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

《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作者：杨海英
（一）
在考察洪承畴经略西南问题时需要注意三个因素，这既是洪氏出镇西南的背景，也直接决定了他经略西南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以及身家结局。其一，南明方面李定国、刘文秀等人东征北伐，意味着永历政权所拥有的军力足够与清军抗衡，南明与清朝的对抗就此进入相持阶段，清廷为此不得不采取战略收缩态势；其二，作为两军对垒的前线，湖南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三，清廷统治者内部在政治上出现的改弦更张趋势。这三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是：洪承畴作为西南五省经略，独掌大权出镇湖南，老师靡饷屯兵坚城，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处处得到迁就。这样的事实，说明了这个阶段的历史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更加隐晦、曲折和复杂。
从顺治九年开始，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第三次抗清高潮出现，意味着南明与清廷之间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此之前，抗清复明运动两起两落，清军战线逐渐推进到西南地区[2]。顺治八年正月，清定南王孔有德进驻桂林，以总兵马蛟鳞克柳州，线国安、全节、马雄等分守南宁、庆远、梧州，进逼贵州[3] ；八月，清平西王吴三桂、都统李国翰奉命征四川，九年分兵攻取成都、嘉定、叙州、重庆等川北、川南地区，驻师绵州，兵锋直指南明永历政权。
面对清军的箝形攻势，南明方面毫不示弱，“可望承制命定国、文秀经略楚蜀”[4]。五月，李定国与冯双礼率步骑八万，出师东征，从贵州镇远出发，下偏桥，攻沅州、靖州，破武冈、宝庆，直逼桂林，七月四日攻破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不敌自焚。八月，李定国北上永州、衡州，分兵经略江西吉安等地。九月，孙可望自将“驾前军”会同白文选等，号称十万，出兵沅靖，十一月攻入辰州，斩杀清辰常总兵徐勇，从根本上扭转了自顺治六年以来南明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清廷没有料到南明能够组织如此强劲有力的反击，急忙调整战略部署，命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止往贵州，取湖南宝庆后入广西剿贼”[5]。尼堪遂率八旗劲旅猛扑湖广，李定国避其兵锋，退出衡州，于城外设伏击毙尼堪，“余军舆尸归，上下忧虑，不遑他事。”[6]清军在湖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
湖南以外的地区，南明与清朝在军事上的接触也进入相持阶段。
在四川，与李定国东征同时，刘文秀率军六万北伐，“蜀人闻其至，所在响应。诸郡邑为吴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战于叙州，被围数重，三桂走绵州。”[7]清平西王吴三桂自血战入关后，惟在四川遇此劲敌败北，刘文秀军在川南

所向披靡，八月收复叙州、重庆、嘉定、成都等地，包围川北的保宁，三桂敛军退守，后虽以文秀轻敌，三桂险胜，但十二月孙可望部将李化入成都，“成都州县复设官”，川南、川西和夔东仍为南明所守，“大清与可望照旧地方据守”[8]。
在湖北，第二次抗清高潮后退走西山的原李自成部将塔天宝、党守素、李来亨、袁宗弟等，从川东南进入郧阳的原明末陕西农民军首领姚天动、黄龙为首的十三家余部姚黄，原郧阳总兵王光恩之弟王光兴、王光泰兄弟的武装，也频频在郧襄、荆州一带骚扰清军，“声气相通”，“不时出没”；湖广的局面，“上窘于天，下迫于逆寇，赋税无征，制兵单薄……封疆危急实有万分。”[9]
李定国因与孙可望的矛盾，避走广西，准备联合郑成功海上武装共图两广，又开辟了另一个战场，“大清两王以定国在广，疲于奔命。”[10]
清军不仅在军事上面临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危险，而且，后方也没有完全巩固，经济凋敝,财政困难[11]。清廷内部甚至出现弃楚、粤、桂、赣、川、滇、黔七省而与南明媾和的主张[12]，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危机。形势的变化甚至在国外也引起反响：朝鲜廷臣认为清朝“危亡之兆已见”[13]，日本原来对南明乞兵抱冷淡态度，“近来其议稍变，或有欲救之议。”[14]
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清廷决策者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以下几个方面，都表现出清廷实行战略收缩的意图：
军事上，开始与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进行和谈。九年十月清廷以刘清泰出任浙闽总督，带着郑芝龙所写的信件，“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劝之接受清廷建议。偷袭郑氏“金穴”厦门的福建巡抚张学圣、道员黄澍、总兵马得功、巡按王应元等也被撤职，还连发两谕招抚郑氏，不断放宽谈判条件。[15]
政治上，特别颁诏赦除前罪，规定“自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又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土贼者，无论人数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诚，悉准照曹四达子事例尽赦前罪。”[16]纵观清初尽赦前罪政策，不外除旧立新、尊崇喜庆、争取人心三端，而以争取人心、作出政治让步为大端。如顺治五年底大同姜反清，清廷曾连颁三诏，强调悔罪投诚者，从前罪犯可以宽宥、赦免[17]。此次颁诏，无疑也是为了争取人心而特别采取的政治让步策略。此外，清廷还打出提倡礼义忠恕的幌子，出人意料地表彰起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殉君死难及顺治元、二年间抗清死难的志士[18]，这样，既可表明朝廷为正朔所系的内涵，又可从多方面分化抗清阵线。
经济上，清廷也作

出让步，给予部分抗清活动激烈的地区一点实惠，颁诏免除钱粮。如十年四月分别免除湖南“寇荒”六、七、八、九年拖欠钱粮及福建拖欠的钱粮[19]，既是承认事实，也寓收买人心之意。这种全面收缩的态势，无疑是清廷统治遇到严重障碍的表现——清朝与南明的对抗就此进入相持阶段。
在两军对垒的西南前线，湖南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清初以来，这里的局面反反覆覆，清朝的统治势力曾两次到达湖南，又先后被抗清势力一一逐出，局势非常微妙。
明末以来，湖南就是兵火连天的战场。顺治二年原明湖广总督何腾蛟等联合李自成余部共同抗清，苦心经营，勉力支撑，曾经有过粗安的局面。顺治四年二月清廷以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汉三王”南征湖南，在长沙设官安民，出现过“城市无惊”,“太平有象”,“惟不禁抢夺，各乡百姓男妇被掳掠甚广”[20]的现象，五年三月，清军班师。在此前后，江西提督金声桓、广东提督李成栋等陆续叛清，南明方面李过等遂联合数十股武装，分头进攻湖南，“各府州县尽为贼有，仅保长、辰两孤地，百姓之存者又死，田地之熟者又荒矣。”[21]清廷在湖南的统治被推翻，“难民皆不欲回原所，甘止湘潭倚何(腾蛟)公为泰山。”这是湖南的第一次反复。
顺治六年二月，清廷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军南征，“在劫人民尚不知是握金亲王大兵，皆昏迷不想逃生，希望如三王之师，城市如故之往例也。”[22]没想到，清军在湖南各地大肆烧杀抢掠，在湘潭曾开刀屠民一周有余，尸首纵横遍地，腥臭逼人，惨不可言。继而定南王孔有德提师入粤，以续顺公沈永忠镇守宝庆，“皮骨仅存之民并征五六七年之荒粮”，还要负责供应定南王、续顺公两营兵饷，解运宝庆和广东，船运则滩高水险，陆运则肩挑背负，百姓之苦甚于牛马。总之，“尽天下之民，极百姓之苦，未有甚于湖南者。”[23]清军虽然再次占领湖南，但根本没有统治基础，政权摇摇欲坠的危险始终存在。顺治九年五月李定国出师后，镇守宝庆的续顺公沈永忠首先倡逃，镇将随后驱官民同窜，弃宝庆，走湘潭，舍长沙，直奔岳州。“文武官员尽离城守，城乡民人避死山谷”[24]，长沙城内无官无民的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长沙以南地区尽归南明,“湘阴以上皆伪置将吏”[25]。因宝庆失守，粤西告溃，出现“民心尽变”[26]的局面，这是湖南的第二次反复。
清廷统治再次土崩瓦解，说明湖南民心仍然倾向南明。李定国进入湖南之际，各地士绅“纷起义兵谋恢复”，“富民悉倾其家”[27]，“窥我大兵虚实，探我大兵进止”，“倾心

