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边疆民族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最近出版了王柯博士的新著《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这是一部了解中国民族问题的好书，因此，笔者愿意不揣浅陋，把它介绍给大家，以引起学界的关注。本书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关系。本书的目的，是要通过研究各个时代的民族关系和各个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追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探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时代的继承演变，并进而思考近代民族问题发生的原因。该书在研究的方法论上，更加接近于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它的研究对象集中在各个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组织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策决定过程和政治行动过程，由此而揭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悠久历史和宏大的思想认识。过去虽然也有过探讨历代王朝民族政策的著作，但是因为多属合著，每个著者负责一个时代，因而不免片面。本书的研究跨越上下三千年，探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及其思想的历史连贯性。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实践。不过所谓三千年，那也只是个大背景，我认为，该书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最后的落脚点：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建设和边疆民族问题，这无疑是本书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该书的价值所在。研究历史无疑是为现实服务的。

（一）

“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

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追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探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时代的继承演变，我们能够发现大量的事实，这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民族问题，也有许多启示。《民族与国家》一书认为，中国初期的国家结构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下”思想。天下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容。天下思想在解释了“中国”在“天下”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的同时，还规定了周边民族在“天下”体系中所出的位置。从方位上“天下”可分为“中国”与“四夷”两个部分，而在人们共同体的层次上，“天下”又可以分为“华夏”和“蛮、夷、戎、狄”两个部分。“天下”自始至终被设定为一个多民族的天下，这就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2）因为受到与周边民族关系问题的困扰，尤其是战争，所以，中国在先时期就产生了敌视和蔑视夷狄的思想。然而，依据“天下”思想，“天下向化”，“四夷宾服”，才是天下的本来面目，才是“天子”统治的正当秩性。到了汉代，这种思想在儒教正统中得到了强化。因此，中华帝国从其建立之初，就采取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模式，中国历代王朝也始终继承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中国从初期国家起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个事实使古代中国的民族思想很特别。中国最初的民族思想既不是人种，也不是地域，而是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为代表的文明方式，所谓的民族共同体，就是文明共同体。以文明方式区别民族的意义在于，它将民族属性看作是后天变化的属性。（3）中国多民族

统一国家之所以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不断发展，就是因为它坚持了一种文化统治的策略。例如，在五胡十六国时代促使“胡人”采用中原汉人文化是建设政权的需要，通过政治制度的中华王朝化、文化制度的儒学化、经济上的定居农业化缓和社会组织的地缘化，许多非汉的族群也随之汉化。汉、唐、明等王朝，基本上没有依靠武力向外扩，而是靠文化的力量来感召夷狄。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之所以能够吸收诸多民族并且保持了社会稳定，主要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多重型的结构，并且按照中国周边各个民族集团在这个“多重型天下”中的地位，赋予他们相当的权利和义务。（4）“天下”的结合原理是一个以“礼”为核心的文化结合原理。因为在政治、文化上，“蛮、夷、戎、狄”与王朝疏远，所以在天下体系中的地位就要低于“中国”部的王畿与各诸侯国。但是，按照“礼制”，在天下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也就不同，对天子的服从关系也就不同。中华王朝对于进入其体系的异民族社会，并不要求他们实行与“中国”同样的制度，也不要求他们立即接受中华文明，同时也不实行直接的统治。只要它们承认王朝的主权，就可以像汉唐那样，在民族社会中建立只象征中央政府的统治权，但并不具有直接行政权力的“都护”“都督”，或像明那样建立土司制度，承认民族自治的权利，实行见解的统治。在对于周边民族来说中华文明具有强烈向心力吸引力量、中华王朝强盛

时代，这种既能保证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又能保障周边民族利益的体制，促进了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

中华王朝在“多重式天下”的原理下对少数民族实行间接统治的同时，一定要向他们指出“中华化”“地化”的大方向，这是消除民族歧视的最根本的方法。但是，清王朝的民族政策，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实行的民族隔离政策，是中国近代发生民族问题的历史根源。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朝在一系列忧外患的情况下，放弃了它的民族政权的性格，逐渐向纯粹的中华王朝发展，并开始向周边少数民族灌输“中国人”的意识，但已经晚了。清王朝统治蒙古、、和的思想和政策，具有狭隘的民族性，它阻碍了藏族、维吾尔、蒙古人民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意识，这是近代中国民族问题发生的直接根源。又由于近代欧洲文明的扩，中国国家衰落，中华文明对周边民族来说已经不再是唯一具有吸引力量的文明了，这时再让周边民族建立“中国人的意识”已经太迟了。传统的“多重式的天下”是以中华文明的独尊地位为前提的。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清王朝将边疆作为中国屏障的思想开始露头。这种对边疆价值的认识背离传统的中华文明注重当地原住民文化利益的做法，激起民族社会的动荡，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当年被清朝列为蕃部、与中国地相隔离、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正式当代民族问题的热点地区。