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游士的生命悲歌_越调_天净沙_秋思_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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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锤砸秦王之外,更无一人敢向秦朝窥见其锋芒。清 人陈玉树说得更具体,他说秦朝“荼毒生灵,于斯而 极,癸辛虽虐,祸不逮此,海内愁怨,并思亡秦……然 而智如徐福,渡海东逝,贤如张耳,隐于监门,勇如梁 籍,亡命会稽,举劫于威虐,相顾莫敢先发,”只有“涉 以一耕佣奋起垄上”,然后乃“豪杰云兴,秦遂夷灭” (《后乐堂文钞》卷一《史记陈涉世家书后》),陈涉首 先发难,然后才引来亡秦的大好形势,这难道不值得 肯定吗?执意要“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对陈涉首难 之事大书特书,的确是独具慧眼。
MZXS 2 / 2009 31
22 - 167 CN14 - 1034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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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悲歌! 众所周知,随着高度推崇文治的宋代与金代相
继灭亡,元人对如何有效地治理国家进行了深入的 反思,而科举制作为前两朝文治的核心,自然备受时 人的关注。从元初开始,蒙古统治者便对科举表现出 相当的排斥,如《元史》卷 81《选举一》载太宗时,耶 律楚材曾建议科举选士,结果不久“而当世或以为非 便,事复中止”。而且元人对科举的批判也一直持续 到元末,叶子奇《草木子》卷 4 下《杂俎篇》:“元末有 危素太朴,江西人。游京师,专以倡鸣科举无人才为 说,以耸动观听,人多信之。”故终元一代,科举制并 不兴盛。关于这点,仅从数据的简单对比就可以看 出。如终元一代科举所取士人约 1200 人,尚不及仁 宗一朝,《宋史》卷 155《选举一》:“仁宗之朝,十有三 举,进士曰四千五百七十人”;再者据学者统计元代 官员总额为 26690 员,科举所取之士即便全部成为 官员,也不过占 1/20。而且元朝在科举方面还实行着 民族歧视政策,《元史》卷 81《选举一》:“汉人、南人, 时务策一道,一千字以上成;蒙古人、色目人,限五百 字以上成”、“蒙古人、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 中选者加一等注授”等。这样一来,元代士人特别是 在人数占绝对比重的汉族士人自然是很难走科举入 仕之路。
关键词:陈涉 农民起义 礼义教化 富贵 才能 暴力 摘 要: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对暴力统治深恶痛绝,因此对陈涉的首难给以了充分的肯定。但司马迁不是歌颂农民 起义,因为陈涉起义无法自始至终保持农民起义的性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将之视为无领地的诸侯争夺天 下更切合历史实际。陈涉最终的失败,在司马迁看来,是由其缺乏礼义教化及才能所决定。他贪图富贵享受,脱离群众 又缺乏与“举大计”相应的政治才能,迷信暴力,把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所以招致失败。
这首感人至深的作品产生于元代。学术界一般 认为它是马致远的作品,如果成立,那么据马致远的 生平可判断它产生于忽必烈统一全国前后。即便有 学者对马致远说有所质疑,如范春义在《〈天净沙·秋 思〉》是马致远作的吗》中提出为无名氏所作(《古典 文学知识》2008 年 3 期),从它首次出现在元人盛如 梓的笔记中来看,此观点对判断作品产生的时代并 没有太大的影响,最多只能说明它较马致远说稍晚 一点,因为盛如梓在忽必烈朝之后的元成宗朝至元 武宗朝即 1297 年—1307 年间为嘉定州儒学教授, 以从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这样一来,我们不仅会问 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偶然,还是与元代特定的社会环 境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当我们揭开那段尘封的 历史,进行深入研读时,便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元代无 数游士不幸人生的高度浓缩,是他们心中积压已久
司马迁之所以给以充分的肯定,首先在于陈涉 在暴秦的恐怖统治之下首先发难,实属难能可贵。宋 人洪迈说:“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 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 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容斋随笔》 卷十四《陈涉不可轻》)秦国如虎如狼,在其铁蹄底下 相继而亡的六国,其孝子贤孙哪去了呢?除张良敢用