从贼，已为贼之心膂之托”[28]。显然，南明军队拥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得到民众大力支持并非偶然现象。而且，清军第三次占领湖南之后，在军事上也没有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
顺治十年三月，接替尼堪的清定远大将军屯齐与孙可望驾前军在宝庆岔路口相遇，“可望以定国去，虑诸军有图己者，既不敢严督诸军前战，诸军亦以驾前军奋欲立功，不愿与并力，以致于败。”[29]孙可望虽败但实力尤存，辰州、靖州、沅州、武冈等战略要地仍在南明掌握中，清军只夺回常德、长沙、宝庆、永州等中心城市，双方在常德、宝庆一线展开拉锯战，地势有利的湖南西部仍被南明军队牢牢控制着。在湖南不仅存在一条明清双方的军事对峙线，也存在十分明显的政治对垒。清军要在湖南站稳脚跟，首先必须稳定战线，争取民心，其次还须设法铲除当地抗清武装及其群众基础。这一切，迫使清廷不得不知难而上，即刻挽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湖南的混乱局面，借以稳定全国的形势。
结合入关以来清廷内部政治变迁的轨迹，我们可以对形势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多尔衮摄政后期，清廷内部已出现改弦更张的趋势，统治方针的基点开始由坚持满化的崇德政治向满汉联合转变[30]。由于汉族士民不肯屈服于武力高压，促使清朝统治者逐渐反省“远迩百姓犹未同风”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对例行政策有所检讨[31]。这种趋势在顺治帝亲政后更加明显。他本人曾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原传统文化，也愿意听取汉官建议，热心于寻求治国平天下的法宝。顺治十年正月三十在他生日之际，赐宴群臣。宴毕，命图海召大学士陈名夏问“天下何以治，何以乱，且何以使国祚长久？”名夏的回答是：“治天下无他道，惟在用人，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再问如何得人，答案只有一个：“于群臣中择素有德望者，常赐召见访问。”[32]因而他能学以致用，一到关键时刻即有上乘发挥：及时选出“素有德望”者——洪承畴来支撑局面，这无疑是清廷内部政治变迁与风云际会恰到好处的结合，也可见顺治帝所具有的治国开基才能。
顺治十年正月曾卷入满族贵族党争、以谭泰事得罪满洲贵族的内秘书院大学士洪承畴调任弘文院。五月，顺治帝认为，清军虽然攻下湖南、两广等地，但地方尚未安定，云贵还为南明控制，急需寻求“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遍察廷臣”的结果[33]，只有大学士洪承畴克当斯任。洪氏既膺“夙望重臣”之荣，即升任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

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与此相应，开复前已得罪“永不叙用”的左都御史湖南长沙人赵开心[34]。而赵一返回北京，即疏劾湖广巡抚迟日益、偏沅巡抚金廷献、郧襄巡抚赵兆麟“剿抚无能”，所属地方“寇盗充斥，得旨下部察议。”[35]这是否可视为清廷重新收拾湖南局面的先声？
洪氏此次经略西南的权限，与顺治二年招抚江南实不可同日而语。顺治二年洪承畴出镇江南，凡满汉大兵、直省经制官兵各有统领，洪承畴只能“会同固山额真叶臣及督抚镇等官调遣约束”，军事上进止机宜，“密与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参酌施行。”[36]这就是说洪承畴实际上还要听从贝勒勒克德浑的指令，地位最多与八旗固山额真叶臣相等。但这次情况却判若两人。清廷在授予洪承畴敕书中规定“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其权限几与汉三王相同[37]，甚至八旗满洲的亲贵将军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指令；统辖范围包括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即今湖北、湖南、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六省)[38]，大大超过招抚江南时期实际上只辖江南一省(包括今安徽和江苏两省及上海市)；事权更加扩大，五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悉听节制”，“总督应关会者，必咨尔而后行。”[39]。所行之事，“若系密切机务，任尔便宜。”这便宜行事的权力包括朝野内外文武百官任用“军前及地方”的调动权；所辖范围内各省文武官员的升、转、补、调的行政权；文官五品以下、武将副将以下有违命者可以先斩后奏的刑事权。总之，凡有关军前之事，所欲任用人员，吏、兵二部不得拘例掣肘，应用的钱粮须立即解与，户部不得稽迟[40]。六部几乎成为西南军前的专衙，洪氏集军、政、刑、财等大权于一身，戎节之重，一时无出其右者。器满易盈，从另一角度看，这是否也意味着洪承畴到湖南绝然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背水一战已成定局？
注释：
[1] 参见孟森：《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跋》，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70－479页，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
[2]第一次抗清高潮始于顺治二年（1645年）。随着南明鲁监国和隆武政权先后建立，清军战线的推进，在东南地区普遍出现了以反剃发斗争为标志的抗清斗争，形成了第一个高潮；在湖广，原明总督何腾蛟、巡抚堵胤锡等与李自成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部实现联合，编营十三镇抗击清军，以二年年底进攻荆州达到顶点，三年二月荆州之战失利后高潮消退。第二次抗清高潮始于顺治五年，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广东提督李成栋及山西大同总兵姜瓖等先后反正投明，改变了明清双方在前线

