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简介

武术简介

近代中华武术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岁月，也是愚昧的岁月；这是信仰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季，也是绝望的冬季。

以狄更斯这段写于《双城记》卷首的说话来形容本世纪初的中国是最贴切不过的。

一九一二年满清被推翻，民国成立，然而，中国并未因此而步入光明的坦途，反之，在往后的几十年中，军阀混战、北伐、日本侵华，国共战争……。等待著中国的是一段血泪交织的岁月，但在这段混乱黑暗的日子中，却也出现令人振奋的新气象。许多新事物、新制度的确立，深深影响中国往后大半个世纪的路向。比如在学术方面，新式大学、中央研究院的出现，培养出一批卓然特立的学者和奠下优良学风。武术方面，民国初年涌现一批武术组织，如精武体育会（上海）、体育研究社（北京）、中华武术会（天津）、四川武士会（成都）、拳术研究社（长沙）等。还流传著好些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武林故事，中国拳家打败外国武师的传奇，这些流风余韵是真是假似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武术的地位已日渐提高。而一九二八年中央国术馆正式成立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时间，更有人称之为国术界的“黄金十年”。以下就让我们透过一张张老照片来对民国年间中国武术界飞跃发展的那段惹人遐思的岁月管窥锥指，缅怀一番。

清朝末年，清兵操练的情景。

从图中可见士兵在演练刺术。火器在清末已广泛应用，武术在军中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到了二十世纪初，武术的定位已遂渐从向强身健体的方向发展。

民国初年，上海市广东小学七至十五岁学生的体育课设有武术的传授和操练。

辛亥革命前后，思想界风行军国民主义，“强国强种”一时成为教育界响亮的口号。一九一五年，教育部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武术被明定为体育课的内容。但毕竟武术在中国社会长久不为人重视，当时西方近代体育活动又方兴未艾，加上义和团事件后，很多人对习武存有偏见，所以纵使武术被明确规定的体育课内容，但实际效果不彰。据北京体育研究社一九二四年六月对全国四十所大中学校的调查，将武术列为正课的只有37.5%，只在课外开展一些武术活动的占35%，既未列正课，课外也不开展的占27.5%。

一九一六年，精武体育会教师在上海中华铁路学校技击部传授武术留影。

著名武术家霍元甲在一九一○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武术学校──精武学堂，其后发展为精武体育会，以“从文尚武”为宗旨。

上海精武会最初之会址。

精武体育会是民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群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民间体育组织。一九一七年起，广东、武汉、江西相继成立精武体育分会。一九二一年以后，精武体育会更向南方各省的一些大中城市，以及香港等地发展，其后东南亚华侨集中的城市也先后出现精武体育会的组织。至一九二九年，国内外精武总、分会已达四十二个，会员超过四十万。

霍元甲的两位得意弟子：刘振声（左）和赵汉杰。

据说刘振声出身镖局，本已精通武艺，因仰慕霍元甲的人格和武艺，才拜他为师。故两人名为师徒，实为师友。李小龙在《精武门》中饰演陈真这一角色，有人以为真有其人，其实不过出于虚构。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央国术馆举行第一次国术考试开幕式时合影。

是次国考的目的在选拔尖端武术人才，充实中央国术馆，进一步推动武术事业。考试内容相当全面，参赛者先要参加十月六日开始的预考，内容是刀、枪、剑、棍、拳。通过预考后才能参加十月十五日举行的对抗赛，对抗赛分摔跤、散打、长兵器和短兵器。对抗赛不分年龄体重，抽签配对参赛，拳脚击中对手算得分，打倒对手算全胜。最后还有一项口试内容：“三民主义”。从中可见当时的武术家相当注重技击，并非只会套路的花架子。但由于当时规则、护具等问题未能解决，对打比赛中常酿至头破血流、筋断骨折的场面。而套路比赛评分标准不明确、不统一，裁判常受门户之见和其他因素左右，致使出现不公情况。

