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题清地司的达实讼问看代方法表与践(精)

妇和讼师》 ， 见高道蕴等《 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 ， 清华大学
其次， 地方官出于地方治理需要的考虑， 慎待讼师。 有学者对古代讼师的出身和来源进行了研究， 发现人仕 不畅的士人是讼师的庞大的后备军。（ 党江舟： 《 中国 传统
讼师文化研究》 ，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 ０ ３ 年， ０ 第９ １ 页）
出 版 社２ ０ ４年 ０ 版， 第５ ２一５ ５ ８页） ７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夫马
进关于讼师的研究结论 ： 讼师具有与地方官表面上的非 难完全不同的存在意义。（ 夫马 进： 《 明 清时 代的 讼师与 诉讼
制度》 ， 见滋贺秀三等《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 ， 北京：
所谓士人， 就是有功名或读书识字的人， 这些人也被称 为乡间的绅拎。汪辉祖坦言， 在他惩治了讼师黄天桂并 张榜告示之后 ， 宁远的拎士皆改前非， 再无以身试法者。 （ 汪辉祖： 《 病榻梦痕录》 ， 第１ ９９ 页） 由此可见汪辉祖也认为 讼师中绝大多数是绅拎士人。而第二次诬告汪辉祖的
情， 理曲， 即为和解之， 若理直， 虽上官不能抑也， （徐柯： ’ 《 清稗类钞》 第三册， 中 华书局 １ ９ ４ 年版， ８ 第１ ０ ４ ７ 页） ， 表现出 一定的追求公正的素质。书中还记录了一位声名远播 的讼师， 他的刀笔生涯中有三不管： 一是无理不管。理 者， 讼之元气， 理不胜而讼终吉者未之前闻。二是命案 不管。命案之理由多隐秘繁啧， 恒在常理推测之外。死 者果冤， 理无不报； 死者不屈， 而我使生者抵偿， 此结怨 之道也。三是积年健讼者为讼油子， 讼油子不管。“ 彼 既久称健讼， 不得直而乞援于我， 其无理可知。我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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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讼 师 问 题 看 清 代 地 方 司 法 的 表 达 与 实 践
高峰雁
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他专 攻法家之学， 先后做了３ ４ 年的幕僚， 遍历江浙两省 １ ４ 个州县的地方衙门。 从乾隆五十二年开始， 他先后在湖 南宁远、 道州等地做过几年州县官。任职期间， 他关心 民间疾苦， 鼓励发展生产， 教化民风， 崇尚节俭， 兴修水 利， 创办学院； 处理民间纠纷和诉讼案件时， 力主审慎公 允， 深得民心， 有“ 廉明听正” 之称。当其回乡经过宁远 时， “ 民空邑走送境上， 老幼泣拥， 舆不得行” 。（ 瞿兑之：
避害的选择所造成的。
士， 胜于一邑有好官， 谓其情更亲而机方顺也。 ” （ 刘衡：
《 州县须 知》 ， 见《 官 篇书 集成》 第六 册， 第ｎ ６ 页） 因此， 绅拎士 人是地方官依赖的地方势力和拉拢的对象， 而不是打击 的对象。所谓“ 绅士为一方领袖， 官之毁誉多以若辈为 转移， （何耿绳： ’ 《 学治一 得编》 ， 见《 官哉书集成》 第六册， 第７ ６ ０ 页） ， 正是道出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士阶层素质良芳不 齐， 有些士人“ 横行不顾， 鱼肉小民， 官司略以三尺绳之，
辉祖： 《 学治脸说》 ， 见（ 元） 叶留等： 《 为政善报事类》 ， 岳麓书社
便诽谤评害， 理不可喻， 法不可行， 此最难处” ， 所以地方 官对他们采取“ 内不失己， 外不失人” 的谨慎态度。（ 郑