的力量对比，永历政权遽得劲助，南明军队先后控制了两广、贵州及四川、湖南、江西的大部，山东榆园军的活动也达到最大规模，形成第二个高潮。清军几乎倾巢而出，各个击破，终以金、李、姜等人战死、永历政权走上琐尾流离道路而告结束。
[3]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8，《贰臣传甲·孔有德》，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版。
[4]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李定国传》，光绪十年邵武徐氏刊本。
[5]《清史列传》卷2，《宗室王公传》二，《尼堪》。
[6]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孝宗实录》，四年（清顺治十年）十一月乙未。第九册，第3835页，中华书局1980年3月版。以下简称《李朝实录》。
[7]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8，下册，第682页，中华书局1957年5月版。
[8] 费密：《荒书》第17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
[9]《清代档案史料从编》第六辑，第181页，顺治九年七月十二日《车克等为农民军四起饷绌兵单请调兵拨饷事题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
[10] 《西南纪事》卷10，《李定国传》。
[11] 顺治九年十一月初二清廷令固山额真卓罗为靖南将军，与固山额真蓝拜率军增援广东，既为防止李定国军东进，也可增加谈判的砝码，但十二月初八即以钱粮不敷撤回京师。见《清世祖实录》卷70，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庚午条、十二月丙午条。《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85年8月版。
[12] 刘彬：《李定国纪年》附《晋王李定国列传》，中华书局1960年5月版。
[13]《李朝实录》下编卷一《孝宗实录》，五年五月乙未庚寅（清顺十一年）第3837页。
[14] 《李朝实录》下编卷一《孝宗实录》，六年乙未二月（清顺治十二年二月）第3842页。
[15] 见《清世祖实录》卷69，顺治九年十月丁未条；卷72，顺治十年二月乙未条；卷75，顺治十年五月己卯条、壬午条；卷79，顺治十年十一月戊戌条、卷85，顺治十一年七月己丑条等。
[16] 《清世祖实录》卷75，顺治十年五月己卯条。
[17] 《清世祖实录》卷41，顺治五年十二月庚子条、丁巳条、卷42，顺治六年正月乙亥条等。关于清初赦除前罪政策，还可参见何龄修：《李长祥的复明活动——附论清初关于赦除前罪的政策》，载《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
[18] 《清世祖实录》卷70，顺治九年十一月甲午条。
[19] 《清世祖实录》卷74，顺治十年四月甲辰条，癸亥条。
[20] 周秀英：《湘潭县志》卷32《艺文》二，休宁汪辉《湘上痴脱难杂录》，嘉庆二十三年刊本

。
[21] 易文基：《长沙县志》卷17《政绩》，顺治十年巡抚金廷献《请蠲赈疏》，嘉庆十五年刊本。
[22] 周秀英：《湘潭县志》卷32《艺文》二，《湘上痴脱难杂录》。案：握金亲王即指郑亲王济尔哈朗。
[23] 易文基：《长沙县志》卷17《政绩》，顺治十年巡抚金廷献《请蠲赈疏》。
[24] 《明清档案》第19册，A19-99页，顺治十一年四月十七日之二，《兵部尚书噶达洪题为经略洪疏参续顺公沈怠废难留请旨定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出版。
[25] 《明清档案》A25－15，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湖南失守疏防官员请敕部议》；《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53－562页，《经略洪承畴密揭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9月版。
[26] 张雄图：《长沙府志》卷37《灾祥·兵难·附记》，乾隆十二年刊本。
[27] 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县年纪·清》，民国卅年六月刊本。
[28] 金廷献：顺治十年六月揭帖《湖南生员举人翰林等投靠农民军进行抗清斗争及其失败情形》，载《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243页。
[29] 《小腆纪年附考》卷18,下册，第690页。
[30] 参见姚念慈《多尔衮与皇权政治》一文，载1996年《清史论丛》，1996年12月辽宁古籍出版社。
[31] 《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十二日庚子条。
[32] 《清世祖实录》卷72，顺治十年正月丁酉条。
[33] 《清世祖实录》卷75，顺治十年五月庚寅条。
[34] 《清史稿》卷244,《列传》31，《赵开心》，第32册，中华书局1976年7月版；《清世祖实录》卷76,顺治十年闰六月戊子条。
[35] 清国史馆：《汉名臣传》卷1《赵开心》，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影印本。
[36] 《清世祖实录》卷19，顺治二年七月壬子条。
[37] 《明清档案》第17册，A17-81，顺治十年闰六月五日之一《皇帝敕命洪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中原稿为“事关藩王及公者平行咨会，相见各依宾客礼”，后涂改为“事关续顺公者平行咨会，相见各依宾客礼。”可见清廷原欲赋予洪承畴与汉三王平等的权利，后也许是考虑到这样做太露骨，恐引起汉三王不满，才改为与续顺公沈永忠平级。
[38] 第一次授予洪承畴敕印时有广东而无江西。大概是考虑到广东已派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管辖，故改为切近湖南而“袁州吉安一带余贼未靖”的江西。《明清档案》第17册，A17-81，顺治十年闰六月五日之一《皇帝敕命洪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及《明清档案》第17册，A17－134，顺治十年八月

十五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缴原领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敕印》。
[39] 当时的湖广包括今湖南、湖北两省，设一名总督，三名巡抚：即湖广总督，湖广巡抚，偏沅巡抚和郧阳巡抚。
[40] 以上未指明出处者均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302页，顺治十年八月十五日《经略大学士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17册，A17-81，顺治十年八月十五日之一《皇帝敕命洪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
(二)
对应于赫赫威权，洪承畴在经略西南期间，配备一庞大幕府，我们称之为长沙幕府。这是五省经略职能的产物，它的使命及工作侧重点，则显然与幕主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洪承畴离开北京前，就提出一个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战略思想：“臣受命为五省经略，以平贼安民为责任，贼之胁从数多，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但此贼负固已久，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41]对于这一思想，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平贼安民”，也就是最终消灭南明抗清武装，这是洪氏经略西南的总体目标，具体行动方针则是以政治手段招抚“胁从”为主，以“真剿”的军事镇压为辅，在削弱对方有生力量及其生存土壤的基础上，通过军事决战夺取最后胜利。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表现出洪氏对当时形势的把握是十分准确、精到的，它不仅与清廷当时总体战略走势相一致，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洪氏经略西南期间所有举措的出发点——庞大的长沙幕府正是对应于这一指导思想而产生的，它的特点、功用无不与之息息相关。
实际上，长沙幕府就是洪承畴经略西南期间的司令部，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经略经制直辖的官员吏目，即长沙幕府的额定幕僚，他们均食俸清廷；二是洪氏从各处延揽的额外幕客，大多为湖南及附近地区的士绅，他们就食于洪承畴。此外，长沙府及洪氏辖下各督抚提镇参与事务关会者，也可视为幕府成员。因而长沙幕府十分庞大，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成分复杂，来源多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下论述，原则上兼及长沙幕府的直辖官吏和幕客，当然在幕客、尤其是湖南籍幕客方面花的笔墨多一些。
注释：
[41] 《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307页，顺治十年闰六月十三日《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密疏稿》。《明清档案》第17册，A17－76，顺治十年六月（日不详）之九《五省经略洪承畴题报选调山陕宣大关辽堪战将兵》、A17－77，顺治十年六月（日不详）之十《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调山陕宣大关辽堪战将兵》二份文件的内容相同，只是形式不同，一为题本，一为