原西北军将领，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壮年时照片。

没有张之江，就没有中央国术馆。这话说出来大概没有人会反对。张之江，河北盐山人。原是冯玉祥麾下的西北军将领。张之江在统领西北军时期即极重视武术，凡西北军均须通过“练拳”、“劈刀”、“刺枪”、“体操”四项主要科目。据说他在南口指挥作战时，因日夜操劳过渡而患严重神经衰弱和眼口神经麻痹症，后来靠练武遂渐恢复健康。他认为武术是中国的国粹、国宝，遂于一九二七年向中央申请把武术改称为“术”，以提高武术的重要性，并筹办国术研究馆。但当时教育部认为武术是已经淘泛的产物，不予支持。张之江奔走呼号，最后终于找到当时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李烈钧支持，建议由中央国民政府直接领导，以国民政府直属机构的方式办起“中央国术馆”来。中央国术馆最后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成立，馆址位于南京西华门头条巷，馆长由张之江担任，最初副馆长是李景林。在军阀混战时期，张之江和李景林两度在战场上对垒，是昔日的仇敌。但李之江深知李景林精通武当剑和内家拳术，遂不记前恨，

一心以振兴国术、选贤任能为念，三请李景林，终邀得他担任副馆长。

中央国术馆建馆之初设有少林门和武当门，以王子平和高振东为门长。后两门囿于门派之见，互相倾轧，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年底，两派矛盾激化，终至择日比武较量，互争高低。其后张之江决定取消少林、武当门，改设教务处代之。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国民政府即通令各级行政区设立相应机构。因此三十年代初，各省市均相继成立地方国术馆。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张之江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邀，到第五战区担任高级顾问，协助李宗仁在台儿庄指挥作战，无暇顾及馆务。而当时战况发展，南京恐迟早遭兵燹之灾，故中央国术馆由南京迁出，经长沙、桂林、昆明，一九四○年抵达重庆北碚。这段时期中央国术馆的经费来源已断绝，学员大部份离去，中央国术馆可说已名存实亡。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抗战胜利后，国家百废待兴。中央国术馆亦忙于复员，但南京馆址已毁于战火。当时教育部对于张之江的复校申请百般刁难，既不发复员经费，又不拨给馆舍。张之江四出奔走，终觅得天津河北体育场作馆址，并筹募经费，准备把国术馆改为私立。一九四六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得知中央国术馆在天津复员，并改为私立，随即提出教育部拨给经费，把中央国术馆改回国立。一九四八年，中央国术馆从天津大资本家募得十二万圆作建馆之用，但在这笔捐款到手之前，天津已被解放军攻占，中央国术馆的历史亦于此告终。在中央国术馆建馆前和经营中，张之江都遇到不少困难，特别是当时一般人对武术并不重视，斥武术为“土”、“不科学”、“亦妙神秘”等议论甚盛，反而对西方传入的体育趋之若鹜。比如张之江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在会上大谈国术,被引为笑柄，舆论界批评他为“时代的落伍者”。难得是他择善固执，敢于拂逆潮流，坚持自己的信念，否则历史上就不会有中央国术馆的存在了。

中央国术馆自一九二八年成立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近十年间，共收了五期学生，总人数估计不超过五百人。抗战爆发，不少学员都投入抗战，分配到各部队中任武术教官。抗战、内战结束后，分处两岸的武术教师，有不少是出身于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对于近代中国武术发展有著不可磨灭的贡献。

图为张之江在中华民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上演武。

一九三六年柏林举行第十一届奥运会上，中央国术馆学员傅淑云（右）、刘玉华表演中国武术。

当年中国派出七人（其中六人来自中央国术馆）组成国术表演队,随同参赛奥运队伍远赴柏林。傅淑云生一九一五年生于上海，自幼学拳，其后考入中央国术馆。擅长各式太极拳、绵拳和八卦连环腿，为中央国术馆教务处处长吴俊山之高足。四九年后随同服役空军的丈夫孟昭勋迁到台湾。曾于文化大学任教。晚年定居高雄冈山镇.刘玉华一九一六年生于河南开封，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中央国术馆，一九三三年国术考试中获“国士”称号（国士、侠士、武士为国考前三名的称号）。四九年后先后在华中师范学院、武汉体育学院任教。五十年代在各种武术大比赛上均获一等奖。一九八五年获国家体委颁发“荣誉奖”；八八年获中国国际武术节武术贡献奖。又为湖北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中国武术协会委员。刘玉华的夫婿温敬铭亦是中央国术馆学员，精通绵拳，也是柏林奥运会国术表演队队员之一。傅淑云和刘玉华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