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书评

《中国史学名著》书评

关键字：《中国史学名著》通博历史背后的人杜佑《通典》

摘要：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令我感触最深的是他对治史提出了自己重要的见解。其一，要求治史要通；其二，要求读历史一定要读到历史背后的人，透过历史，我们看到了人的精神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特点和精神。

《中国史学名著》是一部简明的史学史著作。它是由钱穆先生的博士生在其上课时用录音机将其录下，堂下照收录写出，后经过钱穆先生的删润而成。作者从学科史的角度，一点带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特征和存在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比照中见出了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思想和学术的精神和大义。

综观全书，《中国史学名著》虽是以讲课似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语言通俗易懂。但其中所包含的史学内容，史学精神以及作者独特的史学见解却是十分浩瀚和深邃。如对其中的作品不有所了解，根本无法体会作者学识的博大精深。作者在书中，依次介绍了从《尚书》到章学诚《文史通义》，从古代到近代的几部史学名著。在其中，作者不仅介绍了名著的作者，内容，我认为更可贵的是在于，作者寓论于叙之中，提出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和见解。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的两条：其一：治史要通；其二：读历史要读到历史背后的人。以下我将分条加以阐述。

钱穆先生本人就是一个对史学有大通之人，他精通中国的经史。因而，推此及彼，他也格外重视在治史时要有通博知识的道理。对于其通，我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纵通”即要求能贯通古今，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另一个就是“横通”即面要广，要能拓展史学研究的范围。

钱穆先生在谈到《春秋》三传的《左传》时，曾这样写到：“．．．．．．其实读《左传》也不用花很多时间，诸位不能只讲现代史，限的年代太近，便讲不准。如讲一个人，最好定要从他小孩生下进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头讲起，大体应有个来源，若把前面的都忘了，如何讲现在的。”①很显然的，他想阐述的就是我所要说的“纵通”，要通古今，才可知其然，其所以然，才可以追本溯源。作者对于“通”的重视在他讲到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时便可见一斑。他在书中这样称赞到“章实斋《文史通义》所最有价值的地方，正是他能从一个学术之整体方面来讲一切学术。他讲史学、文学，他的着眼点都能从整个学术的一体中讲起，这是他第一点长处。第二点，章实斋论学术，定要讲到学术之流变。”②从“一个学术整体方面来讲一切学术”实际上就是要求在讲学术时需要“横通”，要尽可能全面地来理解，来阐述，因为各门学术实际上都互通的；而“论学术，定要讲到学术之流变”这实际就是重视治学之“纵通”，只有如此，方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通”之要一直贯穿着全书。但其实我认为讲的最精彩而最清楚当数钱穆先生讲杜佑的《通典》。《通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典制体通史。对于该书体例的划时代意义，钱穆先生也有指出，认为这是一种创新。但钱穆先生说的更多是对于该书的“通”。讲到通史这个问题时，谁都不会不提及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③而这更是成为后世史家竞相追求的史学的最高境界。然自班固《汉书》一出，断代史体例却成了正史的最常用的体例。一时间，通史似乎被淡忘了。而这种状况直到唐初才出现了转机，而杜佑的《通典》便是通史体例“第二春”的真正开创者。诚如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

①《中国史学名著》第38页

②《中国史学名著》第308页

③《汉书·司马迁传》

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④章学诚是十分重视通史的，我想在这一点上钱穆先生也是一样的。

对于《通典》一书为何要“通”，钱穆先生是深入思考过的。我将他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从大处着眼，指出中国的史学具有强烈的延续性，而他特别指出了中国制度特有的“因革”的特点。中国古代历史所谓的“改朝换代”实际上只是换一家之姓，实际上是亡国而非亡天下。亡一家之国，而天下之道未亡，故制度有其可续的可能性。所以中国古代的制度虽然有所变革，但仍有因袭传统的一面。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指出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故，写一部中国古代的制度通史具有客观的可能性，同时也有学术一定学术价值，因为可以“考镜源流”。

其二，从政治方面讲，中国历史是一个大一统政府下的历史。在大一统政府之下，则必有其相通合一的制度。各个部门各有其职责在，但它们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制衡而统一服务于政府的。故，制度要“通”必不可少。

而事实上以上两点，综合来说，也还是我之前提到的“纵通”和“横通”。但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通典》的“通”有其现实的实际需要。梁启超说过：“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厥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⑤

我个人认为，从这三点来讲为何写中国制度史需通比较完整，当然我们这里探讨的还只是客观条件和客观需要。而如果从主观方面来探讨的话，则这就要涉及到史家的学识，胸襟等。而这也正是钱穆先生所一直在书中强调的读历史一定要读到历史背后的人的问题。

在通读《中国史学名著》一书时，钱穆先生从头到尾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读历史一定要读到历史背后的人。“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书作者之为人，决费善读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⑥我很赞同这个看法。读书确实不应该只把书当作一堆材料来看，而要懂得透过书来看到历史背后的人。何谓历史？所谓历史是指自文明产生以来人类和群体生存方式相关的重要经历，历史是在时间一去不复返的轴线上展开的人类活动。而很显然的，历史的主体是人，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读书要懂得读书背后的人。看书之前一定要先了解一下作者。了解一下作者的生平，作者生活的年代，作者经历过的种种，作者的创作动机等等，这对于我们更好地来把握一部书是很关键的。我再举《通典》为例。如果我们不去了解杜佑这个人，我们或许就会简单的认为《通典》实际上就只是一部记载了从上古黄帝到唐初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的沿革，把它当一部工具书看，完全不会去领会书中所寄予作者极大的希望和良苦用心之所在。但如果我们看看杜佑的《进〈通典〉表》中的陈述“臣闻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其次立功，遂行当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由是往哲递相祖述，将施有政，用义邦国。”⑦我们就会知道《通典》一书实际上是寄托了杜佑的政治理想，杜佑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家，而且是一个精于政治的的政治家。事实上《通典》一书是杜佑这样“一个卓越的史学家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回答了现实所提出的问题”⑧。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容易地去理解为什么他要去写这样一部书，以及为什么书中作者讲其志分为九门，为何开先河地将“食货志”放置首要位置以及其他志的出场顺序的先后安排。这一

④《文史通义·释通》

⑤《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6月出版，第31-32页

⑥《中国史学名著》第99页

⑦《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⑧《杜佑评传》，瞿林东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