这个分化和创造的过程中，我们就创造出了更多的语言小单位，这些小单位，每一个都是语音与语音的组合体，为我们语言系统的进一步复杂化奠定了基础。

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并不是一个又一个零散的语言小单位，而是语言单位间紧密相连，通过严密的逻辑规则组织起来，形成了复杂的系统的成熟的语言。

前边说到的那些小单位又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形成语言系统的呢？这就涉及到了人类语言语法的形成问题。

洪堡特曾按着语言的结构将世界上各民族语言分为了3大类：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

孤立语采用的是运用虚词和语序的方式来表示语言单位间的关系，屈折语则是靠改变词本身的某些形式来表示语言单位间的关系，黏着语主要由加在词根上的词缀来表示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

从这种分类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多数语言是靠改变词的某些形式，将语言单位紧密的组织起来。

比如改变词中某个字母，改变词的重读位置，或者在词上进行添加或剔除某些字母等来表明语言单位间的关系。

比如英语book与books，man与men，do与doing，通过词尾加s和进行词中的字母替换方法来表示单复数，用词尾是否添加-ing来区分时态。

在这些词上的添加、替换也会在词的读音上体现出来。

虽然孤立语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但是孤立语用虚词和语序将语音和语义结合的单位组织起来，依然有其内在的严密逻辑规则。

通过在词上做的各种变化和改动，或者使用虚词和语序的手段，使得语言单位间的关系得以标明。

这样语音和语义就形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使得语音按着一定的规则来表达语义，并且使语义的表达更加精确化，系统化。

这就把我们的人类语言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使得我们的语言更精确，也使得我们可以运用语言来作为思维的工具。

同时语言系统的形成也为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语言系统的这种不可轻易打破性，在被一个人类群体接受后，使得他们可以运用固定的语言进行交流，增强群体间成员的彼此认同感和团结性，成为凝聚力量，促进了民族的形成。

三、音义结合的特性柏拉图认为语言起源于自然，也就是说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是有依据可循的，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语言起源于社会习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则告诉我们，语音与语义的结合具有任意性。

第一，任意性是对语言符号最初产生的情况而言的，在语言产生之初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是任意的。

在最初人类群体中，当有一个成员发现有其他的敌人入侵，他会在最初因为受到刺激而发出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自然产生的，是具有任意性的。

当声音总是被不断地重复，这个群体最终接受了这种声音形式用来表达敌人入侵，那么敌人与这种声音就紧密联系起来，成为符号，这种声音的选择就是任意的。

如果下一次再有其他的敌人入侵，也完全可以用任意一种声音与这个新的入侵者相匹配，形成新的符号。

这种任意性是说我们一开始可以把狒狒这种动物与feifei这个发音联系起来，同样也可以把狒狒这个动物与xiong这个发音联系起来，这种选择是任意的，由于我们最终在群体中普遍接受了用feifei这个发音来表示狒狒这个动物，所以表示“狒狒”这个语义的语音就不可能再改为xiong了。

也就是说只要一种声音一旦被反复运用，在这个群体中被普遍接受，那么这个声音就被约定了，不能再被更改了。

任意性指的是最初的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情况，在最初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结合就是一种刺激和反应的结合，这时发出的声音完全是任意的。

并且这种任意性还体现为在不同的群体间的不同形式，在这个群体中被约定为这样，而在其他群体中又被约定为那样。

这种不同的选择正是体现了任意性，比如狗在汉语里被称为“gou”，在英语中被称为“dog”。

不同民族、国家的语言的存在正是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特征导致的结果。

第二，任意性仅指语言符号的语音和语义的关系，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