揭报。
一、长沙幕府的启动和扩大
顺治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洪承畴开府长沙[42]，日理万机，十分繁忙。“日间接见文武将吏，出入亲近兵民”[43]，长沙幕府随即形成并开始启动，其成员纷纷奔赴各地，对清军收复地区实行有效管理。他们的身份大多为“军前供事”、“军前效用”或“随征”人员，都是洪氏出京携带及一路吸收的幕僚，湖南当地的幕客较为少见。
1、长沙幕府初次亮相
长沙及四周道、府、州、县的地方官，大都由幕府成员出任，这是清廷所派驻湖南的第三拨地方官，活动范围大致在岳州府、常德府、长沙府、衡州府、宝庆府、永州府、郴州府等地。
长沙道吴正中，绍兴人，原为宣城令，起家吏员，“随洪经略至湖广长沙守道”[44]。
长沙府署理知府张道澄，为原明辽东御史张铨第五子，山西沁水拔贡。崇祯十六年七月曾率自备马兵二百“儒衣从军”[45]，后任江西南康府推官[46]。顺治十一年三月赴长沙幕府，当时急需用人，即留军前行令，“署理长沙府事。”[47]在任之际，张道澄主要负责与战备密切相关的要务，如赴永州打造扒杆粮船三百只，用于转运粮饷，供应粤西官兵；在常德紧急修造战船之际，特地承命前往催督、监工，卓有成效；还会同永州道、府、州、县修理东安县颓城，费省功多。可见他是洪氏甚为得力的助手，备受器重，十二年十月，就任常德府通判。
宁乡知县蒋应泰，字汇征，顺天大兴人，由拔贡教习，擢广西兴安知县。顺治十二年过湖南，“会经略洪承畴便宜用人，留补宁乡。”[48]。出任之际，洪承畴曾嘱之“为国恤民”，因而他到任后首先改革驿站制度，取消征派民间夫马[49]。十五年八月，升补长沙府同知，所遗宁乡知县员缺由洪承畴“军前供事官彭琦”充任。[50]
宁乡知县彭琦，江南上元人，儒士。“由经略办事题授”，顺治十六年任宁乡知县，十八年卒于官[51]。
宁乡典史汪文达，上元人，顺治十五年由洪承畴委署。[52]宁乡一地，从知县到典史等掾属，都由长沙幕府成员出任，前后两任知县也都出自长沙幕府。
湘潭知县刘见龙，浙江人，原任四川昭化知县，顺治十一年，“随经略洪幕，以功授湘潭令”[53]。在任期间，修复驿递，招徕民人,盖造营房，备办军需，无不竭蹶有效。一年后，升任桂阳州知州[54]。
湘潭知县史宗尧，清苑人，内院书办，原任龙阳知县，有能声。洪承畴“留之军前，委以繁难诸事，皆能力办。”[55]顺治十三年,刘见龙升任桂阳知州后,由他继任湘潭知县，转运供给无虚日。顺治十四年孙可望投降之际，张

罗受降供帐，应付“满汉重兵压潭索糗”，设处有方，巨细如约，并主持纂修了清朝第一部县志。[56]
常德府桃源知县郝宗福，旗下人员，顺治十年闰六月随赴洪承畴“军前效用”，十一年八月委管益阳船，押运宝庆粮米，“往来逆贼出没之地，险苦备尝”[57],顺治十二年九月任桃源知县。
沅江知县吴弘道，淮安人。顺治十年九月洪承畴过淮安时“投用军前”[58]，带往湖南，居幕下二载，开垦屯田及采办军需各项，颇效勤劳，十二年荐任沅江知县。
宝庆府经历宋成名，江西生员，在洪承畴“军前候用”[59]，顺治十二年就任是职。
新化知县陈元璐，瞿塘卫经历，顺治十二年三月从洪承畴幕委署就职，“正值贼警,探明塘报,戒严城守，修筑门楼，堪以任使。”升任宝庆府管粮通判。[60]
衡州府常宁知县朱瑛，字晋白，江苏无锡人，顺治六年进士。就职之际，“民流土荒”，他招集人民，恢复社会秩序。顺治十一年协助洪承畴出兵剿灭湘粤边界的抗清武装，“筹备供亿，具著机略，擢宝庆同知，承畴特疏荐之，瑛竟以亲老归。”[61]
郴州府桂阳知县杨正萃，岳州府华容生员，“顺治十年经略洪承畴驻长沙，便宜节制，举华容秀才杨正萃令桂阳。”上任时，“城内仅有民舍两椽，为官兵栖止。”为解决粮食问题，到“诸岩贷粮以济”，在地方没有完全平定之前，“集众高岭立寨”，居民惊魂渐定[62]。
兴宁知县徐腾，号光甫，顺天大兴县生员，“奉经略洪题授”，顺治十五年就任，御游兵，疏盐课、清税粮，葺祠宇，莅治十载，士民祠祀。[63]
永州府知府黄中通，字夫，号抑公，福建晋江进士。顺治六年除授广西太平府知府，未任。顺治十一年，洪承畴“调赴军前效用”，十月到达长沙[64]。十二年就任永州知府，“招集散亡，通工易市”，永州城墙及城内的公署、鼓楼，东安、祁阳及衡、郴等地共二十四处城墙均由他督修完成[65]。在长沙幕府中，黄中通青云直上，仕至广西按察使。[66]
沅州府黔阳知县茹道通，北直人，由经略洪承畴题授，顺治十五年任黔阳县令。“时地方初辟，又值岁饥，收拾凋残，民多去思。”[67]
此外，广西兴安县知县刘兆龙，字六驭，湘乡人，顺治四年贡生，“经略洪承畴荐之，知兴安县。”[68]时为顺治十五年，当地城无居民，他“召集开垦，躬稼自给。”[69]
以上除兴宁知县徐腾、黔阳知县茹道通为顺治十五年任外，其余幕僚就任各处道、府、州、县均在顺治十一、二年之间。可见当时清廷能够控制的也就是长沙、常德、衡州、郴州、永州、宝庆等地

