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旅游消费举措已初见成效

刺激旅游消费举措已初见成效

潜在或衍生性影响需加以关注

纵观我国旅游业30年的发展历程，由刺激性因素而致的阶段性加速发展，并非绝无仅有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初，入境旅游飞速攀升，主要源于国门初开时对海外游客的神秘感召力；1988年以后，台湾同胞赴大陆旅游猛增，主要源于台湾当局放松了对老兵赴大陆探亲限制；1997年以后，我国居民出境旅游大幅增长，主要源于放宽了出境旅游的政策限制；2000年以后，我国大众旅游“井喷式”增长，主要源于法定假日增加和“黄金周”式的放假安排。上述因素，对旅游市场都产生了明显刺激，起到了“撬动性”、“提升性”作用，把旅游接待规模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但应该指出，对旅游行业来说，这些刺激性因素大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属于“天上掉馅饼”的发展机遇，而不是自行组织实施的“人工降雨”，由此激发的一轮又一轮的旅游消费增长，业内有人曾称其为“机缘性”增长。

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没有巧遇外来刺激性因素的机缘，但旅游行业主动探索、尝试采取了一些刺激旅游消费的措施，也收到了较快见效的效果。一季度国内旅游取得的接待业绩，就有这些措施所发挥的作用。

旅游行业自发采取的刺激性举措，与外来的刺激性因素相比，虽都有较快和明显见效的特点，但也有与之所不同之处：一是在目的上，行业自发采取的刺激性措施，明确指向为拉动和扩大旅游消费；二是决策上，主要是由旅游部门或其主管领导，决策相对较快；三是在对象上，直接面向旅游者，而不考虑其他对象。

回顾半年多来的应对金融危机之举，包括国家、地方和企业层面的，通过梳理各地各种应对性的措施，研究长江三角洲部分城市发行旅游券，跟踪清明、“五一”、端午假日旅游市场，按照我们对刺激旅游消费举措的界定，仅有一部分属于这个范围，即价格打折、发放旅游券、推出旅游优惠套餐等让利，涉及了旅游景区门票、饭店房价、旅游线路套票、旅游餐饮优惠等，它们中相当一些是倚靠了地方财政补贴（门票打折、旅游券、奖励旅行社等），市县旅游局扮演了推动、组织或运作的角色，基础性作用的发挥还是企业让利和地方财政支持。

除此以外，无论是促进市场恢复的长效性措施，还是扶持旅游企业经营的保障性举措，都不属于刺激性举措的范畴，例如，暂退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减免企业税费、加强宣传促销、鼓励旅游投资等；又如，像吉林、山东、湖北、重庆、安徽、陕西、贵州、宁夏等省区，由财政出资对旅游企业的以奖代补等。

总的来看，2008年末以来，刺激旅游消费举措与应对金

融危机影响的其他措施多管齐下，收到了初步的明显成效：

———提振了信心，鼓舞了士气

一些地方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旅游宣传促销攻势，若干城市蜂拥而起发放各类旅游券（仅长江三角洲地区，首期发放金额超过10亿元），经媒体广泛宣传报道，产生了强烈社会反响，广大市民看到了地方政府倾力“救市”的决心，提振了克服金融危机影响的信心，也相应激发了出游意愿。

———保持了国内旅游增势，稳定了基本旅游市场

在刺激旅游消费措施的推动下，全国国内旅游一季度仍接待5.6亿人次、收入28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4%、12.9%。清明、“五一”、端午3个3天假日，各地城郊游、短途游频现高峰。杭州一季度接待和收入同比增长8.4%和12.3%，西溪湿地公园清明节期间接待6.6万人次，同比增长5倍多；南京市1至6月旅游接待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国内游的持续较快增长，对稳定全国旅游市场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拉动了相关产业，扩大了国内需求

经济学界分析认为，一季度我国经济能够保住6.1%的增长，消费的贡献率超过70%，主要因素一是有春节传统的消费高峰，二是中央启动的“家电下乡”政策和各地采取的多种刺激消费措施。其中，旅游刺激消费应是重要的一部分，例如：

杭州发放了1.5亿元旅游券，规定与现金配套使用比例为1∶4,最初设想以30%-40%回收率测算，可带动10亿元旅游收入，而一季度据实测算，拉动效应为1∶28.9,远超过当初测算；南京市发放的乡村旅游券，规定与现金使用之比为1∶1,据市旅游局估算，2000万元的旅游券，大致实际拉动2亿元的消费市场。旅游消费的有效扩展，直接为民航、铁路、公路、住宿等提供了客源，也保住了一大批人员的就业岗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凸显了旅游发展的特殊重要意义

2008年年底以来，国内旅游遇“冷”不冷，热点频现：有国民休闲计划在广东、浙江等省的先行先试，有“五一”黄金周恢复的争论，有设立“中国旅游日”的倡议，有对旅游券的围堵疯抢，客观上都发挥了刺激旅游消费的作用，使旅游消费像“家电下乡”等一样，成为眼下拉动内需最活跃、最有效的领域。因此，温家宝总理评价说，在当前形势下，“加快发展旅游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拉动了旅游市场预期，托举了旅游投资小高潮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以来，新增中央投资和旅游发展资金12.86亿元，超过了“十一五”前两年旅游国债和旅游发展资金的总和（12.84亿元），各级财政也增加了配套性投入，估计总额将超过30亿元。北京、河北、四川、山西、湖南等省

市，把“加大旅游投资”作为推动产业发展的重点；云南、江西、重庆、贵州等省市，出台了推动旅游投资、旅游重大项目建设的政策性文件，形成了全国旅游投资的一个小高潮。这既是各地持续重视旅游业发展与中央加大投资、扩大内需政策相互叠加的结果，也是与刺激旅游消费措施所营造的旅游市场“繁荣”相关联的。

但从全行业和旅游发展的宏观层面看，在刺激旅游消费措施的作用下，也直接产生或间接衍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迹象：一是刺激性措施对低收入群体和“大旅游”领域作用有限旅游消费虽日益成为城乡居民的生活必需，但在轻重排序上处于传统“日常开销”之后，对于相当多的低收入群体来说（失业、待业、下岗、吃低保、农民），旅游往往是最先被“俭省”的对象。而对于以商务、公务、会展、宗教、探亲、修学等为目的的出游者，刺激性措施大多在“顺道旅游”中发挥作用，而难以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二是东中西部旅游业增幅拉开距离

据国家旅游局对“五一”假日旅游的监测，东中西部之间旅游接待和收入增幅已拉开差距。东部地区受监测的46个景区（点）接待游客469万人次，同比增长15.2%，门票收入1.8882亿元，同比增长14.0%；中部地区受监测的21个景区（点）接待游客127万人次，同比增长6.7%，门票收入6731万元，同比增长5.5%；西部地区受监测的23个景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