这种政治环境注定元代游士绝大多数结局悲 凉。如袁桷在《赠陈太初序》中对忽必烈时代的游士 作如此描述,“合类以进省署禁闼,骈肩攀缘,卒无所 成就。余尝入礼部,预考其长短,十不得一,将遏其游 以喻之,游者讫不悟。朝廷固未尝拔一人以劝使,果 拔一人,将倾南北之士,老于游而不止也。”(《青容居 士集》卷 23)正因为如此,命运多舛的游士形象屡屡 出现在元人的作品中。如仇远《游士》:“游士登门索 里粮,尘埃冉冉画衣裳。老夫也自饭不饱,童子聊沽 酒供肠。彼此身谋宁枉道,古今乐事是归乡。家徒四 壁侯千户,梦里谁能较短长”,如萨天锡《秋夜京口》: “江南怨,生男远游生女贱”等,均道出了元代统一全 国后南方游士之多,以及他们生活的困顿与精神的 苦闷。如马致远的《荐福碑》,剧中的张镐就是一位苦 难的游士,他虽然满腹才华却流落在乡村教授儿童 谋生,当他拿着好友范仲淹写的三封信企图筹集进 京赶考的费用以及争取权贵的举荐机会时,却接连 “妨杀”了两位主人,弄得他投托无门。虽然他所作的 万言书经范仲淹的推荐得到圣上的青睐而被授予了 官职,但中途却被地主张浩冒领,并为后者追杀。在 龙神庙里算命时,他又得罪了龙神,结果当长老决定 资助他一千份名贵的“荐福碑”法帖时,龙神却将碑 版狂雷轰碎了。他屡次都走上了人生的绝境,因此内 心充满着屈辱与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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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游士的生命悲歌
—— —[越调]《天净沙·秋思》的文化解读
□柏红秀(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2)
关键词:[越调] 《天净沙·秋思》 游士 科举制 举荐制 摘 要:人们历来对[越调] 《天净沙·秋思》 的艺术成就较为关注,而对它的主题相对忽略。本文结合中国古代文化 传统,通过对“断肠人”身份的断定,指出它是对游士生存状况的刻画与描写;指出它产生于元代,并不是偶然,而是 元代游士不幸人生的高度浓缩,是他们的生命悲歌。由于游士自战国以来一直是中国古代士人的重要组成,所以它所传 递的悲凉情感为人们所熟悉,这也是它传诵不衰的重要原因。
受此影响,人们对它的关注与欣赏主要集中在 艺术性上,即作者是如何巧妙地遣词造句,并运用典 型意象勾勒出一副秋天萧索凄凉的画面,从而触发 并弥散读者心中的悲秋情怀。相对而言,对它的主题 却极为忽略,只是笼统地将之归于悲秋之传统主题 中。其实,细观作品,我们会发现它艺术上的努力是 为了烘托最后才出现的主体— ——断肠人,故作品所 要着力传递的乃是“断肠人”独特的人生境遇以及内 心感受。如果将作品放入到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放 入它所产生的独特时代中去作考察,我们便会发现, 此处的“断肠人”并非泛指,而是有着特定指向。
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吗?而且,从“断肠人”离 开家乡云游四方以谋求发展来看,他又属于中国古 代士人中极为特殊的一类— ——游士。众所周知,游士 兴起于战国,虽然秦汉统一后朝廷对之有所限制导 致他们在数量上有所下降,但却一直是中国古代士 人队伍的重要构成。故当作品将“断肠人”置于“古 道”之上时,此处的“古道”就不仅仅是对其所走道路 的形容,而是具有了特别的文化意味,表明其所选择 的实现人生理想的乃是传统的游士之路。
[越调《] 天净沙·秋思》 最早载于元人盛如梓的 《庶斋老学丛谈》,“北方士友传沙漠小词三阕,颇能 状其景:‘瘦藤老树昏鸦,远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 马。斜阳西下,断肠人去天涯。’”其后元刊本杨朝英 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与佚名编的《梨园按试乐府 新声》等均将之收录其中。它在当时就受到好评,除 了盛如梓言其“颇能状其景”外,元人周德清在《中原 音韵》中也赞誉道:“前三对更,‘瘦’、‘马’二字去上 极妙。秋思之祖也。”后来明人蒋一葵在《尧山堂外 纪》中完全认同并照搬了周德清的评价;国学大师王 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赞曰:“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 句妙境”,在《宋元戏曲考》中又称之:“纯是天籁,仿 佛唐人绝句”,等等。
既然“断肠人”的身份断定了,那么作品所表达 的主题也就明朗了,它是对游士生存状况的刻画与 描写。作品运用两类相反的意象,一类是萧索凄凉之 意象,如“枯(瘦)藤”、“老树”、“昏鸦”,一类是明朗温 暖之意象,如“小桥(远山)”、“流水”、“人家”,在对比 中烘托出游士对人生的迷惘和对家园的思念,最后 “断肠”二字不但对游士复杂的内心感受作出了高度 精细的概括,而且还将他积压已久的情绪淋漓地宣 泄出来,因此极富感染力。