区的重点城市，而常德、宝庆二府已属冲边地带，为“逆贼出没之地”，“贼警”不断，正是双方军事对峙的分界线所在。沅州府在顺治十五年才纳入清廷版图，在这之前，一直由南明控制，明清双方对峙的状况在此也一目了然。在清军所能控制的区域内，各地大多凋残、破碎，民不聊生，幕府成员就任之后，首要任务都是招集流亡，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同时安排战守，恢复和建立清朝的统治地位。他们为湖南各地重新纳入清廷有效管理范围，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以上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长沙幕府最初的成员，多数为洪氏从顺天、江淮、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随带或征调的幕僚[70]，湖南当地幕客极少参与活动，这固然与官员回避制度有关(华容生员杨正萃署理桂阳知县，似为应急之举。此外，只有湘乡贡生刘兆龙出任广西兴安知县。)，更与湖南经过三次反复、社会上仍然弥漫浓厚的反清风气有关，这正是摆在洪承畴面前的一个极大难题。
2、洪承畴争取士绅及扩大长沙幕府的努力
为了改变湖南地方人心不定、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抗拒心理，洪承畴确立了“今日急务，首在收拾人心”[71]的方针，将争取士绅作为收拾人心、改善形势的突破口。“至即解罗帜，礼遗逸，散薮泽之奸，人心顿定。”[72]湖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士绅的动向，稳定时局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争取到湖南士绅的合作。因此，洪承畴以极大的耐心，通过走访士绅、平反叛案、招徕入幕、推荐出仕等多种手段，对湖南士绅进行了艰苦细致的争取工作。
顺治十一年春天， 洪承畴到宁乡附近的八角庵走访原明吏部尚书周堪赓。
周堪赓，延安府同知耀冕子，年十九为诸生，天启四年、五年连捷成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堪赓在原籍，曾遁沩山僧寺，后改名换姓游历于岭表瓯海间。永历元年(1647年，顺治四年)，与郭都贤同举内阁大学士，未就。顺治九年，李定国到衡州，“堪赓与都贤、陶汝鼐立出见定国，至南岳谒庙而还。”可见周堪赓与陶汝鼐、郭都贤等均为支持南明的明朝遗民。
洪承畴到长沙后，特意打听堪赓的消息，只带着少数随从前往堪赓所在的董家村，不以坚拒为意，殷勤问候，“相持泣坐，促膝语地方疾苦甚悉。”入夜始上马离去。时间是顺治十一年三月，堪赓逝世前的一个月。当时堪赓已经卧病在床，但还是提醒洪氏注意湖南荒粮问题，“时大湖南北郡县叠罹兵燹，白骨青磷，荆棘千里，承畴疏免荒粮百十余万，民庆更生，人谓堪赓之惠云。”[73]
郭都贤，字天门，号顽石、些庵，益阳

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十五年巡抚江西，永历时以兵部尚书召。“先是，洪承畴坐事落职，先生奏请起用。”凭借与郭都贤的旧谊，洪承畴“以故旧谒先生于山中，馈以金，不受。奏携其子监军，亦坚辞。”[74]洪氏广泛地利用原来的旧关系，架起了联络士绅的桥梁。
洪氏到达长沙之前发生的一宗叛案，为他争取湖南士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陶汝鼐字仲调、燮友，号密庵，宁乡人，拔贡生。与郭都贤齐名，两人“生同里，长同学，出处患难，同时同志”，是“楚南遗献最著”者。[75]顺治十年二月，汝鼐涉及一宗复明大案入狱，“既被逮，罪不测。其长子之典间关奔走，请代父死。郭都贤为营救于经略洪承畴，乃得释。”[76]郭都贤虽然拒绝了洪氏的招徕，但为了营救朋友，不得不出面与洪氏周旋，洪氏就此打开了局面。
实际上，周堪赓、郭都贤都曾参加抗清活动，与陶汝鼐一起到南岳联络过李定国。告密者、原南明长沙府役潘正先囿于所闻，十年二月出首告密时，以陶汝鼐为首的二十多人被捕，周堪赓、郭都贤等却成为漏网之鱼。被捕者关押在长沙府狱，受到严刑逼供，受此案牵连的湖南各地人士多达百余人(或说三百多人)。原湖南偏沅巡抚金廷献对形势变化不够敏感，仍然坚持“不可不重处以靖根诛”[77]的一贯做法，在湖南大肆淫威。洪承畴上任后，秉承清廷战略收缩的意图，一反原任地方官的政策，也改变了清廷过去处理类似复明大案的常态，对此案进行出人意料的处理。
十二年五月，洪承畴公开审理陶汝鼐叛案，“坐幕府前集中士民观听讯”[78]。审讯的结果是全部释放因抗清活动而暴露的湖南士绅，而将告密者潘正先斩首，这在清初处理诸谋反大案中是个特例[79]。洪承畴之所以特别处理陶汝鼐案件，并非是他个人仁慈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由当时的战略形势决定的。此案发生后，湖南“旧绅多被系，富民悉倾其家。”[80]所涉及的士绅人数众多，影响范围极广，为了缩小打击面，极力争取各方支持力量，洪氏甚至不惜采取特殊手段（如将告密者斩首这样过激的做法），而清廷对此并无异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廷战略收缩的力度和后劲。通过这个机会，洪承畴迅速改变了对清军十分不利的微妙形势，取得了稳定局势、争取民心的主动权，这才是此案处理结果的奥妙所在。
洪承畴还以招聘入幕的方式，大张旗鼓对湖广各地的头面士绅进行争取工作。
刘亨，字康侯，湖北江陵人，是洪承畴考进士时的房师（坐师）刘楚先的孙子。洪氏出征湖广，道经江陵，“酹酒楚先墓，辟亨参谋幕府”

