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研究综述(初稿)

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研究综述（初稿）引言文化产品具有双重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由此导致了文化企业的双重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从文化体制改革之初，学者们就针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还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其实，文化产业社会效益当先是没有疑议的，本文梳理了相关学者对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为什么要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有哪些内涵以及如何评判文化产业或产品的社会效益。

文化产业为什么要社会效益优先杜莹（1997）认为，文化产品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一般来说具有较强的阶级性，它肩负着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道德教育的艰巨任务，因此文化产品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文化产品之所以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还由于有些文化产品，特别是学术刊物不能单从经济效益考察它的价值。

王永章（2003）认为，首先因为其他商品所满足的是人们物质层次的需要，而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既具有商品的属性、经济的属性，又具有精神的属性、意识形态的属性，满足的是人们文化上、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需求，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心理和行为带来影响。

其次，各国文化的相互冲击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产业中来，我们要认清文化产业的两面性，在世界文化产业多样化面前，趋利避害，扬长补短，保持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

郭之纯（2006）指出，文化产品不同于寻常的物质产品，它具有更多内容，甚至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果文化产业奉行“经济至上”原则，那么就可能导致媚俗、粗制滥造等行为，使文化产品的质量日益低下，从而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冯皓等（2007）认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发展文化产业必须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要求，坚持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前进方向的根本要求，也是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

罗贵权（2008）认为，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范畴，这就决定了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舆论导向，必须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武装头脑，创作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

何佳洁（2015）认为，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方面，文化产品可以塑造一个公共领域，在文化权力结构与知识结构扁平化的社会里产生舆论影响；另一方面，文化产品能起到一种软性的教化作用，是一种规训的作用形式；第三，文化产品能够塑造人们的身份认同，有助于社会分工体系和性别分工的建立和完善，从而维持社会稳定。

笔者认为，文化产业之所以要将社会效益置于首位，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来考虑。

从宏观层面上来说，文化产品本质上是内容，除了主流价值观，还有亚文化丛，但总的来说，文化产业经营的是意识形态，由此，社会主义国情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政策，继而决定了文化企事业发展方向。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发展文化产业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可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从宏观上讲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文化产业需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摆脱“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旧帽子，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生产出为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来。

从微观层面上来说，如今总有那么一小撮文化企业奉行“金钱至上”原则，打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号将庸俗、媚俗和低俗的文化传播给社会大众。

以电影行业为例，叫座不叫好的电影比比皆是，这些文化产品无疑充斥着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抵制，对青少年身心塑造毫无利处。

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不意味着盲目反映主旋律而忽视社会大众精神需求，也不是盲目满足社会大众需求而偏离核心价值观，大众文化消费本身就是统治阶级“收编”和社会大众“抵制”之间相互斗争的矛盾场，不能一味强调宰制性走向文化精英主义，也不能一味袒护抵制性而走向文化民粹主义。

就个人发展来说，大众文化需求应该在主旋律的引导下得到满足，这样的文化产品才是优秀的、才是和谐的，所以，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前提下，社会效益的地位要高于经济效益地位。

所谓社会效益有哪些内涵罗贵权（2008）认为，所谓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是指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所带来的非经济性效果和利益。

王育济（2009）认为，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主要是对社会大众，特别是文化产业的消费群体，在精神生活质量（愉悦、轻松、充实等）和价值观方面的影响。

谭旭东（2010）指出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体现在文化企业的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两方面。

精神文化产品，在传承中华文明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产品的传播不是单一的信息传播，而是价值的传播、思想的传播，因此，文化企业要重视社会效益，必须首先要树立责任意识，担负社会使命。

另一方面，文化产品生产的监管制度还不够健全，文化企业要自觉树立法制意识，坚守道德底线，不能钻法律的空子，把精神文化产品传播的阵地丢失，要尊重知识产权，尊重文化产品创造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季景伟（2012）认为，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体现在其教化引导功能，主要是指消费者在使用、参与和享受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和文化服务时，受到主流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影响，在是非，善恶，美丑，真假，对错和好坏等问题上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思想理念，从而达到维护政党主张、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权威、族群利益等目的。