端： 《 为官须知》 ， 岳麓书社 ２ ０ ３ 年版， ０ 第４ ３ 页）
另外， 在书面表达中， 不良讼师的行为被夸大了， 实
《 汪辉祖传述》 ， 商务印书馆 １ ９ ３ ５ 年版， 第９ ５ 页）
力度。乾隆元年， 吏部议覆御史毛之玉条奏定例， “ 讼师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 乾隆帝派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傅森到宁远祭告舜陵， 刚进宁远境， 就有人将状词暗中扔进钦差大臣的源自子里。呈状人 自称赵司空 ， 告的是本
县知县汪辉祖， 状中罗列他“ 不理民事、 不禁盗贼、 纵恶 殃民、 浮收钱粮” 等十款罪状。这位傅公一到公馆， 便向
态度， 与书面表达中对讼师的厌恶与严厉态度呈现出明
本。法律有“ 教唆词讼” 律， 专门用来惩治讼师， 同时不 断增加条例， 严格规定地方官的相关责任， 加大打击的
显的偏差， 这与施政环境、 个人素质以及案件 自身情况 等都有关系。从汪辉祖两次被讼师诬告， 我们可以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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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态度背后的原因。 首先， 地方官出于 自身政治安全考虑， 慎治讼师。 汪辉祖被讼师诬告都发生在他上任三年之后， 这时汪辉 祖的官声已经通省皆知， 不是一个匿名诬告所能撼动 的。如果在到任一年之内就出了这样的岔子， 汪辉祖想 行善政恐怕也没有了机会。在清代， 《 吏部则例》 、 《 六部 处分则例》 和《 大清律例》 为官员规定了详尽的惩处内 容， 从个人品行到工作细节，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纸漏都 有可能受到行政甚至刑事处罚。汪辉祖认为一个人如 果奉公执法、 节用爱人， 就会避免犯侵贪挪移、 滥刑枉法 等私罪， 但是即使一贯谨慎行事， 也难免会犯公罪。因 而他感叹“ 州县官如琉璃屏， 触手便碎， 诚哉是言也， （汪 ’
事， 而实际上地方官承办的案件中有三分之一为民事案 件， 民事案件在实践中是国家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黄宗智： 《 清代的法律、 社会与文化： 民 法的表达与实 践》 ， 上 海书 店出 版社２ ０ １年版， ０ 第１ ２页） 再比如， 法律规定， 对民事案件的败诉方处以严厉的刑罚， 而实际上地方官 在民事案件中很少动刑， 即使对三令五申要严厉惩处的 诬告行为， 地方官也多用教谕代替惩罚。司法体系中内 在与外在的诸多不一致， 实际上是不同的利益集团— 国家、 官员、 民众根据 自身需要与所处环境而做出趋利
２ ０ ５ 年 版， 第１ ３页 ５ ） 。 在这样的情况下， 减少为政风险就
成为地方官不得已的选择。对于讼师这样一类具备一 定知识和智慧的人， 惩办起来是有很大难度的， 处理不 当就会给地方官增加风险。有地方官员用自己的经验 告诫同行和属下， 讼棍难治， 非有确实凭证不可轻举 ， 因 为“ 讼棍多刁滑， 略有可乘之隙， 伊即砌词上控， 叠告不 休， 若经提讯， 与地方官势不两立， 毕力相斗， 讯结愈难。 至各宪严檄频催， 委审官希图了结， 不得不曲为开脱， 反 使地方官难以为情而肘腋间树以仇敌” ， 所以“ 不得不慎 之于始” 。（ 文海： 《 自 历言》 ， 见《 官蔑书集成》 第六册， 黄山书 社