，刘亨称疾不从，还在房中挂上倪元镇的画像表示自己的志向[81]。
谢四新也是拒绝洪氏聘请的湖广士绅之一，洪氏到达湖广之后，“遣人请谢四新，不至，答诗四首。”内有“还乡大将师南举……姓名原是旧征辽”之句，表明自己“顽民性癖爱丘山”，坚决不与新朝合作的的心迹[82]。谢四新也与洪氏有旧，不肯改变遗民立场，拒绝了洪氏的招徕。
王嗣乾，湖南邵阳人，与兄嗣翰均为南明丙戍(1646年，清顺治三年)举人，明亡不仕，“洪承畴欲招致之，不得。”[83]北路王氏，是邵阳甲族，嗣乾与同郡车以遵、武冈潘应斗、攸县刘友光等人交好[84]，都是宝庆地区著名的遗民代表人物。
车鼎瑛，邵阳人，“车氏固邵阳巨族，当鼎革之际多逃匿深山不出。”唯独鼎瑛例外，应召至洪氏幕府任材官，并“至新化招张圣域兄弟”[85]，因此得到会同教谕的酬报[86]。
车鼎瑛前往招徕的张氏兄弟出于新化大族，与邵阳车氏旗鼓相当。张圣域，字定远，新化人，崇祯八年拔贡，累官衡州教授、衡阳、万安知县。归乡后，与兄圣型结茅严塘，教授生徒以自给，足迹不履城市。入清，“经略洪承畴遣材官车鼎瑛征之不起”[87]。张氏兄弟多人，均隐居不仕。
张圣型，字九畴，少负不羁，博洽能诗，崇祯改元恩贡，仕至连山县令。崇祯三、四年间归隐三江口，闭门课子，二十余年足迹不履城市，著有《江海长啸集》。弟圣垣、圣域、圣陛、圣都能诗善画，圣为崇祯三年武举。[88]
张圣陛，字九仪，明诸生，明末弃儒服，业医，“亦有托而逃也”。圣陛兄弟六人均以文章气节显著，被称为“高士萃于一门”[89]
洪承畴以车氏为媒，招徕张氏兄弟，可见他对湖南的世家大族是十分注意的。车氏称为“白马田车氏”，先世籍江南镇江，元末出仕广西平乐，因世乱留居当地。明永乐年间仕宦相继，景泰年间始迁宝庆，定居邵阳。车承道，万历进士，仕至浙江左参政。大任、大衡、大乘、大聘、大敬等均有功名[90]。“车氏名宿甚多，大任实为之倡”[91]。车大任与张居正曾孙张同敞为好友[92]，车以遵即为大任之子，是湖南著名遗民。大敬之孙车万育亦有名当世，其次女为洪氏推荐出仕的吴李芳子伯夔之妻[93]。
谢如玠，字二酉，为耒阳诸生，慷慨轩昂，具经济才。“以兄如珂殉难崇祀，遂益自砥砺。岁甲午经略洪承畴以币聘，将提请授官，玠以老固辞。”[94]甲午就是顺治十一年。
龙孔然，字简卿，湘乡人，明末诸生，隐居不仕。入清讲学为生，多所造就。“经略洪承畴欲留幕内，力辞归。” [95]所著《拯湘录》、

《堕粮逸案》，“皆深切时务”[96]。
洪承畴曾想延揽入幕但没有应召的湖南士绅还有善化李先登[97]、耒阳伍岱[98]等人。
洪氏或亲自走访，或派幕僚出马，以极大的努力游说湖广士绅，结果屡屡碰壁，遭到冷遇，大批人士拒绝入彀。可见，湖广士绅中遗民风气盛及一时，抗拒心理依然严重，这就是抗清武装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也是清朝统治势力难以深入湖南的根本原因。只有淡化、乃至消除湖南士绅的抗拒心理，“收拾人心”才有希望，这也是清军站稳脚跟的前提。所以洪承畴将争取湖南士绅作为稳定局势的突破口，是十分必要的。
推荐出仕，是洪氏争取湖南士绅的又一手段。
吴李芳，字茂孙，茂生，邵阳人。邵阳吴氏于明嘉靖年间从江西丰城迁居南乡，也是宝庆府的世家[99]。崇祯十二年，吴李芳年十六，即中举人。他博洽多闻，通晓时务，在永历朝由监军道积官至左都御史、两广总督。返乡后，摈迹里中。洪承畴荐之出仕，“李芳固辞，而左右劝驾者嬲之不已。”洪氏的争取工作，在吴李芳身上发生了效果。他显然愿意猎取清朝功名，但为了多少摆脱以降清得官的恶名，利用自己在科举上的不足，“请以原名赴礼部试”，经应试数次，最后得中康熙三年进士，“效命兴朝”[100]。
顺治十四年洪承畴又荐举长沙人胡尔恺出仕。胡尔恺，字石江。天启七年举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安徽太平府推官。弘光时，马、阮当国，拂衣而归，乡居不仕。洪承畴认为“湖南兵火之后缙绅绝少”，而胡尔恺“恬修醇行，足为湖南风励。”[101]可见洪氏荐之出仕实寓通过争取士绅以稳定湖南人心之意，与前所述平反叛案、招徕入幕等手法同出一辙。平反叛案，是给予生活出路，推荐出仕，是给予政治进阶，招徕入幕，可以说是这两者的结合。洪氏争取湖南士绅，可谓费尽心机，结果自然不会徒劳无功。
实际上，白马田车氏、井头村吴氏、北路王氏、新化张氏等互为姻娅之簪缨世家，对湖南地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胡尔恺、吴李芳等出仕清廷，陶汝鼐、郭都贤等后来都消极避世，他如王嗣乾、张圣域兄弟、龙孔然、谢如玠等，虽然没有接受洪氏聘请进入幕府，继续隐居当遗民，但只要他们不参加抗清活动，洪承畴的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何况有些原来想当遗民的人分子后来也陆续转变政治立场，走上了在清朝考科举的道路[102]。
3、长沙幕府的扩大
在洪承畴千方百计、坚韧不拔的努力下，许多湖广士绅和外地流寓或服官湖南的人员先后进入长沙幕府，成为洪承畴的左膀右臂，长沙幕府进一步扩大。

陈宏范入幕，是洪氏争取遗民成功的一个显著例子。“洪文襄幕客陈乃锡宏范者，异人也。初为明诸生，明亡， 与陶仲调、朱子昭辈相结纳，毁家养士，志图匡复。”陈宏范本来是与陶汝鼐、郭都贤等比肩的遗民代表人物。“既知乾祚已定，乃幡然变计，佐文襄戎幕，招抚黄州山寨，论功授偏沅副将，辞归，以诗酒自娱。”[103]
湖南人邓显鹤后来专门研究了乡邦遗民的事迹，其中提到了郭都贤、陶汝鼐、车以遵、王夫之、潘应斗、王嗣乾、陈宏范等人的特点，特别指出“凡此诸家皆湖外遗民……惟陈乃锡以前明诸生，为洪文襄招抚各寨，荐授副将，不受，归。林文忠题其手书五言诗卷云：将军揖客相逢晚，莫救松山十万哀。”[104]陈宏范以遗民身份进入长沙幕府，不论其动机何在，接受洪氏指令，招抚黄州山寨的抗清武装，还曾以功荐授副将，这是不争的事实。
张大德，字克明，善化人，幼颖异，研通经义及星相韬铃，为巡道赵详星参谋，“经略洪承畴访知，凡举大政必令同赵至幕府商决”，后赵详星带着张大德赴任滇黔，以军功升任守备，坚请归养。[105]无疑属长沙幕府的智囊人物。
曾启先，字嗣贤，湘潭人。原为何腾蛟部将，崇祯帝授予他明威将军的称号，“经略洪承畴南征，辟至幕下，从征罗部、铁溪诸城，启先单骑走谕，降其众。”洪氏荐之任安顺知县，以母老辞归。[106]
邹卓明，江西吉水人，明儒邹元标之孙，崇祯十三年进士德淇子，顺治间以恩荫授常德卫指挥。“为人有机略，敦行好义，从经略洪公承畴开辟楚南，多所赞画。”[107]
彭而述，字子篯，号禹峰，邓州人，明崇祯十三年进士，授阳曲知县，丁母忧，终明之世未仕。顺治初，英王阿济格南征，曾授分守永州道，后以地方失陷落职，“往来宝庆为寓公最久”[108]，后归里。顺治十三年，在尚书王永吉的推荐下，进入洪氏长沙幕府，“片语倾动洪丞相”[109]，“遂命而述参其军事……绘黔楚山川形胜并战守方略井井”[110]，得补衡州兵备道，后升湖广分巡上湖南道副使，管云南右布政事，卒于左布政职。
刘自烨，字鱼计，号杜三、鸾佣，攸县人，明崇祯九年举人[111]。为人豪侠，富有才气，曾献计助明朝官军剿灭农民起义军[112]。顺治十三年，在长沙幕府与彭而述相交[113]，后任推官，以裁缺改补沙河知县，居官有声，升行人，未任卒。著有《香山草堂诗十种》、《南园杂述》、《批注李文正乐府》、《胥抄》等[114]，并纂修了清朝第一部《攸县志》。康熙以后改名友光。
周应遇，号鹤泉，善化贡生。“入经略洪承畴幕，题补