于泽（2014）认为，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体现在文化产品给人们留下好的印象，形成好的口碑，带来向上的正能量。

葛彦（2014）认为，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第一，文化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和福利；第二，文化产品中包含的真善美或者假丑恶的内容会对人格进行塑造，从而逐渐改变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能够启迪人的精神创造力，使人得到升华；第三，文化产品中体现的主流价值观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稳定社会程序；第四，文化产品中包含的优秀文化传统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实力，抵御外国文化侵蚀；第五，文化产业与文化产品对社会带来生态效益，使社会的发展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第六，文化产品保存了文化多样性，激发文化创新，实现了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使文化不断传承。

从国内学者关于文化产业社会效益到底有哪些内涵的回答来看，我们可以大致将研究成果分为四类。

第一类针对企业，社会效益对于文化企业来说就是一种社会责任，从这一点上说，不管文化企业还是非文化企业都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落实社会责任，会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为其树立良好的声誉和形象，这是一种企业文化，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第二类针对社会群体，文化产品鉴于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不能仅仅从出货率或者说发行量来衡量是否成功，还要考虑其内容对社会大众产生的思维、情感和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

就以《小时代》电影为例，电影内容充斥着与主流社会相违背的拜金现象，但却受到了广大年轻消费群体的好评，按照霍克海默的说法：“文化工业已经使得大众失去了艺术理解能力。

”成功的文化企业不仅能将社会正能量与其产品巧妙结合，更能使其文化产品获得社会认同，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比如迪斯尼公司。

第三类针对传统文化，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却并非文化产业强国，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文化企业未能在自己的文化产品或服务中融入中国传统元素，或者是将传统文化以错误的方式植入到错误的地方，引发争议。

还是以电影为例，很多古装电影，如《三国志之见龙卸甲》、《关云长》为了吸引眼球，肆意修改历史情节，甚至出现“关羽暗恋刘备夫人”这样的离奇剧情，此类电影出自国人之手，实在有些可笑。

相反，早年一直为人所诟病的网络游戏现如今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寓教于乐，成为文化产业的主力军，比如《三国杀》，从桌面游戏发展到家喻户晓的网络游戏，甚至走出国门，成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秋季选修课，这说明社会效益还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上。

第四类针对自然生态系统，十八大报告着重指出了现如今经济建设发展的总布局是“五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同时发展。

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它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几乎为零，因为文化产品和服务都是以建立在工业制造和农业生产基础上的，成功的文化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对大自然负责，迪士尼公司建立SPI协议（smartpackaging initiative），旨在产品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使用低碳环保包装，从源头减少对环境破坏。

总的来说，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体现在对人、自然、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非经济效益，是文化企业存在于市场上的根本目的，脱离社会效益谈经济是不实际的。

如何评判文化产业或产品的社会效益江海洋（2006）认为，发行量、卖座率和收视率不能成为衡量文化产品是否成功的标准。

现在又不少行业出现了当年找选题、当年完成作品、当年收回投入的现象。

文化产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化含量的提升并非一日之功，优秀文化产品的价值只有在时间的锤炼中才能显现，单一强调短、平、快不适合文化界。

王育济（2009）认为，在统计社会效益时应该把握以下三点：第一，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存在于文化产品和服务这一载体上，并通过文化活动得以实现，因此，统计社会效益离不开对文化活动中的产品和服务的考察；第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社会效益主要集中在内容中，因此对其社会效益的考察，应以其具有社会效益特征的内容创造性成果为重点；第三，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最终表现在社会公众的反映以及社会评价体系上，因此应该以文化消费者为主体。

对此，王育济提出评价社会效益的四个维度：文化参与（每周参与文化活动的时间）、非物质文化创造品、文化可获得性（文化消费成本）和文化资本（所获得的愉悦感或者满意度）。

谭旭东（2010）认为出版商热衷炒作一些低俗搞笑的娱乐文化、传播一些野史和名人隐私，迎合低级趣味，少数少儿书商还在出版一些带有暴力和色情的文化垃圾，变相买卖书号，这都违背了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不是文化企业发展模式。

于泽（2014）运用调查和实证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文化产业社会效益进行评价与分析（见上页图），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定量分析了我国各地区文化产业社会效益该如何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