陪祭的衡永道世公打听汪知县的官声如何， 世公说他勤 民治匪， 为湖南第一好官。好在这位钦差大臣沿途体察 民情， 也听到不少赞誉汪知县的话， 于是免于深究， 将诬 告书交到了汪辉祖的手里， 听其自 行裁决。汪辉祖通过 对比笔迹， 认出这状书出自 三年前被 自己严厉惩治过的 讼师黄天桂。黄天桂在宁远做讼师已有些年头， 此前的 几任知县都不敢究惩， 汪辉祖上任后依法对他进行严 惩， 不料他怀恨在心， 趁着钦差大臣路过的机会伺机报 复。对于这次遭遇， 汪辉祖在 自传中也只能暗自慨叹， 并未记载对诬告的讼师有什么进一步的究查。一年之 后， 又有一名讼师陈禹锡勾结道州拎户二十余人， 诬告 汪辉祖加派浮收。汪辉祖调署道州时， 为惩治他的包讼 行为， 曾“ 怒批其颊” 。诬告的讼师是否得到惩罚， 没有 记载， 不过这次诬告被一位意欲弹劝汪辉祖的桌司利 用， 为弹劫增加了一条罪状。（ 汪辉祖： 《 病榻梦痕录》 ， 台 北
１ ９ ９ ７ 年版， 第７ ２ １ 页）
而助无理， 是自 取败也。 ” （ 徐 柯： 《 清稗类钞》 第三册， 第１ １ ９ 。
页 ） 对于这样不欺天、 不亏理、 不逆人情的 讼师， 地方官完
全没有必要予以惩治。有学者通过对清代法律的研究 发现， 生活中的弱者经常需要讼师的帮助， 来共同挑战
社会与法律等级制， （ 麦柯丽： 《 挑战权威 — 清代法上的 寡
师鼓噪， 讼师“ 屈人之杖 ， 枉人之刑， 费人之财 ， 杀人之 命， 其为害何可胜言” ， 因此严惩讼师是“ 清讼源” 的根
求迅速结案的一种办法。即使对于真正教唆词讼或代 人捏写诉状的人， 地方官也并不以刑律惩处， 重者以答 杖责处， 轻者则以各种理由曲为开脱。袁枚的判犊中有 这样一案： 王万年听说姐姐的儿子不孝， 怂恿姐姐告子 许逆， 实则垂涎姐姐家的财产。姐姐不忍， 后来母子和 好。王万年见唆讼不成， 就自 行出面， 代姐姐告子许逆。 王万年虽非讼师， 其行为正符合律例中对讼师行为的描 述， 袁枚在痛斥其险恶用心之后， 话锋一转， 结语竟然是 “ 姑念事出有因， 从宽免责” 。 （ 同 上 书， 第６ ３页 ） 地方官在司法实践中对讼师问题的谨慎甚至宽纵
份 有 限 公 司２ Ｏ １年 ０ 版， 第１ ８页 ５ ） 类似这样的 判决词在其他
判犊中也时常出现， 是否真查， 不得而知。这种将责任 推卸到所谓的讼师身上的判案手法， 倒更像是地方官力
这两起诬告案都与讼师有关。讼师， 即时常被蔑称
为讼棍的人。 清代官方舆论对其可谓口 诛笔伐， 通常用 教唆词讼、 颠倒是非、 混淆曲直、 串通衙蠢、 欺压良民、 恐 吓诈财等贬斥之词来描述讼师的行为。他们认为， 平民 百姓根本不愿涉足诉讼， 民间之所以讼事繁多， 均因讼
广文书局 １ ９ ７ １ 年版， 第１ ９ ７ 、 ２ ２ ０ 、 ２ ３ ２ 页）
教唆词讼， 为害扰民， 该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缉者， 如止系 失于觉察， 照例严处。 若明知不报， 经上司访拿， 将地方 官照奸棍不行查拿例， 交部议处” ； 乾隆七年刑部定例， 地方官在查禁讼师秘本方面有失察行为者， 分别次数交 部议处； 乾隆三十九年又规定， 京控中如果出现诬告情 节， 原审官若查实有讼师唆使， 定要严行追究， 失察之地 方官从重议处。（ 薛允升： 《 读例存疑点注》 ， 胡星桥、 邓又天 编， 中国 人民 公安大学 １ ９ ９ ４ 年版， 第７ ２ 页） ０ 这样严格的立 法， 对讼师可谓步步紧逼， 给官员的压力也是不小的。 但在司法实践中， 对讼师的惩罚远不如表达的那么 严厉， 清代地方官的判犊中很少提及讼师， 真正对讼师 的惩罚也非常有限。汪辉祖 自己说， 他在宁远为官期 间， 所惩治的讼棍就只有黄天桂一人。再以号称“ 清初 第一良吏” 的于成龙和“ 到处有善政” 的袁枚为例， 他们 都是公正廉明、 善于断案的能吏， 应该是知晓律例并严 格执行律例的典范。但是在他们判犊中的 ７ ６ 件案例 中， 提及讼师的只有一次， 还只是怀疑有讼师参与。于 成龙在处理一桩耕牛踩坏邻人豆地引起的案件时， 认为 两造在接受地保调处意见后又翻控到县， 一定是有人从 中唆使， 以谋渔人之利， 结语是伤令手下继续严查唆讼 者。（ 襟霞阁： 《 清 代名吏 判犊七种汇编》 ， 台 北老古文化事业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