元代统治者主要采用举荐制以选拔人才。魏初 《送归愚刘丈尹新河序》:“国初法令简易,将相大臣, 皆得以意辟”(《青崖集》卷 3);《续文献通考》卷 37: “元时用人,多由荐举。后虽科举间行,而以征授官 者,正未可以一二数。”这意味着,元代士人只能走自 始于战国的“游士”老路。如赵文《送谢会可序》:“今 隋唐弊法废去不用,士无所发身以行其志”(《全元 文》第 1 册);如林景熙《送松存弟序》:“科举废,士谋 青云,尤假所业以自见”(《全元文》第 1 册)等。元人 刘洗在《送欧阳可玉》中道出了元代科举兴废与游士 兴衰之关系,“自宋科废而游士多,自延 科复而游 士少,数年科暂废而游士复起矣。盖士负其才气,必 欲见用于世,不用于科举则用于游,此人情之所同。” (《松隐文集》卷 2)忽必烈统一全国后,更是多次颁 布了《举贤才诏》及《选举守令诏》等诏书,对士人大 加激励,故元代游士在数量上较之前代骤增,袁桷 《赠陈太初序》:“世祖皇帝大一统海宇,招徕四方俾 尽计画以自效,虽诞谬无所罪,游复广于昔。弊裘辇 粟,袖其囊封,卒空言无当,以其无所罪也。”(《青容 居士集》卷 23)
关于司马迁对陈涉的评价问题曾是《史记》研究 的一个热点,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司马迁是否歌 颂农民起义,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 点:一是肯定,一是否定。肯定者的依据是司马迁在 《太史公自序》里说:“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 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 涉世家》第十八。”还有《陈涉世家》所谓:“陈胜虽已 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笔者认 为,司马迁肯定陈涉在反秦起义中的历史意义并非 等同于他歌颂农民起义。所以,关于司马迁对陈涉的 评价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
可见,正是因为元代轻科举制重举荐制,所以元 代游士“复广于昔”;正是因为举荐制没有统一的标 准可执行,而且在实施过程有着明显的种族歧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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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34A ISSN 1006-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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பைடு நூலக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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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马迁对陈涉评价的再审视
□范 (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海口 571158)
作品本身已经为我们对主题的深入探究提供了 一些线索。首先,这位骑着瘦马在日薄西山时艰难行 走的“断肠人”应为一介平民,中国古代的平民主要 分为士、农、工、商等四类,结合中国古代文化传统, 我们会发现这位“断肠人”的身上明显弥散着“士人” 特有的精神气质。他为心中的理想而毅然地远离温 暖的家园,这不是正如《论语·宪问》所言的“士而怀 居,不足以为士矣”吗?即便历尽艰难,他也能够坚强 地支撑着,这不是正如屈原《离骚》所言的“路漫漫,
那么,元代士人由游入仕的结果究竟如何呢?科 举制不受重视,使得元初士人多少有些兴奋,毕竟他 们对新王朝是有所期待的。但兴奋之后,举荐制的弊 端也逐渐暴露出来。首先,它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严
格操作,魏初称其“皆得以意辟”代表着元初人对它 的微辞。而且游士要想成功,还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 件,即得到名公的赏识与举荐,刘敏中《送王绍明郎 中》:“今夫士之生不得其地,进不得其道者,亦必待 大人君子有以感发振起之也”、“凡一惠一言之出,则 使屈者伸,滞者通,弱者强,懦者立。”(《全元文》第 11 册)但这又是极少数游士才能具备的。而且,前文 已言,元代实行种族歧视政策,除了科举以外,在官 员的任命上亦是如此。如李 《日闻录》:“国朝故事, 以蒙古、色目不谙政事,必以汉人佐之。官府色目居 长,次设判署正官,谓其识治体、练时务也。近年以 来,正官多不识字”(《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如叶 子奇《草木子》卷 3 上《克谨篇》:“天下治平之时,台 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 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元朝自混一 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 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 泽之施,少及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 南,富称塞北’,见于伪诏之所云也”等。(《中华野史· 辽夏金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