云南迩海道，在任三年，以清廉著，未几归。”[115]而他原来的身份是“伪投诚按察司”[116]，可见周应遇原服官永历政权，后降清进入长沙幕府。
与周应遇情况相似的还有廖文英。廖文英，广东连州贡生，崇祯年间曾任南康府推官[117]，在南明，仕至巡抚。顺治十一年降清，为洪承畴“效用军前”。次年被“委往湖南两粤交界八排瑶山地方安抚瑶目人等。山深人众，各就安插，取有归顺甘结。”升任衡州府同知[118]。投诚人员进入长沙幕府，人数众多，档案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材料，洪氏利用他们熟悉南明内情的优势，从事分化、瓦解抗清武装的工作，颇见成效。
郑斌，沅州人，顺治时官教授，“十五年随经略洪承畴恢复沅州，改擢本协副将。”这时，清军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对于苗民中仍存在武装抗清的现象，郑斌“威惠交济，苗民皆安生乐业。”[119]
王钟，字价生，四川垫江诸生，“多智略，强记诵，随经略洪公平定云南，檄致山林，安辑苗瑶。”[120]王钟虽是四川人，但因流寓湘乡，得以进入长沙幕府。
周之翰、张大慧、张大奇，三人与邵阳车鼎瑛同时“以事经略得官”。周之翰，新化人，以功任广西昭平知县；张大慧，武冈人，生员，官贵州永从知县[121]；张大奇，武冈人，洪氏荐任云南嵩明州知州[122]。以上人员大都是洪氏招抚、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得力助手。
罗君聘，字文奎，湘阴人，顺治中从大学士洪承畴经略湖南、云贵。当清军三路大兵到达云南时，粮饷运输跟不上，不得不分驻宜良、富民、姚安等处就粮，洪氏“以君聘督转运，有成劳，檄授姚安通判。”[123]
彭应，字钦约，石门人。顺治时效用广东，擢广西千总。“奉经略洪委，运粮有功，改升庆远府沙池州州同。”[124]这是两位熟悉地理方位、道路布局，专门承担粮饷运输重任的幕客。
傅有钟，会同人。“经略洪承畴称其才猷练达，智识明敏，授中军都司职，后随征有功，授参将。”[125]
梁国豹，字腾云，耒阳人。“少有勇略，顺治五年洪阁部驻衡，招集勇敢进剿滇黔，应命随征有功，题授副总职衔。”[126]他们都是幕府中的武士，或出身名门，敦行好义，或英勇机智，明敏练达。他们的入幕，无疑使洪氏遽得劲助，如虎添翼。
这些新加入长沙幕府的成员，大都在明朝已博取功名，且各有所长，不是能征善战的果敢之士，就是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有的还在南明身居高位，是抗清队伍的中坚分子。他们转变立场，进入长沙幕府，也许各有不同动机，或为追求进一步功名，或者为有所作为，但无论如何，洪氏的

感召也起了不小作用，说明招抚策略还是成功的。他们进入幕府，承担各种战略任务，不仅直接削弱、瓦解了抗清武装的有机组成力量，还以他们身体力行作为社会上普通民众的观瞻马首，打击了抗清武装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成为洪承畴实现其既定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
注释：
[42]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60页,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铅印本。
[43] 《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98页，顺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44]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第23页，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第二次印刷。
[45] 《明清史料》辛编，第十本，第959页，崇祯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兵科抄出山西泽州沁水县贡生张道澄奏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影印本。
[46] 盛元：《南康府志》卷12，《职官一·文职·国朝》栏目：有“张道隆，顺治间任，沁水拔贡”，此张道隆即为张道澄之误，同治十一年刊本。
[47] 《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顺治十二年十二月《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5册，A25－35，顺治十二年十二月（日不详）之八《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就近委补有司》。
[48] 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第九《官师传·蒋应泰传》。
[49] 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县年记·清》。
[50] 《明清档案》第32册，A32－132，顺治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之三《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补湖南厅县官员》，《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81页，同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51] 王余英：《重修宁乡县志》卷7《职官志·名籍·国朝知县》，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52] 王余英：《重修宁乡县志》卷7《职官志·名籍·典史》。
[53] 白　：《湘潭县志》卷16《秩官》；卷17〈名宦附流寓〉，乾隆四十六年重修本。
[54] 《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52页，顺治十二年十二月《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5册，A25－35,顺治十二年十二月（日不详）之八《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就近委补有司》。
[55] 《明清档案》第25册，A25－35,顺治十二年十二月（日不详）之八《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就近委补有司》。
[56] 白　：《湘谭县志》卷17《名宦附流寓》。
[57]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52页，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4册，A24－16，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补湖南有司》。
[58]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52页，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明清档案》第24册，A24－16，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补湖南有司》。
[59]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86页，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33册，A33－145，同日之一《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补湖南佐领官员》。
[60]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86页，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33册，A33－145，同日之一《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补湖南佐领官员》。
[61] 李桓：《耆献类征初编》卷249《僚佐一·朱瑛》，第23页,光绪十年湘阴李氏刻本。
[62] 范大桂：《汝城县志》卷19《政典志·武备》，民国二十一年刊本。案：洪承畴驻节长沙应为顺治十一年。
[63] 黄榜元：《兴宁县志》卷11《秩官·政绩》，《秩官·知县》，光绪元年刊本。
[64] 吴拱世编：《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98页，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报明楚粤侯任道府官员仰祈敕部酌用事密揭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1月版。
[65] 黄任：《泉州府志》卷50《国朝循绩·黄中通》，乾隆二十八年修，民国十六年补刊本；宗绩辰：《永州府志》卷13《良吏传·黄中通》，道光八年刊本。
[66]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94页，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及《明清档案》A35－64同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补湖广藩司》。
[67] 张扶翼：《黔阳县志》卷7《秩官·知县》，康熙年间刻本。
[68] 黄楷盛：《湘乡县志》卷17《人物·宦业》，同治十三年刊本。
[69] 张雄图：《长沙府志》卷30《人物·国朝·刘兆龙》。
[70] 《清世祖实录》卷76，顺治十年闰六月辛巳条记载，有随行旗下官李本深等87员与洪承畴一起参加陛见。《明清档案》第31册，A31-76，顺治十四年正月十四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预补营将》也提到洪承畴随带出征的旗下官员有96人，其中一半多均在湖南等地得以补授实缺。又《明季南略》卷16，第521页记载洪氏离开北京前“随行官一百二十员俱引见”，稍有参差。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版。看来，洪氏从北京出发，随行官员近百人。
[71] 《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72页，顺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洪承畴《楚省藩司甚重员缺得人为要谨就近拟补仰祈敕部覆议事揭帖》。
[72] 易文基：《长沙县志》卷16《名宦·洪承畴》。
[73] 以上未注明出处者，均见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第十，《先民传十·明周堪赓》。
[74]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45，《遗逸·郭些庵先生事略》。
[75] 《国朝

先正事略》卷45，《遗逸·郭些庵先生事略附陶汝鼐传》。
[76] 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县年记》。
[77] 《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湖南生员举人翰林等投靠农民军进行抗清斗争及其失败情形》（顺治十年六月金廷献揭帖），第24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78] 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第三十《密庵先生陶汝鼐》，“日华歌(有序)”附录，道光二十三年新化邓氏南村草堂刻本。
[79] 关于此案具体情况，可参见何龄修《湖南的抗清复明运动与陶汝鼐案》一文，刊1997年《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80] 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县年记》。
[81] 杨承禧：《湖北通志》卷154，《人物》三十二，《隐逸传》，民国十年湖北省公署刻本。
[82]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5，《经略洪承畴纪略》，上册，第13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3月版。
[83] 黄文琛：《邵阳县志》卷9，《人物上·政学·王尚贤附》，光绪二年刊本；姚柄奎：《邵阳乡土志》卷1，《历史·耆旧·王尚贤附》，光绪三十三年刊本。
[84] 黄文琛：《邵阳乡土志》卷2，《人类·氏族·北路王氏》；邓显鹤：《宝庆府志》卷125《胜朝耆旧传十三·遗民》。
[85] 邓显鹤：《宝庆府志》卷140，《国朝耆旧传》十五《才俊》。
[86] 孙柄煜：《会同县志》卷8，《秩官·教谕》载:“国朝车鼎瑛，邵阳人，顺治十五年任。”光绪二年刊本。按：实际上，会同教谕是个小官，可见酬报并不丰厚。
[87] 邓显鹤：《宝庆府志》卷125，《胜朝耆旧传十三·遗民》。
[88] 刘洪泽：《新化县志》卷17《人物·遗民·张圣型》，同治十一年刊本。
[89] 刘洪泽：《新化县志》卷27《隐逸·张圣陛》。
[90] 姚柄奎：《邵阳乡土志》卷2《人类·氏族》第21、171页。
[91] 黄文琛：《邵阳县志》卷9《人物上·政学·车大任》。
[92] 黄文琛：《邵阳县志》卷10《杂志·流寓·张同敞》。
[93] 《沅湘耆旧集》卷127《国朝耆旧传一》页四熊赐履所作墓志铭。
[94] 宋世煦：《耒阳县志》卷6《人物志·隐逸·国朝》，光绪十一年刊本。
[95] 张雄图：《长沙府志》卷30《人物·国朝·龙孔然》。
[96] 黄楷盛：《湘乡县志》卷18《人物·儒林·龙孔然》。
[97] 张先抡：《善化县志》卷23《人物·李先登》载：“李先登，号文岸，性敏嗜学，诗古文词俱佳。由崇祯岁贡授湘乡教谕，督师何腾蛟擢军前监记，以养母辞归。国初诏求山林隐逸，偏抚金、经略洪征聘俱不就。家

居教子弟，扶进后学，周烈、王琼辈咸出其门。”光绪三年夏刊本。
[98] 宋世煦：《耒阳县志》卷四之五《武功·实任》载：“伍岱，字任吾，娴武艺，顺治四年洪阁部驻衡，见而奇之，题请授以沆州副总，力辞归。”案：文中顺治四年有误，实为顺治十二年。
[99] 姚柄奎：《邵阳乡土志》卷2，《人类·氏族》页23。
[100] 邓显鹤：《宝庆府志》卷127，《国朝耆旧传一·吴李芳》。案：吴李芳并非顺治十八年严我斯榜进士，而是康熙三年的进士。
[101] 易文基：《长沙县志》卷17，《政绩·经略洪承畴荐举疏》。
[102] 刘谦：《醴陵县志》卷8，《人物志中·人物传三·廖志灏》载：“相传志灏尝与湘衡遗民往来谋光复，顺治间何腾蛟、李定国先后据衡州，各地纷起响应。志灏于山中秘造兵器，畜鹅鸭数千头于池，以乱其声。及明师败退，乃深自韬晦，辟舍治易，得免于祸。”后为“康熙间贡生”，廖志灏以顺治年间抗清中坚分子到康熙间贡生的转变，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103] 郭则沄：《十朝诗乘》卷2，页29，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2月影印民国二十四年刊本。查易文基：《长沙县志》卷18《选举·贡士·国朝》有“陈宏藩”其人，怀疑即陈宏范。但陈宏范为明朝诸生，待再考。
[104] 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第1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
[105] 张雄图：《长沙府志》卷30，《人物·国朝·张大德》；光绪《善化县志》卷23，《人物》大致相同。
[106] 周秀英：《湘谭县志》卷27《人物四·政绩传·国朝·曾启先》。
[107] 贺奇：《常德府志》卷8《人物志·流寓》，康熙年间（北图善本室目录记为康熙九年刻本，恐怕不确。卷9《艺文志》第68页《详革里夫重修沿江花猫各堤碑记》提到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十二日的时间，可见非康熙九年所刻。）刻本。刘凤苞：《桃源县志》卷6《兵刑志·兵制》，光绪十八年刊本。
[108] 邓显鹤：《宝庆府志》卷126《耆旧传·隐逸·彭而述》，道光二十九年修，民国二十三年重印本。
[109] 彭而述：《读史亭诗集》卷9《张晦先柱史歌》附真定张纯熙《送彭禹峰先生应诏赴都门歌》，康熙四十八年彭始博刻本。
[110] 王士俊：《河南通志》卷59《人物三·国朝·彭而述》，民国三年重刻本。《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88页，顺治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34册，A34－51，同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调补湖南道府官员》。
[111] 刘自烨：《攸县志》卷4，《选举》，《乡举科·明·刘自烨》，北图藏顺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